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是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而太行山又是这块根据地的主要依托和重要基石。回溯太行山根据地初创之艰，老区人民群众无不称赞跃马太行挥师杀敌的朱德总司令。因为他当时认真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坚持持久抗战的战略与策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友军、并肩战斗，于1938年4月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九路围攻”，使日军图谋在襄（垣）武（乡）榆（社）辽（县）地区合击八路军主力的阴谋计划彻底破产，保卫和巩固了初创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在此次统帅国共两党军队的反围攻作战中，充分显示了朱德总司令英明的战略决策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一、日军“九路围攻”前的敌我态势
    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杭日根据地，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坚持华北抗战而作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1937年11月初太原沦陷之后，朱总司令率领八路军总部由山西五台县南下，于11月11日朱彭总副司令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关于“八路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和晋西南地区控制一部兵力，担负起袭击日军的任务，大部兵力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利用我们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在山西省全省建立我们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对八路军3大主力师在山西开创抗日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从11月25日至次年2月19日朱总率总部驻山西洪洞高公、马牧镇一带。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在山西临汾县的刘村。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驻在临汾的土门。华北抗日中心由晋北移到晋南。面对日军的疯狂进犯，朱彭总副司令于2月17日应邀参加了卫立煌、阎锡山召开的二战区土门军事会议，共同制定了东路军、南路军、西路军对敌作战计划。在这一具体部署下，即将担任东路军正副总指挥的朱、彭总副司令率总部机关于2月19日离开洪洞马牧，分途前往晋东南就职和指挥作战。彭副总司令路经山西沁水县、高平县的北陈、东山底和沁水县的梅沟．完成了对友军各部的联络工作，于3月1日同朱总司令会合于山西浮山县的山交村。3月2日，二战区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怀为东路军（包括南路军所属部队）总副指挥，3月15日总部移驻山西沁县小东岭村。
全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到1938年2月中旬，正是日军华中派遣军北渡长江，淮河与国民党军队对立，日军华北派遣军第二军南下津浦线与正面战场作战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军队在临沂开始交锋，徐州会战的帷幕刚刚拉开之时。而在山西的敌后战场，日军华北派遣第一军也已开始“对京汉线方面，黄河北岸地区及山西省南部推行平定作战，并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全”。这次作战日军集中了二十师团、一八师团、一O九师团及十四师团一部共约5万余兵力。日军一O九师团于2月12日，以一部向西南离石方向推进，于2月27日占领黄河东岸啧口镇；另一部则南下汾阳，沿汾（阳）（石）公路西侧，也于27日占领军渡。日军二十师团于2月11日，从太谷沿同蒲路南犯，28日攻陷晋南重镇临汾。日军一O八师团于2月13日，从邯郸沿邯（郸）长（治）公路西侵，20日占领长治后，又继续沿临（汾）屯（留）公路西进，会师临汾。与其同时，日军十四师团由安阳附近分两路平行南下，经新乡西进河南怀庆府后，一路沿黄河北岸经济源、直扑垣曲；一路北上晋城后，继续西犯阳城、沁水、翼城，于3月6日占领曲沃，并协同二十师团南侵芮城，平陆、风陵渡，企图抢占黄河天险各渡口，执行黄“河北戡定作战”方略，将八路军抗日部队，围歼于黄河北岸。日军对临汾的占领，基本实现了“田”字形作战计划对山西第一期的军事进攻。这种险恶的局势，直接威胁着潼关、西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安全。
