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11日晚，我们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两万余人，分左右纵队，在夜幕的掩护下，于广水、卫家店车站之间，疾速越过平汉路，向西开进。后来才弄明白，这是踏上了漫漫的西征之途。这时我仍在32团交通排当传令兵。

    我从来没见过铁路，我们部队也从来没有脱离过鄂豫皖红色根据地。当跨过平汉路的时候，我望着朝南北无限伸展的铁路，先是感到新鲜和惊奇，继而心中又升腾起一种莫名的烦恼。

    现在，我们要到哪里去呢？什么时候才会回来？这是每个红军战士都关心的大事。可是，没有人对我们讲过，问交通排和团部的几个干部，他们也说不知道。

    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我跟着前面人的脚步，急急匆匆地走着，心里却想起这几年打仗的情形。我虽然不是指挥员，但由于当传令兵，经常在首长身边，奔波于各部队之间，所以对整个作战情况，还是比较了解。记得前几次反“围剿”，我们打的是游击战、运动战，搞清敌情，瞅准时机，今天这里打一下，明天那里捅一刀，搞2 得敌人晕头转向，防不胜防。我们非常主动，说打就打，说走就走，虽然频繁的作战很艰苦，但总是牵着敌人的鼻子到处转，不断打胜仗。可是，最近半年多却不一样了，出击平汉路，围攻麻城，在黄安、七里坪、冯寿二和敌人硬拼，结果不仅不能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反而处处被动。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心中的这个疑团是过了很多年以后才被解开的。

    原来，自从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4次进攻战役取得胜利之后，张国焘头脑发热，无视蒋介石30万重兵的“围剿”，瞎说国民党军已成“偏师”，红四方面军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而是从根本上消灭“围剿”。于是，不仅没有组织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而且放弃“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正确方针和有效的游击战争经验，一再向强大的敌人实行正面进攻，和敌人拼消耗，这就导致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不得不离开革命根据地，匆忙地向西转移。为了避开前方敌人的阻拦，我们走的大多是荒野小道，走得慢；而尾追的敌人走的是公路和大道，走得快，所以敌我之间相距很近。常常我们前脚刚到，敌人后脚就跟来了，有时连饭都没做熟，敌人便围了上来。事后听说，离开鄂豫皖苏区的前一天，方面军总部曾在黄柴畈开了紧急会议，为了粉碎敌军“围剿”，决定跳出敌人包围圈，到大洪山、桐柏山与红3军配合，共同歼灭敌人，待时机合适再打回鄂豫皖。谁曾想到，我们进抵红3军活动区域时，除了偶尔看见他们写的标语和丢弃的烂草鞋以外，没见到他们的一个人。希望落空，我们的处境更危险了。部队到达湖北枣阳以南的新集地区，准备稍事休息。我们班在紧靠团部的地方找了间柴屋，刚刚合上眼，就听到外面有人喊：“敌人来了，敌人来了！”一个炊事员到村边挑水做饭，发现敌人追了上来，连忙丢了水桶往回报警。听到喊声，我们跳起身往外冲，只见团的干部正在组织部队反击。扑向我11师驻地的是敌83师，企图凭借优势装备与我决战。我们交通排在团长林维权的指挥下，飞奔到村边，抢占了一条小土坎，向敌人进行猛烈的还击。经过几个小时激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将突入的敌一个旅消灭，迫敌后退数里。

    这时，四周几路敌人包抄过来。东面，敌83师和独立34旅连着两天，向我阵地猛攻，战斗更趋激烈。有一次一股敌人突破前沿，攻到方面军指挥所附近。徐总指挥把指挥所和交通队约300人集合起来投入战斗。我们11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得悉总部被围消息，紧急命令我们团飞奔增援。我们交通排紧跟团指挥所，冒着飞蝗般的枪弹，不顾一切地向前冲，拦腰切断了进攻的敌人，阻止敌大部队向指挥所靠近，保证了总部的安全。

    就地粉碎敌人“围剿”、重回鄂豫皖已无可能，我军只好向敌防守比较薄弱的西北方向突围。我们32团担任前卫，在前面冲击开路，11月22日到达枣阳西南10余公里的土桥铺，西面有条河，河对岸敌人阵地上的机枪、火炮控制着河面。32团在团长林维权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勇猛冲杀，涉水过河。敌人枪弹打得河水哗哗作响，许多干部战士倒在河中，鲜血染红了河水。团长林维权被敌人子弹击中胸部英勇牺牲，副团长刘良善也身负重伤。经过全团顽强拼杀，终于打开了通路，保证全军胜利通过沙河和襄（阳）花（园）公路，继续向西北转进。

