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者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不见它所固有的矛盾。民粹派分子害怕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些矛盾。“学生们”相信当前的社会发展，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些矛盾充分发展，美好的未来才有保证。....第一派别和最后一个派别都具有可以叫做历史乐观主义的特点：事情愈是像现在这样快地进行下去，那就愈好。相反，民粹派自然会陷入历史悲观主义：事情愈是像现在这样进行下去，那就愈糟。（p.415-416）
    按：“学生们”是列宁为应付书报检查而用的代称，指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们。

    “学生们”保存遗产，不同于档案保管员保存旧的文件。保存遗产，还决不等于局限于遗产，所以“学生们”出了捍卫欧洲主义的一般理想而外，还分析了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并从上述特有的观点出发评价了这个发展。（p.417)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
    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建立巩固的革命组织，是社会民主主义者首要的迫切任务，现在放弃这个任务是极不恰当的。(p.431)

    无论与其他革命派别订立什么样的实际联盟，都不能而且不应当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深信，现在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才是革命理论，才能作为革命运动的旗帜，他们将用全力传播这个学说，使它不受曲解，反对任何想把还年轻的俄国工人运动同那些不确定的学说联系起来的行为。(p.432)

    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所必需的；无论经济鼓动或政治鼓动都是为领导俄国工人的阶级斗争所必需的，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p.433)

    社会民主党支持进步的社会阶级去反对反动的社会阶级，....这种支持并不打算也不要求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原则作任何妥协....社会民主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任何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支持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被迫害的宗教、被贱视的等级等等去争取平等权利。(p.434)

    社会民主党人指出某些反政府集团与工人之间的一致时，始终要把工人划分出来，始终要解释这种一致的暂时性和相对性，始终要着重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独立性，因为它可能在明天就成为这个同盟者的敌人。(p.435)

    小资产阶级就其本性来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趋向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趋向反动阶级，企图阻止历史行程，会折服于专制制度的种种试探和诱惑手段，....为了巩固自己小私有者的地位会和统治阶级结成同盟反对无产阶级。(p.436)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而且按其阶级地位来说不能不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坚决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而不会做任何让步和妥协。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争取政治自由与民主制度的先进战士。(p.436)

    我们就拿官僚这个专干行政事务并在人民面前处于特权地位的特殊阶层的机关来说，....他们往往是人民的主人，而不是人民的公仆。(p.437)

    旧的革命理论的代表人物根本不懂得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他们拟定纲领和行动计划，总是根据抽象的观念，而不是根据对各个在国内活动、而其相互关系已由历史决定的现实阶级的估计。(p.438)

    他们不懂得，把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活动与民主主义活动结合为一个整体，结合为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强民主运动和政治斗争，使它接近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把政治问题从“知识界的狭小书房”拿到街上去，拿到工人和劳动阶级中间去，把关于政治压迫的抽象观念，换成最使无产阶级痛苦的那些政治压迫的实际表现。而社会民主党就是根据这些表现来进行鼓动工作的。（p.438-439)

    如果这里真有所谓后退，那就不过是法国俗语所说的那种后退：“为要远跳，必须后退！”(P.439)

    在民意党人中间，布朗基主义，即密谋主义的传统非常强烈，以致他们只能把政治斗争设想为政治密谋这种形式。社会民主党人却没有这种观点狭隘的毛病；他们不相信密谋，认为密谋的时代早已过去，认为把政治斗争归结为密谋，就是大大缩小了政治斗争的范围，这是一方面，同时这也意味着选择了最不适宜的斗争手段。(p.440)

    当无产阶级军队在坚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领导下，勇往直前争取自身经济和政治解放的时候，这个军队自己就会给将领们指明行动的手段和方法。那个时候，而且只有到那个时候，才能解决对专制制度实行最后打击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正是取决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工人运动的广度，运动本身所造成的斗争手段，领导运动的革命组织的素质，其他各种社会分子对无产阶级和专制制度的态度，国外国内的政治条件，——总而言之，取决于千百种条件，而要预先猜测这些条件，是既不可能又无益处的。(p.442)

    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
    没有年青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p.461)

    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p.462）

    一方面，故弄玄虚地侈谈分裂成阶级的危险性和危害性；另一方面，又拟定纯粹的阶级“空想”。永远在新旧之间摇摆，可笑地奢望跳过自己的头顶即凌驾于一切皆阶级上，——这就是一切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实质。(p.471-472)

