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黄昏，我们10师神速进抵包座，这里是通往甘南要地，有胡宗南部队据险扼守，我们在攻取外围几个据点后，乘胜进入包座北侧求吉寺寺院。守敌负隅顽抗，组织敢死队拼命反扑。寺院的院墙既高且厚，敌人在庙后山上筑有坚固工事，控制着制高点，易守难攻。我们英勇冲杀，前仆后继，伤亡甚大。师长王友均，不顾我们的劝阻，带头向前冲击。我们交通队一边往前冲杀开道，一边掩护师长的安全。寺院的房屋，一层连着一层，越往后越高。到了最高一层，敌人的一个机枪火力点不停地响着。我们由下向上进攻，处于不利位置。师长从战士手中抓过一挺机枪，架在警卫员肩膀上，向敌猛烈扫射，压住了敌人的机枪，掩护部队冲了上去。在院子里，我们和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混战之中，敌人的暗枪击中了师长头部，师长当即牺牲。看到师长牺牲，大家气红了眼，狠命扑向敌人。战斗结束后，我们将师长和其他牺牲的烈士，安葬在求吉寺东侧的山上，向他们沉痛地告别。

    包座战役先后打了3天，以红军的全胜而告终，共计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官兵4000余人，俘虏近千人，缴获各种枪支近2000支及大量弹药、粮食和牛、羊、马匹。

    包座战斗之后，我们边休整边等待左路军的到来。可是，过了七八天，还不见他们的踪影。究竟是啥原因呢？谁也不敢打听，谁2 也不敢议论，只是静静地观察，默默地揣度。又过了几天，听说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向北走了。对此，我们既感到惊奇，又感到纳闷。不久，我们终于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两路红军合而又分，是由于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傲视中央，伸手争党权军权，达不到目的，就推行分裂主义，中途变卦，拒绝北上。对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他耍手段，搞蒙骗，说中央红军北上是右倾逃跑主义，胆小鬼；我们不走，要在川康建立根据地。迫使红四方面军回师川西南。1935年9月中旬，我们右路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率领下，第二次穿越草地，踏上了回师川西南的艰苦征程。9月的草地，秋风肃杀，冷雾弥漫，寒气逼人，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踪迹，不时出现在眼前，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仍躺着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看到这些，回顾起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又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人们不禁百感交集，感情的波涛汹涌，心中郁结着难以排遣的阴影。同第一次过草地相比，这一次的困难更大、更多。大家穿着薄薄的单衣，咬紧牙关，顶风冒雪，忍饥挨饿，踉踉跄跄地向前跋涉，又有许多体弱有病的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经过七八个痛苦难熬的白天黑夜，再一次穿越草地。到达毛儿盖，部队休息了几天，然后沿着崎岖的山间小道一路南行。这一带百姓很少，弄不到粮食，唯有采些核桃、柿子充饥。9月底，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我们抬着工兵自己修成的木船，翻过山坡，渡过金沙江，同左路军会合。大约10月上中旬，我们陆陆续续地风闻星星点点的消息，说是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高干会议，讲了中央和第一方面军的许多坏话，宣布另立中央。在当时，对于这种天大的事，我们只能耳听眼看心想，嘴上绝不敢说什么，脑子里暗暗地思忖：有了一个中央，再成立一个中央，这和兄弟分家打架差不多，这有利革命吗？还能团结一致对敌吗？在此期间，朱德、徐向前同志等指挥我们打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总计溃敌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毙伤敌3千余人。绥崇丹懋战役后，红军兵分3路向南进击。10月24日，右纵队沿大渡河、金汤河南下，一举攻克金汤镇，继而翻越海拔4千余米冰雪覆盖的夹金山。我们10师，在师长陈锡联、副师长王近山的率领下，徒步蹚过冰冷的青衣江，夺取天全城南的浮桥。没多久，就攻占了刘湘“模范师”师部。

    红军攻势凌厉，锋芒直指川西平原。蒋介石、刘湘急忙调集80多个团的兵力，于名山、邛崃一线堵截。我军在百丈与数倍于我的敌人血战7昼夜，毙伤敌1.5万余人，自己也伤亡近万人，被迫撤出百丈一带，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迄名山西北一线防御。

