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同志以99岁的高龄离开了我们，这是文学界和诗歌界的重大损失，但他的人品和精神长存，让我们永远怀念他。

    提起臧克家的名字，很多普通有点文化的人都是知道的。我的一个搞钢铁研究的亲戚，他对文学界毫不关心，一无所知，但说到臧克家，他却知道是大诗人，还说毛主席都给他写过信。这是指臧克家在1957年创办《诗刊》时，因发表毛主席诗词，毛主席给臧克家写的一封信，因此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也还因为他的诗《老马》和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选入中学语文课本，老师一般都要求学生背诵，很多人即使以后和文学不再沾边，但这诗的记忆是深刻的，对臧克家也就不陌生了。

    我从读中学时起就喜爱文学，常读诗歌，学校的图书馆订有《诗刊》，每期我都是要读的，对臧克家等大诗人，心中充满了崇敬，觉得他们都是在文学的圣殿中高高在上的，我们普通的青年人都只有远远地瞻仰和崇拜的份儿。

    1975年《诗刊》复刊后，臧克家因年事已高不再担任主编了。和我们这一辈人的距离似乎就更远了，起码那时我是这样想的。没想到1978年我因调到《诗刊》工作，一下子又好像拉近了我和这位大诗人的距离了。

    当然真正与臧克家距离的缩短，是在和他的交往中。那时因工作关系，我到臧克家的家里去看望他，聆听他的教诲。但和臧克家接触中，我才感觉到，他是那么和蔼可亲，待人那么平易，完全没有大名人的架子。每次见面，他都热情洋溢，十分健谈。他由于接触的人多，信息很灵，他知道的许多诗歌界和诗人的情况，我们在编辑部都没他了解的多。有一次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艺随笔，他竟然读到，十分欣赏，给了我很大鼓励。他十分重感情，每次见面都如见老朋友，有时我去得不巧，他正在午睡，我让他家人不要叫他，但我刚在客厅坐下，他十分惊醒，听见我来了后，还是起床穿上衣服出来和我聊天。我在这种情况下总感内疚，但他却仍然一如既往地热情，侃侃而谈，有时一说就是一、二个小时，我怕影响他休息，有时只好终止谈话告辞。而每次离开他家，他都要穿上外衣，亲自送到门口，然后看着我骑上自行车，他才挥手告别。他这份真诚和友谊的表达让我十分感动。他家来访的客人很多，据说他都是这样充满热情和友好的，我知道正因如此，他才有着许多文学界和非文学界的老的或小的朋友。后来我知道，排球运动员郎平当年因住家离他不远也和臧克家交往，后来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臧克家和朋友交往，从来不会有所求。我因对他较熟悉，也出于对他的尊敬，我又在《诗刊》搞诗歌评论，很想写点关于他的作品和人的文章，但总因忙，也怕太熟悉写不好，终于没有写，但他却并没因此对我就另眼相看，这让我总感到对他有一种负疚感。

    1994年10月臧克家90岁诞辰，中国作家协会决定要搞一次臧克家作品研讨会，委托《诗刊》社具体承办。这对《诗刊》社来说是件大事，也是一件光荣任务。当时决定由副主编丁国成具体负责筹备，我因管评论协助丁国成工作。在要开会前，丁国成同志因爱人到黄山旅游，出了车祸受重伤，他不得不去安徽医院照顾护理，研讨会事就只好由我具体负责筹划安排。我和主编杨子敏商量后，从会议的地点和日程安排，以及参加会议代表的邀请等具体事宜都同作家协会秘书处和他夫人郑曼同志商量，做出细致的安排。主编杨子敏挂帅，但研讨会期间作协正有一个别的会议，他必须参加无法坐镇，除开幕式在国际饭店进行，各级领导和新闻界参加，在国务院招待所进行的三天研究会议都是由我在那里具体张罗。我深感责任重大，总怕会议开不好会有负于臧克家同志。好在参加会议的诗人、评论家都十分支持和认真，会议终于开得较为圆满，会后我写了《人品与文品的感召》的文章纪述和报导了这次研讨会的具体情况，反映较好。臧克家同志在开幕式上的《答谢嘉宾》和闭幕式上的《拉车到尽头》的发言，热情洋溢，谦虚诚挚，给大家留下极好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