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我而去，已经很遥远了。但她的音容笑貌，至今还真切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特别是母亲那期盼的眼神，还时刻激励着我，让我在生活与工作中不能稍有懈怠。

    我家原住在四川南部的沱江边上，父亲常年在外当船工，家里只有母亲一人，租住着两间茅草屋，种着很少的一点地，靠父亲拉纤赚点钱贴补着过日子。1940年的阴历10月初二，母亲生下了我。待我稍长大记事时，母亲逗着我说：“你本来应该是10月初一是牛的生日（当地这一天民间纪念牛的生日要举办牛王会），我怕你和牛一样命苦，就熬到初二早晨才生下你。”为此，我信以为真，时常跟小伙伴和喜欢逗着我玩的大人们讲述此事，也时常引来他们善意的取笑与打趣。

    我是父母最小的一个孩子。母亲生我时已是四十岁，据说我还有几个姐姐和哥哥，大都因为贫病，未能成活长大。母亲很伤心，从此就把寄托在哥哥姐姐们身上的希望转到了我的身上。

    解放后，大批农民的孩子有了上学的机会，母亲也坚持要我去读书。母亲并不识字，但她从父亲大半生在江河里奔波，最后不堪劳苦，还是两手空空回到了土地上，于是便认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只有读书才是真正的出路。对上学念书，我也特别高兴，并显示了自己的聪明。在第一学期，因上学的孩子特别多，低年级缺课本，上学却没书念。我不愿读那手抄的识字课本，竟连跳三个班，从一册、三册，最后读七册。不想到了期末，我的学习成绩还是班上第二名。母亲高兴了，从第二学期起，我就转到了区的中心小学校，算是正规念书了。

    我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就去割草，早上要早起去拾粪。在读高小时，我又开始读课外书，什么《施公洞庭传》、《峨嵋剑侠传》等等，越读越上瘾。回家后名义上去割草，实际却躲到山崖边、庄稼地里看小说，等天黑了才赶忙割点草回家应付一下。另外，我也贪玩，中午不回家，跑到镇上的工会俱乐部打乒乓球。母亲发现我回家干活少了，讲学校功课的事也少了，一次竟在我的书包中翻出了乒乓球和球拍，一气之下，把球拍摔破了。我很伤心，但从此也就更努力于功课，不敢再掉以轻心了。

    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是多灾多难的，为此没让母亲少着急和操心。有时我病了，母亲背着我，顶风冒雨，往返10多里路到镇上为我找医生。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次我到房后的土坡上去割草，草丛中一条一尺多长的毒蛇，被我的镰刀碰到后，从土壁上掉下来，在我光着的右脚的小拇指上咬了一口，吓得我大哭起来。母亲马上用烧酒含在嘴里，一口一口为我吮吸毒液。她急得脸色苍白，把我带回家后，又到地里找了许多偏方草药，用嘴嚼烂为我敷上。由于处理及时，蛇毒作用消减了不少。我这次大难不死，全亏了母亲的及时处理和精心照料，这是母亲给我的第二次生命。

    后来，小学毕业上了初中，学校在离家30多里的赵化镇。这个学校的前身是解放前的培村中学，是为纪念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刘裴邨）兴办的。因离家远，我们都住校。有的邻里乡亲劝我父母，说我已经长大了，认识了不少字，记事算账都没有问题，就不要上学了，回家也算个劳动力。在农民的眼里，我有了这些文化，也该算个人物了，可是母亲却不以为然，认定我还有发展前途的。她宁愿自己吃苦，决不能耽误了我。

    1960年，由于自然灾害，以及人为的原因，我的家乡也处在困难的时候。为了迎接高考，我很少回家。由于每天只能有3斤定量的红薯，我的身体已很瘦弱，体重只有80多斤。而家里更是贫病交加，父亲终于在我高考前夕病逝，母亲也是身患重病，她请邻居和亲戚帮忙安葬了父亲，却没通知我，说是我年轻，回家也办不了什么事，实际上是怕影响了我的高考复习。高考后我在学校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即赶回家。这时母亲已卧床不起了，我在家的一段时间心情十分沉重，也十分矛盾。母亲为我考上了大学，非常高兴，让我尽快做好准备到北京上学。我不忍心在这样的时候离开母亲，我知道母亲也是舍不得我远离的，但她却坚决支持我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