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我还不满14 岁，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这时，我的家乡已经成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即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为了保证武装斗争的胜利，翻了身的劳苦群众，不仅从物质上大力支援红军，广大青年还踊跃参军，不断充实和扩大红军。

    在我当童子团团长时，为红军送信、带路，接触了不少红军战士。

    我看到红军里边有不少小兵，强烈盼望当一名红军战士。我把我的想法向我的一个本家叔叔讲了。他叫李家辉，是乡共青团支部书记。这个人文化水平比较高，工作积极，群众威信也高。他学篾匠时的胡师傅当乡苏维埃主席，说话比较管用。那时有了苏维埃政权，参加红军要由苏维埃批准。我和李家辉讲后不长时间，1930年2月的一天，有一个红军营长找乡苏维埃胡主席联系工作，李家辉就当着乡主席的面把我介绍给了他。那营长看我小，不想带我走，但听说我当童子团团长，又很喜欢我。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李德生。因为我读书不到半年，那个学名“李发学”一直没有叫开，大人孩子都叫我乳名“德生”，所以营长问我，我就说叫李德生。李德生这个名字也就从参军沿用至今。红军营长反复地端详了我一会儿，指着他的通信员对我说：你跟他赛跑，你要是赢了他，我就带你走。我把他的话当真了，就拉着那个通信员去赛跑。通信员把枪递给营长，跟我跑了起来。我从小放牛，爬山跑路不在话下，而通信员背着子弹带不大方便，我很轻松地赢了他。我们跑回来，营长看我那认真的样子，哈哈大笑。乡苏维埃的胡主席也笑了。笑完了，红军营长问我：“你跑的时候听到什么声音没有？”他这一问，我愣了一下，想了想，说：“好像有敲什么东西的声音。”“敲了几下？”“3下。”红军营长又问我：“你跑的时候，在路上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这，有点难，我仔细回想了一下，说：“没看到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只是路中间写着两个字。”“什么字？”我说：“是‘红军’吧。”我说完，营长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乡苏维埃主席也笑着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合格了。”红军营长、乡苏维埃主席的话，牢牢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立志要当一名合格的红军。就这样，我走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成了一名红军战士，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想当红军时怕当不上，心里着急，什么都不考虑；一下子当了红军，就要离开家，又犯难了：我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怎么办！我当红军的想法，和父亲讲过，他并不反对。可是，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既当爹又当娘，父子相依为命；房子让反动派烧了之后，无力盖新房，他住长工屋，我住牛棚，过年过节，都没有地方团聚，他那辛酸的眼泪不知流了多少。

    经过营长的同意，我跑回村里去向父亲道别。当我见到父亲，把当红军的事向他讲了之后，他哭了，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只是流泪。过了好一会儿，他止住泪，拉着我的手说：去吧，孩子，听长官的话，好好干，别记挂我。他这样说，我的心里热乎乎的，也哭了。那时也说不出更多的话来安慰父亲，我们父子俩相对流了一阵子眼泪，就告别了。两年后，有一次部队转移，我们连住进了离我们村不远的八合洼，父亲听说了，特意跑来看我。他看我身体挺好，个子也长高了，很满意。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家里分了田，盖了新房，生活不愁了。这更坚定了我在部队干的决心。我们还说了些家常话，他就回去了。我参军两年，习惯了部队生活，感到除了走路多一点，部队各方面都比家里好，家庭观念也慢慢地淡化了。父亲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不像参军离家时那么难舍难分。哪想到，这一次竟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见面。

    不久，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撤出了鄂豫皖，敌人占领了我的家乡，我家刚刚盖起来的草房又让敌人烧了。父亲孤身一人，无地1无家，靠打工糊口，日子更艰难。他因为是红军家属，受到了牵连，国民党抓“红属”，他只好离开我们村子，东躲西藏，四处游荡，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弄得他贫病交加。最终还是没有躲过去，1933年春，他被国民党抓去，关进了监牢，捆绑吊打，不给饭吃，受尽了  折磨和凌辱，等放出来时，已奄奄一息，肺气肿恶化。家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什么东西也没有，为了活命，不得不挣扎着打短工，沿门乞讨，最后惨死他乡。那时他还不到50岁。父亲死后，我的本家李发传、李发家两兄弟在乡邻中凑了点钱，买了口棺材给安葬了。父亲的死讯，是1947年部队回到大别山，我回家探望时，邻里告诉我的。我这个当儿子的没尽到孝道，没有报答他的养育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