    应当东拼西凑把好东西收集起来，正像果戈理笔下待字闺中的小姐想把一个求婚者的鼻子安在另一个求婚者的下巴上面一样。我们觉得，这种论断不过是小资产者想凌驾于已经在我国现实中完全形成、并且在我们眼前进行的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完全确定地位的一定阶级之上的可笑奢望。从这种论断中自然而且必然产生出来的“空想”，已经不是可笑而是有害的了，特别是当这些空想变成肆无忌惮的官僚主义臆想的时候，更是如此。(p.475)

    《列宁全集》  第3卷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革命现在日益显露出农民的两重地位和两重作用。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存在着徭役经济的大量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或者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有内在矛盾的阶级结构，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他们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者倾向的对抗性。变穷了的小业主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动摇不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中下述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为数甚少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出人头地”，变成资产者，而绝大多数的小生产者不是完全破产变成雇佣工人或赤贫者，就是永远生活在无产阶级状况的边缘。(p.11-12)

    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p.12)

    当然，这种或那种类型的资本主义演进因素，可能有无限多样的结合，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p.13)

    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p.17)

    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p.20)

    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游离”出来，必然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又以下列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p.21-22)

    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因而也就是国内市场的扩大，与其说是靠消费品，不如说是靠生产资料。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增长超过消费品的增长。....因此，制造生产资料的社会生产部类应该比制造消费品的社会生产部类增长得快。可见，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依赖”个人消费的增长，而更多地靠生产消费。但是，如果把这种“不依赖性”理解为生产消费完全脱离个人消费，那就错了：前者能够而且也应该比后者增长得快（其“不依赖性”也仅限于此）；但是不言而喻，生产消费最终总是同个人消费相关联的。(p.36)

    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品。(p.39)

    这是真正的“为生产而生产”，就是说生产扩大了，而消费没有相应地扩大。但这不是理论上的矛盾，而是实际生活中的矛盾；这正是一种同资本主义的本性本身和这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其他矛盾相适应的矛盾。正是这种生产扩大而消费没有相应扩大的现象，才符合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及其特有的社会结构，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而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结构却不让人民群众利用这些技术成就。(p.40)

    社会生产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按价值和按实物形式），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必须有的假定，并且事实上只是从一系列经常波动中得出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不知道的市场而生产的各个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相适应经常遭到破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生产部门，不是平衡发展，而是互相超越，因此较为发达的生产部门就寻求国外市场。(p.49)

    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生产方式的经常改造和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贸易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能设想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国家。(p.49）

    资本主义企业必然超出村社、地方市场、地区以至国家的界限。因为国家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已被商品流通所破坏，所以每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自然趋向使它必须“寻求国外市场”。(p.50)

    资本主义破坏了旧时经济体系的孤立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因而也破坏了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狭隘性），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P.50)

    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p.50)

    一切正在发展的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规律：工业（即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增长得快，它使愈来愈多的人口脱离农业而转到加工工业中来。(p.51)

    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即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标志着从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而且是这一过渡的必要条件），建立了国内市场。(p.51)

    社会产品，如同个别产品一样，按价值分解为三部分而不是分解为两部分（分解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额外价值.(p.51)）社会产品按其实物形式应当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资料（生产上消费）和消费品（个人消费）.(p.51-52)

    土地落到了农民资产阶级手中。土地变为商品，在这里就引起成批购买的土地价格降低（因而也引起倒卖土地）。(p.70)

    把农村无产者和农村资产阶级分子加在一起了。这样加起来得出的“平均数”抹杀了分化，因此纯粹是虚假的。
    抹杀了农民的分化，把无产农民描绘得比实际情况好些（这是由于把富裕农民同无产农民加在一起并算出平均数所造成的）。(p.83-84)

    大多数富裕农户使用了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雇佣劳动；雇农和日工队伍的形成，是富裕农户存在的必要条件。最后，非常值得指出的是，雇用日工的农户数和雇用雇农的农户数之间的比值，从下等农到上等农户是递减的。....这一事实明显地表明，在上等农户中，经常使用雇佣劳动的真正的雇用雇农的农户形成了.(p.88-89)