    1938年2、3月间，正是津浦线战事最紧张的阶段。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钳制日军的正面进攻，朱德总司令根据毛泽东主席“分兵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的战略部署，总部向八路军、决死队发布了破袭交通要道，以阻碍与迟滞日军进攻。在太行山四周的文通线上，抓住有利战机，痛击进犯日军。朱总司令指挥一二九师主力，在地方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于2月22日在正太路东段，包围旧关村，设伏长生口，消灭了由井陉出援旧关之敌的一个加强警备中队，俘虏队长荒井丰吉后，随即回师廊长公路打击日军。3月16日，七六九团一部袭击黎城，三八六旅主力设伏神头岭，诱歼由潞城出援之敌十六师团林清部队和一O八师团屉尾部队1500余人。半月后的3月31日，又在黎城、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设下伏兵，由徐向前副师长根据朱总司令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形式不是别的，而是突然袭击的进攻”的巧妙战术，亲临火线指挥，将由黎城东开的敌人运输队全部歼灭。毁敌汽车181辆，缴获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12挺，步枪700百余支，击毙日军森木少佐及士兵共400余人。
    太行山上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一二九师三战三捷的胜利声威，不仅转移了日军的视线，钳制了日军的兵力，有力地支持了津浦线台儿庄、临沂等正面友军的作战，而且使华北日军深感“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容轻视”，日军大本营决定在晋东南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围攻。驱逐与消灭八路军的主力，吃掉八路军总部首脑机关。尤其是日军占领徐州的企图失败后，更痛切地感到后威胁的严重性。为了完成他们“专打共产军”的第二期作战计划，日军不得不集中兵力，先期消灭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而首先想围剿歼灭的“心腹大患”，就是战斗在晋东地区的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主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以及决死一、三纵队。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犯，朱总司令亲自指示总部各科，要认真搞好侦察工作，从多方面猎获情报，集中各级指挥员，反复研究日军进攻的新动态。朱总让作战科和通讯科，从八路军在神头岭和响堂铺战斗中夺获的日军文件、报刊上和检查过的日军俘虏的家信及日记中，得到了许多可靠的证明，分析判断出日军近日企图。武藤部队中署名清吉的在家信中说：“向水泄不通的敌阵（八路军）冲锋前进，整天和饥渴苦斗，还不断碰到中国特有的游击战，那就是前进五里倒退五里的战斗，真是说不尽的劳苦和危险！”在潞安警备的同上部队的一个士兵报告家里：“附近之敌是朱德所率的共产军，他们利用天险施行游击战，实在难战至极，同时长于宣传，甚至村民也反对我们，所以在这里非时刻留神不可。”下元部队神谷队士兵高见安作在3月18日的家书中说：“差不多都是山岳地带，道路也全是石头，相当受苦，且当地抗日思想特别激烈，几乎每日都受袭击。”本幡队士兵代代正诚忠3月27日在长治给他夫人波子的信中写道“山西省现在常下着春雨，这对当兵的是不好的，因为在山野里警戒勤务总是站在泥水中……在雨夜或闪闪星光下站着或走着，浮上脑海里来的总是家里或小孩的事……。比起我来，你也许更想的多……”在信的结尾另用醒目的大字写道：“据说4月上旬又有大的攻击……。”朱总司令和一二九师刘、邓、徐各位首长，多次碰头反复研究，判定了日军近期有大的举动。接着，又以各级侦察员所猎获与探悉的情报，进行了认真的论证。
    不出朱总所料，果然到了4月8日。日军在“肃清山西”、“歼灭共产党武力……”等口号下，迅急集结了4个师团，配附骑兵、炮兵、辎重兵各一、二联队，共10余个联队，3万多的兵力。分别陈兵于北面的平定，昔阳；西北面的愉次、太谷；东北面的元氏、赞皇；南面的屯留、长治；西面的临汾、东面的涉县、邢台。准备以九路分进合击，将八路军歼灭在太行腹地的辽县、愉社、武乡地区。妄图实现其对晋东南小十字架式的分割占领．实行其所谓“广大广大地展开，压缩压缩地歼灭”的拉网捕鱼式恶毒战法。日军进行军事结集的同时，还大肆开展了政治宜传。宣抚班随军行动，利用伪组织伪报刊到处进行欺编宜传，并利用飞机大量散发恫吓性的宣传品，以吹嘘日军的威力。面对日军发起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攻势，我们摆布在晋东南地区国共两军20个师的抗日部队，在东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总指挥的统帅下，坚持在太行太岳和沁、漳两岸，与日军展开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