    百丈失利，南下碰壁，军心受挫。驻区人口稀少，粮食、布匹、棉花无继，兵员扩大有限。敌军重兵压迫，大小战斗不止，我军处境日趋艰难。这时，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不断传来，方面军的《红色战场》报作了连续刊载；国际代表张浩发来电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上是正确的。这一切使广大指战员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张国焘南下方针是错误的，纷纷要求北上。

    1936年2月初，敌麇集重兵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犯，局势更加恶化。上级通知，抓紧时间做好再次过雪山的准备工作。连里给每个人分了40多斤大米，一半煮熟加点盐炒一炒，一半生米，分装两个干粮袋里，没有铁脚码子的人还赶制了三四双草鞋。中旬，部队离开天全，经达维、懋功向西北行进。途中再次翻越夹金山、折多山大雪山。

    折多山大雪山横亘于丹巴、道孚之间，主峰党岭山海拔5000 多2 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不时有冰雹、狂风、大雪降临。当地的群众告诉我们，要想避开风暴、雪崩的袭击，必须在中午时分通过顶峰。为此，我们准备了照明用的松明火把和在山上御寒的生姜、辣椒，于头天下午离开山下驻地，沿着冰雪覆盖的山路，连夜向主峰攀登。天越来越黑，山越来越陡，我们摸索着刨开冰雪，手脚并用，一步一喘地往上爬。谁要是一步没踩稳，就会滑落万丈雪谷。到了后半夜，气温愈降愈低，凛冽的大风卷着雪片向袖口、领口里面钻，穿的棉衣好像只是穿着一张薄纸，四肢麻木，不听使唤，嘴里嚼着生姜、辣椒还是不停地打哆嗦。接近山顶，空气更加稀薄，人人呼吸困难，头晕脑胀，腰酸腿软，一个个呼哧哧不停地“拉风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同志们发扬阶级友爱精神，你拉我，我扶他，一人晕倒，几人相帮。中午之前，我们终于胜利地越过党岭山大雪山。越过顶峰往下走时比较省力，喘得不那么厉害了。我们排有个同志不小心摔倒了，他顺着雪坡往下滑，一滑滑了好远，跑到部队前面去了。其他同志跟着滑，感到十分有趣，不到几个小时到了山下。过了半山腰，这里生长着成片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一些猴子在树上跳来跳去，有的还吱吱乱叫，逗得大伙忘掉疲劳。翻过党岭山后，至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懋功，西迄甘孜，南达瞻化（今新龙）、泰宁，北连草地的广大地区。我们在瞻化差不多驻扎了两个月。部队展开了整编、训练、筹粮和群众工作。整编中，我们10师改为11师，师长周世元，政委陈锡联，下辖3个团，实际只相当于3个营。1936年1月部队在天全时，我调到侦察排当班长，这次整编，侦察排和交通队合并，我重新成为交通队班长。为了帮助几个天全参军的新战士提高军事技术，那一段我天天带他们到驻地后边的河滩里练习刺杀和投弹。6月中旬后，2、6军团部队陆续到达甘孜地区。我们预先筹集了大批粮食、牛羊和食盐，腾出打扫干净的房子。六军团经过我们部队驻地时，大家高举“欢迎善打运动战的红2、6军团”的标语，夹道迎接，把早已准备好的毛衣、毛袜、牛肉干等礼品送到战友手中。军机关还专门召开了欢迎晚会，盛情款待6军团的团以上干部。

    甘孜地区地广人稀，物产不足，大军无法久驻。在党中央的诚挚挽救和其他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再度率部北上。第30军军长李先念率领先遣军先行，为后续部队筹集粮食、牛、羊。7月初，红二、四方面军先后开始北上。这是我们第三次过草地了。出发前，我们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每人都带了二三十斤干粮，几双草鞋，许多同志还用未经硝制的生羊皮缝制羊皮背心。

    这次过草地，路程更远，日子更长，尽管事先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可是所带的干粮根本不足沿途食用。几个天全参军的同志年纪轻，没有过草地的经验，他们的干粮早几天就吃完了，我们几个老战士就把节省下来的干粮匀给他们吃，自己多吃些野菜和草根。有时，连里给各班发几块羊肉或牦牛肉，我们舍不得一下吃光，留着一点，放些野菜熬成汤，每人喝一碗。有一次路过藏胞的住地，把藏民扔了的破牛皮、破羊皮捡回来，把有毛的地方放在火上烧一烧，然后切成小块，和着野菜一起煮着吃。大家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大约熬过了20 几个日日夜夜，终于第三次走出了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