    富裕农民到处都把大部分农民牲畜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有更多的可能把自己的劳动花在改善经营上。....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地向我们表明，“进步潮流”只不过是指农村资产阶级的进步。(p.89-90)

    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p.91)

    农民分化为两个极端相反的类型：一方面分化为农村无产阶级（抛弃土地和出卖劳动力），另一方面分化为农民资产阶级（购买土地，租种大量土地，特别是租种份地，改善经营，雇用雇农和这里略去不计的日工，把工商企业同农业结合起来）.(p.93)

    富裕农民把商业性农业和资本主义农业（有雇农的农户占很大的百分数）同工商企业结合在一起，而贫苦农民则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挣外水”）同微不足道的播种面积结合在一起，就是说，他们变成有份地的雇农和日工。(p.100)

    分化发生在村社内部.(p.105)

    “村社”是袒护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的。(p.112)

    农民资产阶级这样抢租土地，明显地证明“农民租种土地”带有工业性（为出售产品而购买土地）。（p.112）

    要对农民的分化进行合理的观察，就应该把租地、购买土地、机器、外水、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和雇佣劳动等当作一个整体。(p.123)

    是“平均的”家庭收支资料所描述的，几乎总是中等类型以上的农户，即总是把现实描写得比它原来的情况好些。(p.124)

    货币收入和货币支出的百分数（特别有规律的是支出的百分数），是从中间各类农户向两极逐渐增大的。无马户和多马户的经济所具有的商业性最为明显，这说明双方都主要是依靠出卖商品过活，只不过一方的商品是自己的劳动力，另一方的商品则是靠大量使用雇佣劳动（我们就会看到）为销售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就是采取资本形式的产品。换句话说，这些冢庭收支表也向我们表明，农民的分化建立了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一方面使农民沦为雇农，另一方面又使农民变成小商品生产者，变成小资产者。(p.129)

    在现代社会里，不卖便不能生活，因而一切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只会引起生产者状况的恶化。(p.130）

    赋税在村社内部的分配也是极不均衡的：农民愈富裕，则赋税在其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就愈小。（p.131）

    农民的分化降低了份地在现代农村两极中的作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按份地分摊赋税（同村社的强制性有紧密联系）会使赋税从富裕农民身上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p.131)

    这个问题上的总“平均数”也完全是虚假的，它用殷实农民饮食充足的情况把农民群众饮食不足的情况掩盖起来了.(p.137)

    农民变为农村无产阶级，建立了以消费品为主的市场，而农民变为农村资产阶级，则建立了以生产资料为主的市场。换句话说，我们看到，在下等“农户”中，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而在上等农户中，生产资料变成了资本。这两种变化恰恰产生了国内市场的建立过程，而这个过程已为适用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个理论所确定。(p.139)

    只要始终一律使用农民经济的“平均数”资料，那么一切关于农民分化的“错误思想”就都一概根除了。(p.145)

    俄国村社农民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抗者，而是资本主义最深厚和最牢固的基地。(p.146)

    农民的分化减少了中等“农民”而发展着两极的两类农民，形成了两种新型的农村居民。两种类型的共同特征，是经济的商品性即货币性。第一种新的类型是农村资产阶级或富裕农民。
    另一种新的类型是农村无产阶级.(p.149-150)

    介于上述两种改革后“农民”之间的是中等农民。....就其社会关系说来，这一类农民摇摆于上等户和下等户之间，它向往上等户，但能爬上去的只有极少数的幸运者，而社会演进的整个进程却使它沦为下等户。我们已经看到：农民资产阶级不仅排挤下等农户，而且也排挤中等农户。(p.153-154)

    我国农村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独立发展阻碍着农民的分化。商业愈是向前发展，把乡村和城市接近起来，排挤原始的农村集市和破坏农村小店主的垄断地位，欧洲式的正规的信贷形式愈发展，使农村的高利贷者受到排挤，那么，农民的分化就会愈深愈厉害。从小商业和高利贷中排挤出来的富裕农民的资本，将更大规模地投入现在它已经开始投入的生产。（p.158）

    农村关系的这种结构表明着农民的完全分化；盘剥、高利贷、工役制等等受到的排挤愈彻底，农民的分化就愈深。(p.159)