    为了尽速摆脱尾追的敌人，一个多星期里，全军昼夜兼程，翻山涉水，忍饥挨饿，经隆兴寺、七方岗、新野、邓县、淅川，火速向西转移。
11 月初，部队到达鄂豫陕交界的南化塘地区。这里，北面是秦2 岭山脉和伏牛山，南面是武当山，介于丹江与汉水之间，山高谷深，物产比较丰富。我们刚休息3天，吃了几顿饱饭，国民党几个师又从东、南、北三面包抄过来。总部决定继续西进，经漫川关进汉中。

    前方群山绵延，溪流纵横。为了少绕路，部队常常涉水跨涧而过。有一个夜晚一共蹚过了72道凛冽刺骨的溪水。头几次，我们脱了草鞋，解了绑腿蹚水，坚硬的沙石磨破了双脚，腿肚子被荆棘杂草拉开一道道蜘蛛网般的口子，鲜血直流，疼痛钻心。后来，干脆不解绑腿了，湿湿的绑腿，匝在腿上同样难受。11月中旬，我们部队进至鄂陕交界的漫川关东侧康家坪、任岭地区时，三面的敌人更加逼近，我军处于由康家坪至漫川关一条五六公里长的狭窄山谷中，地形对我极为不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总指挥当机立断，决心从北面敌之薄弱环节突围。经过三天两夜反复冲杀，终于从敌44师两个旅的结合部撕开了一条血路，在夜幕掩护下，人员和骡马作了伪装之后，踏着狭窄崎岖的山道，静穆快速地前进，越过海拔1600多米的野狐岭，飞抢竹林关，转而挥戈向西，踩着悬崖绝壁上凌空飞架的古栈道鱼贯西行。古栈道是在石头桩上铺着木板，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板子已经腐朽。大部队从上面过，人走马踏，窟窿越踩越多，越踩越大，天黑看不见，一些战友、马匹失足掉下了万丈深渊。在栈道一端，我看见徐总指挥手中拄着木棍，指挥部队砍树铺路，提醒大家小心过桥。深谷飞涧，山风很大，我们穿着薄薄的夹衣，一个个被冻得瑟瑟发抖。本来我已过了栈道，团长孙玉清叫我到后卫营传达一个命令，在我第二次过栈道时，被脚下一个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身子歪倒，卡在两块木板之间，险些坠落深涧，霎时间全身寒气顿消，虚汗直冒，赶紧爬起来去传达命令。部队经丹凤、龙驹寨、商县到杨家斜。这一带盛产包米、柿子，放眼望去，到处是柿树，树叶掉了，红柿子挂满枝头，在寒风中摇曳。我们连日来拼杀奔波，身上的米袋子早已空了，吃的是萝卜、土豆和红薯，饥寒交迫，看到包米和柿子，没有不眼馋的。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部队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不断教育大家宁可自己忍饥受饿，也不违犯群众纪律。因此，没有一个人去摘一个柿子，拿一棒包米。

    我们班有个郝二林，人称“郝大个子”，饭量吓人，每餐至少吃两三个人的饭。这一路上一直没吃过一顿饱饭，可把他害苦了。走到柿树边，他不敢抬头，说看了红红的柿子肚子会更难受。当时大家都吃不饱，可是为了帮助郝大个子，每个人都省出几口饭给他。一天晚上休息，他不住地叹气，我知道他又饿得受不了了，把仅有的一个萝卜给了他，他激动得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

    在杨家斜，部队休息了一下，补充了一点粮食。在向南行到凤凰嘴以东时，遭到胡宗南部队堵截，我军遂掉头北进，两天急行120 公里。到了曹家坪，全军分两路北越秦岭。

    秦岭山脉同南方的大山相比颇不相同，群山耸立，山上石头很多，水很少，空气稀薄，气候寒冷，人烟稀疏，连猴子也极少看见。这一路上没有宿过营，到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休息一阵子又走。吃的是包米、黄豆、土豆，没有时间磨碎，也没办法集体做饭，我们只好将包米棒用枪通条穿着在火上烤，或者用破锅片炒豆子，就这么半生半熟地吃。渴了趴在小河沟里喝凉水，搞得肚子很难受。