    二、召开东路军高级将领军事会议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指导下，为了集中统一指挥东路军各部队的团结抗战，东路军总指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于1938年3月15日，率领东路军指挥部二次返回沁县，住在沁县城南小东岭村。当时归东路军指挥的部队，除八路军的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三纵队外，还有在同蒲铁路以东地区的国民党部队：曾万种的第三军、高桂滋的十七军、冯钦哉的十四集团军下属武士敏的一六九师、李家钰的四十七军、陈铁的十四军、朱怀冰的九十四师、赵寿山的十七师、李默庵三十三集团军下属刘戡的八十三师、王奇峰骑兵第四师等共20个师。总部在获悉日军准备围攻晋东南地区的阴谋后，东路军指挥部于3月24日，在沁县小东岭村召开了著名的东路军高级将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八路军和决死队旅级以上干部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王新亭、徐海东、薄一波、朱瑞、李达等，还有国民党驻晋东南地区各部队少将级以上将领（师级以上)30余人。会议在小东岭村的大庙里召开，开始由彭德怀主持，朱总指挥首先作了重要讲话。他总结了抗战8个月来的战果和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介绍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技术，讲解了坚持持久战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的必要性。他认真找出在第一期抗战中友军失败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抗日的民主政洽，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没有搞好军民关系。他劝告友军将领要注意改善官兵关系，培训政工人员，要在部队中组织短小精悍、政治坚强的指挥机构。这样，才能真正广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速胜论和亡国论都是极端错误的，只有动员广大军民长期消耗敌人的战斗力量和战争补给，才能取得胜利；在战术上，我们要打速决战。因为我们在军事上比敌人弱，我们要通免阵地战，而要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恐日病要消除，日本帝国主义有什么可怕，什么守土抗战，曲线救国的论调，更是骗人的鬼把戏。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是要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作出自己的最大贡献，那怕流尽最后一滴血……。朱总司令的讲话饱含民族义愤，充满必胜信念，使与会将领为之感动．他们都感到大敌当前，作为一个中国人都应当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朱总报告的要点有三；（一）必须改造旧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二）军队要实行战时的政治工作；（三）要武装民众，发展游击战争。对俘虏政策和对汉奸的政策也作了详细的说明。在这次会议的感召和鼓舞下，由朱总司令指挥的东路军中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有象阎锡山指挥的西路军那样仓惶逃遁，而且在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中还和八路军一道并肩作战，英勇杀敌。
    接着，彭德怀副总指挥也作了题为《第二期抗战与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彭总在报告开始时指出：“这次会议是继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广州两党高级军事会议以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两党两军的又一次高级军事会议。虽然没有那次规模大，但他肩负的使命却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期抗战已经开始，我们留在敌后所担负的使命也是非常重大的，这就要求我们研究第一期的抗战经验和教训，商讨目前华北抗战的一切基本问题，借以得出正确的结论。作为我们今后共同奋斗的指针。”彭总加重语气明确指示：敌人第二期进攻的总企图是“占领武汉，南昌及西北要镇”，提出我们第二期抗敌的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山西，争取敌我现势的变动，使持久抗战走到最后彻底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而“山西周围都是大山，并且五台山脉连贯到热河和山海关。假如我们能够利用这种有利的地势，随时可以截断平汉、平绥、正太、同蒲以至于北宁路威胁平津”，牵制敌人的南下和西进。并对战时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众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等方面的原则、方法和政策，均作了详细的说明。