    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彼此对立的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在实际生活中就会引起一连串极其深刻复杂的冲突和矛盾，许多业主就在这些矛盾的压力下遭到破产等等，这是十分自然的。这一切都是任何一个过渡时代固有的现象。(p.166)

    实际生活产生了许多使一些基本特征相对立的经济制度十分缓慢地结合在一起的形式。现在已不能说“工役制”在哪些地方结束，“资本主义”在哪些地方开始。(p.168)

    可以得出如下原理：一方面，资本主义正是引起并扩大在农业中使用机器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农业中使用机器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即导致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p.199)

    机器应用于农业的结果，证实了上面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进步的一切典型特征及其固有的一切矛盾。(p.201)

    资本主义已经把村社分化为许多彼此利益相冲突的经济集团，建立了以雇佣工人广泛协作为基础的大农场。(p.202)

    机器为资本主义建立了国内市场：第一，生产资料市场（机器制造业、采矿工业等等的产品的市场）；第二，劳动力市场。（p.202）

    全国农业完全按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各种农业作业都普遍采用机器时，农业雇佣工人（与工业工人相反）的绝对数量就一定会减少。(p.203)

    大机器工业破坏了技巧、“手艺”的作用，由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职业变得容易了，雇佣形式一律化了。(p.213)

    正象在一切发达的资本主义下一样，在这里也可看到，小资本压迫工人特别厉害。单纯的商业性考虑 使大雇主放弃微小的压榨，因为这种压榨得益很少，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受到巨大损失。(p.215)

    某些雇主甚至在附近地区劳动价格提高时，实行附加工资制，——一切证据都说明，由于工人很好地工作和不发生冲突，这些附加工资会得到超额的补偿。相反，小业主是不择手段的。(p.215)

    我们断定，工人的“迁移”不仅给工人本身带来“纯经济上的”益处，而且一般说来应当认为是一种进步现象.....“迁移”能给工人带来“纯经济上的”益处，....“迁移”能破坏盘剥性的雇佣形式和工役制。....。迁移是防止农民“生苔”的极重要的因素之一，历史堆积在他们身上的苔藓太多了。不造成居民的流动，就不可能有居民的开化，(p.218-220)

    资本拥有最新的改良工具和工作方法，不仅仅用以从牛奶中分离乳脂，而且也用以从这种“勤快”中榨出“乳脂”，从贫苦农民的子女那里夺走牛奶。(p.235)

    农村企业主获得了极大的动力来扩大和改良商业性农业。可以说，大工业督促着他们，要求有一定质量的产品，把不够“标准”水平的小生产者挤出市场（或者把他们送到高利贷者手中）.(p.237)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的现象，在俄国也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工业工人的境况比农业工人的境况要好些（因为在农业中，除了资本主义的压迫以外，还有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形式的压迫）。因此，人们从农业逃向工业，可是工业省份中不但没有人流向农业（例如，根本没有人迁离工业省份），甚至还流露出鄙视“愚昧的”农业工人的态度，把他们叫作“牧人”（雅罗斯拉夫尔省），“哥萨克”（弗拉基米尔省），“种地人”（莫斯科省）。(p.239)

    商业性农业正是农民分化的主要因素。(P.244)

    “农夫－庄稼汉”（尼•—逊先生用语）不论在哪里都分化为少数的农村企业主和大批的农村无产阶级。(p.245-246)

    少数富裕农民的这一切成就给大批贫苦农民造成沉重的负担。(p.247)

    大多数农民从当地农业成就中得到的只是损失。商业性农业的进步使下等农户的境况日益恶化，把他们完全推出农民的行列。(248-249)

    加工时剩下的废料往往可以用于农业，提高农业的效益，至少部分地恢复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而资本主义最深刻的矛盾之一就是这种平衡和相互依赖关系的破坏。（p.255）

    生产的资本主义组织在这里引起了商业资本的猛烈发展以及超出生产范围以外的一切剥削的空前加剧。(p.270)

    不管这一“行业”未来的命运怎样，“西瓜危机”的历史总是很有教益的它是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一幅虽然很小但很鲜明的图画。(p.276)
    按：指1896年因瓜地急剧迂扩大而造成的西瓜过剩。

