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抗战时期的社会生活
　　2007年抗日战争史研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研究的视角逐渐下移，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战争对民众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以及文化生活的影响，下面拟从以上所述的各个方面做简要论述。
　　(一)社会经济生活’
　　日本的入侵使大量的工厂内迁，从而对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曹敏、杨明东认为，抗战时期，西北地区近代工业在较为有利的投资、技术、市场，特别是战争需要等诸多条件下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工业，使得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比例大，工业布局较战前合理，国有企业起主导作用。由于沿海地区的沦陷，后方的手工业成为中国维持抗战的基础，一些学者对它们的作用也给予了积极评价。徐凯希以战时湖北、湖南后方手工业为研究视角，深入探讨了抗战时期后方手工业勃兴的原因。通过比较两湖后方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及异同，他认为在战时工业品异常短缺的背景下，两湖后方手工业与有限的机器工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为坚持长期抗战，提升鄂西、湘西山区工业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发挥突出作用，从而成为大后方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另外，一些学者还考察了沿海地区的人们为了坚持敌后抗战而进行的经济建设。如刘志英、张朝晖以浙江为例分析了游击区和未沦陷的山区在战争环境中所进行的经济建设。他们以浙江地方银行为考察中心，分析它在地方建设中的作用。
　　(二)社会民生状况
　　抗日战争迫使东部人口大量内迁，这对西部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张根福通过对西部地区的社会生活的考察，他认为抗战时期的人口西迁对西部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衣食住等生活方式发生重要变革;婚姻观念和婚姻行为变化明显;妇女地位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众的地域观念逐渐淡化，民智民风得以开启。”还有学者对后方的农村生活状况进行了考察，例如张玮选取晋西北农村作为其考察的中心，作者认为“尽管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始终构成了农村社会的主体，但雇农作为该地区农民社会中一个比例极小的阶层却难以获得摆脱极度贫困的机会，甚至在抗战初期出现了明显的反向发展走势。”此外，张劲则探讨了沦陷区的人民生活状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军民的伤亡越来越大，同样因战争而被迫成为难民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因此难民救济也成为抗战史研究的一个不能忽略的课题。苏新有考察了国民政府救济儿童的主要措施，认为赈济委员会儿童教养院(所)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救济难童的重要机构之一，对救济儿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谭刚则对1938年至1943年重庆大轰炸期间，国民政府实施了空袭难民救济活动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国民政府的空袭救济具有阶段性、突发性、广泛性和慈善性的特点”。并强调指出。“空袭救济措施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难民的生命安全，解决了难民的生活问题，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粉碎了日本妄图以炸迫降的阴谋，从而支持了中国长期抗战”。此外，还有学者对根据地的儿童救济给予了关注。如熊辉、谭彩霞考察了根据地政府对儿童的救济工作，他们认为根据地“政府十分重视儿童保育工作，通过推动成立边区儿童保育分会，设立保育院收育儿童，开展儿童教育工作，颁布相关政策法规将保育儿童与保护母亲结合起来，取得了卓著成效。”
　　(三)社会文化生活
　　由于抗战这个特有的背景，因而产生以应时需的独特文化。学界主要从报刊内容以及作者群体进行考察，来探讨抗战时期文化人的特征以及他们的思想动态。阎书钦通过对《新经济》半月刊的内容及其作者群的考察，指出“在该刊背后，蕴藏着一个分布于国民政府各部门的从政学者群体，反映了抗战时期国统区知识界大量投身政界这样一个政治动向，”同时“该刊还反映了抗战时期知识界的另一个重要思想趋向，即对经济问题的高度重视。”苑银和则对抗战时期的“时评”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为唤起全民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打击敌人、激励抗战、促进团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学者考察了文化机构及其人员西迁后对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和推动抗战事业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