    这个报告共分5部分；一、对敌人作战计划的判断；二、持久战争中敌我的形势；三、蒋委员长命令我们在华北坚持抗战的意义；四、华北坚持抗战有利的条件与个别困难，五、我们第二期抗战中的基本任务。彭德怀同志在报告中分析、判断论述了日军今后的两种作战方针与步骤，日军在实施作战计划时面临着的国内与国际、军事与经济各方面的困难与危机。报告还对我们粉碎敌人进攻而进行持久战所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作了详尽的分析，同时也指出我们在坚持抗战中面临的具体困难。报告对第一期抗战中，游击战配合正规军作战给敌人造成重大威胁给予了高度评价。彭德怀同志在第一期作战胜利的诸因素中强调指出；“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显示了空前的团结，给予敌‘以华怡华’的阴谋以无情的打击，但是这种团结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他说：“不过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互信互助，竭诚商讨，共同负责，在抗战高于一切，一切为着抗日，一切服从坑日的最高原则之下，紧紧牵着手，努力去干，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抗日救国的斗争过程中，必然会逐渐更巩固起来，发展起来……。”报告的第五部分用很大篇幅，对实际作战作了具体的部置。在作战原则中规定；“在战略上采取防御战，在战术上采取进攻战”，战略上是“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是“速决战与歼灭战”；“避免不必要的固定的阵地战与不必要与无胜利把握的攻坚”，“充分运用游击战；“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敌人，”在这一部分中还对军队政治工作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次会议还根据阎司令长官的决定，将各县公安局、自卫队一律改为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
    在会议期间，八路军领导人对专搞磨擦的朱怀冰等国民党将领，晓以大义，劝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八路军团结抗日，对他们阻挠团结抗日的行为作了针对性的疏导。通过疏导，求得了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会上还以神头战役为例，进行战略战术研究，说明死守阵地的弊端和错误，胜利在于改变战术，实施游击运动战，在于军队的士气和民众的支持。为了实际教育与会将领，“开了打仗还请人参观的先例”，于3月31日在涉县响堂铺道南的山头上，请与会将领共睹了响堂铺伏击战。会上，左权同志还针对决死队没有实战经脸的问题，讲解了打日本必须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三打一”战术，当会决定毕占云去决死队当参谋长，以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决死队军事素质，特别是战略技术和作战技术。
    朱彭总副指挥也对山西新军的主要顿导人薄一波同志就如何加强阎锡山与我党我军的统战关系作了明确指示：“只耍阎锡山还扰日，我们就要同他搞好统一战线，而且要使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下去。这对团结抗故是十分有利的。”同时在会议间隙，朱总司令多次和国民党四十七军（川军）军长李家钰以四川同乡之情促膝谈心，盛赞前不久李部在东阳关和长治保卫战中，不畏强暴、壮烈牺牲的骁勇精神，并鼓励李军长在近期反敌围攻的作战中，创造更加辉煌的战绩。会后，李即派十几名军官到八路军总部游击训练班去学习。
    这次会议期间，彭德怀同志还亲自到武士敏将军的住所，与他进行了推心置腹的长谈，使武士敏将军从仿徨中，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念，认清了光明前途。事后武将军常常感概地说：“我当了几十年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了彭副总指挥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祥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武士敏将军领导下的一六九师，在抗战开始后，驻扎在子洪口至沁县沿线，由于军队纪律欠佳，在群众中影响不好；这次会议后，武士敏将军采取有力措施，改变部队作风，使一六九师逐步成为一支抗日主力军。在反“九路围攻”中，与日军一0九师团血战子洪口、团城铺阻挡了这路敌人的前进，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的作战胜利。
    这次会议上，各部队的将领们也都认识到：没有政治工作，要养成部队的自觉纪律，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不可能的。但要加强政治工作、建立政训处机构却缺少政治工作干部，特别是下级干部。所以，这次会议决定，办一个政治干部训练班。会议不久，便成立了“东路军政治干部大队”，队员200多人，由东路军各军、师派来学习的干部组成，赵寿山十七师等部都派来干部学习，学习科目是：连队政治工作，军队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民运工作和敌军工作。总之，这次会议在服从统一指挥，消除不必要的磨擦，加强合作，改善军政、军民关系诸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果。消除了国民党各部队及军官士兵中产生的恐日病，坚定了他们的抗日决心并转变了错误的战术。这次会议是粉碎日军围攻晋东南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