    两天后，我军进入关中平原，在王曲、子午镇击败了拦截的敌人，逼近古城西安，使得西安守敌惊恐不安。然而，为摆脱国民党军队“围剿”，我军虚晃一枪，折而西进。

    行军时我们团处于全军两个梯队之间，当接近陕西户县彷徨镇时，团长孙玉清派我带另一位交通队员王三春到彷徨镇找向导。此时担任前卫的1 营刚过彷徨镇不远。

    我和王三春从镇东南走向镇口，看到两个行走的老乡神色慌张。是不是镇内有情况？我们立即警觉起来，隐蔽前进。在街口拐角处，猛然间看到国民党部队已从另一个方向冲进了镇子；再向南望，镇东南的山上也有敌人呈散兵线展开，向镇子靠近。情形不好！敌人已经把镇子抢占了，一旦把我军行军纵队拦腰切断，后果不堪设想。我立即对王三春说：“王三春，你快往前跑，告诉前面部队，我往后跑，报告团长，要想办法把镇子里的敌人消灭掉。”我飞奔团部报告。团长当机立断，指挥2营和交通队抢占有利地形，先敌展开，向镇中敌人突然攻击。当时，我团3营还在后面。营长陈再道、营政委胡奇才听到前方枪声激烈，立即带领全营跑步前进，从镇子的另一边向镇中冲击，在一片喊杀声中，子弹、手榴弹在敌群中飞舞。这时，已通过彷徨镇的1营也折回来，向敌进攻。从一个被俘的士兵口中得知，该敌是胡宗南警备旅的前卫团，任务是截断我军西行通道，尔后配合南、北两路部队，围歼我方面军于秦岭山下。孙团长当即将这个情况报告上级，并继续指挥战斗。敌人虽然兵力、火力大大超过我们，但是由于我先敌展开，占领有利地形，把敌压缩在镇内狭小地区，使其兵力、火力施展不开，陷入被动。敌在我两面夹击之下，首尾不能相顾，大部被歼，残敌龟缩至镇东北角作垂死挣扎，企图拖延时间，固守待援。此时，徐向前、陈昌浩同志率领第二梯队赶到，组织几个团的兵力，对从南北两个方向靠拢彷徨镇外围的敌人发起迅猛攻击。这次战斗，我军毙、伤敌第1师团长以下官兵数百人，歼灭陕军一个警备旅。我们32团警惕机智，勇猛果断，歼敌一个团大部，缴枪300余支，对整个战斗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受到了总部的表扬。团长孙玉清向徐总报告战况时，提到了我和王三春，说，要不是他们及时发现敌人，情况将变得非常严重。徐总听了不住点头，叫孙团长表扬我们俩。我们北越秦岭之后，遇到东西北几面六七个师的敌人堵截，于是，再度向南翻越秦岭。此时已届隆冬，大雪覆盖着茫茫群山，使得平均海拔在两三千米之上的秦岭地区冰冷彻骨。我们着夹衣，穿草鞋。白天，顶风冒雪，艰难地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晚上，没有被子，稻草也找不到，只好互相依偎，露宿于峭壁苍松之下。最冷的时候，上级指示我们，将缴获的残破枪支拆卸，用木枪托烧火御寒。沿途人烟稀少，粮食极其缺乏，艰苦异常。自从蹚过72道水，我的双脚就起泡溃烂，水肿淤血，半个多月来天天长途跋涉，越磨越烂。夜里，双脚疼痛难以入眠。

    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越能发挥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为了征服秦岭天险，部队各级党团组织开展生动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干部随时碰头，党、团小组每天边行军，边研究班、排思想情况，讲任务，提要求，喊宣传鼓动口号，组织强弱互助。党员发挥模范作用，带头克服困难，遵守纪律，开展团结互助活动。从总部到师、团的领导干部，人人都把马匹让给伤病员骑，许多干部争着抬担架，搀扶病员。徐向前、陈昌浩等首长，每天拄着木棍和我们一起行军，了解情况，鼓舞士气。每当看到这些动人场面，部队的情绪立即高涨起来。

    经过连续9天行军，翻过9座海拔2000至4000米的大山，通过老君岭、厚珍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进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徒涉寒冷刺骨的汉水，进驻上元观地区。至此，红四方2 面军把敌人的追兵甩在秦岭和汉水以北，终于摆脱了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部队群情振奋，心情舒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