2007的11月，我收到台湾《秋水》诗刊主编凃静怡来信，提到文晓村先生因病重住院，十分危急，并说她和诗友们都曾到医院看望和慰问。我得此消息，很是震惊，因8月在“青海湖国际诗会”上我们还见面交谈过。多年来他身体不是很好，我是知道的，“青海湖国际诗会”前他决定偕夫人来参加，从台湾给我打过电话，咨询青海高原气候环境情况。我说西宁海拔不到3000米，我曾去过没什么感觉，文晓村先生心脏不好，我建议他可提前飞郑州或西安，甚至兰州，然后转乘火车到西宁，这样有个适应过程，也许更为保险。到西宁见面时，他告诉我为赶时间，他还是直飞西宁的，并没什么问题。会议活动期间，我见他一切如常，有说有笑，到贵德等地参观时，曾翻越过近4000米的高山公路，也没有什么不适，怎么回到台湾不久，就病倒了呢？我在给凃静怡回信时，希望她再去看望文晓村先生时，转致我的问候。但不久就传来噩耗，文先生竟没能再走出医院，没想到我们在青海湖的见面，即成永别了。

    记得1989年8月文晓村先生到大陆访问，曾到《诗刊》社和我们座谈，谈及他老家在河南偃师，后来参加志愿军赴朝，不幸在战斗中失利，他们少数人在深山坚持了近一年的艰难时日，最后被俘被遣往台湾，以及后来得到自由后，他就投身教育，写诗，并创办《葡萄园》诗刊等情况。他讲了很长时间，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对我们这些没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他就是一个传奇人物，深感敬佩。后来在重庆、贵州、马鞍山、大理等许多诗会他都被邀请来参加，我们都见面交谈过，相处也十分欢愉。他的一生经历在后来出版的《文晓村自传——从河洛到台湾》里都有详实的记载。他的人生经历坎坷曲折，从战争、苦难、到文学，备尝艰辛。这部著作曾在台湾和大陆出过两个版本，他都亲笔题字签名赠送过我，成为我的珍贵收藏。

    文晓村先生在文学上的贡献是突出的，特别在诗歌创作发展方面，他曾提出“明朗、健康、中国”的要求，并成为《葡萄园》诗刊总体的编辑方针，在两岸诗人中都是有影响的。特别是他在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他几次组团到大陆访问，结识了许多诗界朋友。为促成大陆诗人组团访台，1997年《葡萄园》诗刊创刊三十五周年时，文晓村先生不想搞一般纪念活动，而是借此机会筹备召开一个两岸三地的诗人学者“面向二十一世纪九七华文诗歌学术研讨会”。为不与大陆庆祝香港回归活动冲突，还把会期一直推迟到下半年。为促成大陆诗人能组团参加这次活动，文晓村先生曾于7月份抱病只身飞往北京，与各方面接触磋商和协调，终于达成基本共识。我和张同吾曾到文晓村先生下榻的体育宾馆去看望他，只见他十分疲惫，满脸病容，但还是热情地和我们谈了此行的许多曲折过程并共进晚餐。对于他抱病为促成两岸诗人的交流的确心怀不忍而又充满敬意。后来得到正式邀请，定于10月初举行会议，我把论文寄出后，却又得到消息，大陆诗人访问团暂时终止成行。后来据说在会上我们的论文都是由台湾《萄萄园》诗人分别代为宣读，由一些有影响的诗人和理论家一一讲评，我的论文讲评人是诗人鲁蛟。在没有大陆诗人参加的情况下，会议仍然成功举行了。

    大陆诗人访问团未能成行到台湾访问这成为了文晓村先生的心病，而他的心脏本来不好，1998年6月心脏病又突发，自己已感到危机，竟着手写了2000字的遗嘱。但由于他的坚持和坚忍，也未做手术，在与死神握手之后又奇迹般地好转，住三个星期医院就出院回家休养了。但他仍忘不了诗歌，积极筹备“两岸诗刊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于9月26日在台北市台湾师范大学国际会议厅举行，中国作家协会在2月份即复函准备组团参加，这次就是以高洪波为团长，有我、吕进、杨牧、杨匡汉、张烨、赵恺、查干、陈绍伟、浪波、莫文征组成的11人访问团参加了会议。台湾方面参加的人很多，约300余人，我熟悉的诗人高雄的朱学恕、屏东的杜紫枫都远道来参加了会议，而文晓村、金筑、台客、赖益成以及刘建化、王禄松、向明等诗人朋友就成了当然主人，他们还一路陪同我们到台中，经中横公路，游览了日月潭、阿里山，最后到花莲再回台北，这次台湾之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主要都是文晓村先生抱着病躯，精心策划安排的结果，使我们这次台湾之行收获甚丰，除了学术交流，切磋诗艺外，两岸诗人交往增进了友谊和了解，单是诗人朋友们的送书，我们每人就不少，最后只好交由赖益成先生负责打包邮寄。我就收获了六大包诗人著作，对我了解台湾的诗和诗人，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