    农村小资产者（不论是在俄国或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许多过渡梯阶同小块土地“农民”、同分得一小块份地的农村无产者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况是那种认为“农民”中没有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分的理论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p.278)

    资本主义在农业人口中间大大扩大和加剧了这样一些矛盾，没有这些矛盾这种生产方式就根本不能存在。但是，尽管如此，俄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其历史意义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力量。(p.279)

    农业资本主义（同工业资本主义一样）按其性质来说，是不能平衡发展的.(p.281)

    因为整个这一过程都是按照变化莫测的连生产者也不总是能够知道的市场要求进行的，所以资本主义农业在每一个别场合（往往是在每一个别地区，有时甚至是在每一个别国家）变得比过去片面和畸形，然而总的说来，它变得比宗法式农业要多样和合理得多。商业性农业的各种特殊种类的形成，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但是这些危机（和所有资本主义危机一样）更加有力地推动了世界生产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p.281）

    农业资本主义使农业生产社会化了。....并且使市场波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的矛盾，即各个农业企业的个并且使市场波动这种无政府状态中的矛盾，即各个农业企业的个体性同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集体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p.283)

    家庭手工业是自然经济的必然附属物，而自然经济的残余在有小农的地方差不多总是保留着的。(p.297)

    小商品生产者感到，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利益相反，他的利益要求维持这种垄断地位，因此他害怕竞争。小商品生产者不论是个人或集体，都千方百计地阻止竞争，“不让”竞争者进入本地区，巩固自己拥有一定顾客圈子的小业主的稳定地位。这种对竞争的恐惧，十分明显地说明小商品生产者的真实的社会本质。（p.301）

    如果说大产业家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那么农民“手工业者”在这方面就是大产业家的亲兄弟；小资产者用他们的小手段所竭力维护的，实质上正是大工厂主渴望用保护关税政策、奖金、特权等等来维护的那种阶级利益。(p.303)

    小商品生产的趋势是愈来愈多地使用雇佣劳动，建立资本主义的作坊。....“家庭协作”是资本主义协作的基础。....，农民的趋势是变成小资产者。....在这里十分明显地表明了商品生产的辩证法，即“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变成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p.313-314)

    我们在最小的农民手工业中可以看到最明显的资本主义萌芽，而这种资本主义正是被各种马尼洛夫式的经济学家描述为某种脱离“人民生产”的东西。（p.319-320）

    为了确切地了解“劳动组合基础”如何在实际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引证从这里或那里取来的例子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引用某一经过全面调查的地区的资料，考察哪些协作形式比较普遍以及它们的意义。(p.323-324)

    生产的小规模性质同大规模的、整批销售的必要性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小生产者孤立和分化的情况下，要解决这种矛盾，就只有由少数富裕者独揽销售，把销售集中起来。....，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由于大规模的整批的销售对零散的小规模的销售占有纯粹经济上的优势，小生产者就必然依附于商业资本。(p.325)

    毫无疑问，在商品经济环境下，小生产者中间不仅必然分化出较富裕的手工业者，而且还分化出商业资本的代表。(p.328)

    在小生产者分散和完全分化的情况下，只有大资本才能组织大规模的销售，这样，大资本便使手工业者处于完全孤立无援和依附的地位。因此可以断定，那种建议通过“组织销售”来帮助“手工业者”的广为流行的民粹派理论是荒谬的。从纯理论方面来看，这种理论是由于不懂得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销售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产生的小市民空想。(p.330)

    工业同农业的分离是同农民的分化相联系的，是在农村的两极通过不同的道路进行的：少数富裕户开办工业作坊，扩大工业作坊，改善农业，雇用雇农来从事农业，把一年中愈来愈多的时间用在手工业上，而且（在手工业的一定发展阶段）认为更好是使工业企业从农业企业中分离出来，即把农业交给家庭的其他成员去做，或出卖建筑物、牲畜等等，自己变成小市民，变成商人。在这种情况下，农业中的企业关系的形成，先于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在农村的另一极，工业同农业的分离，就是贫苦农民日益破产和变成雇佣工人（手工业的和农业的）。在农村中的这一极，不是手工业的有利可图，而是贫困和破产迫使人们抛弃土地，而且不仅抛弃土地，还要抛弃独立的手工业劳动；工业同农业分离的过程，在这里就是剥夺小生产者的过程。(p.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