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的代表可以而且应该公开地批评无产阶级的错误，而采用隐蔽的、模棱两可的、含糊不清的形式，则是和社会民主党完全不相称的。(p.48)

    不要把估价这段历史性事件的大问题变成琐碎无聊的争论。(p.49)

    布尔什维克一向都是讲由人民群众，由无产阶级和农民夺取政权，而绝不是由什么“觉悟的少数”夺取政权。(p.53)

    起义是争取自由的“唯一手段”.(p.53)

    对资产阶级政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就是要对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同的阶级基础进行具体的分析。(p.57)

    我们认为代表大会的一个重大的思想成果是更明确地划清了社会民主党右翼和左翼的界限。欧洲所有的社会民主党都有这两派，我们党内也早就形成了这两派。更清楚地划分他们的界限，更明确地判明争论的起因，这是促进党的健康发展、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制止一切使社会民主党严重脱离正确道路的倾向所必要的。(p.59)

    应该了解确切地表明了分歧的内容和程度的那些事实，应该抛弃旧的小组习气：一味地大叫大嚷，危言耸听，咄咄逼人，而不对某个某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某点某点分歧进行实际的分析。(p.59-60)

    在统一的党内进行的这种思想斗争，不应该分裂组织，不应该破坏无产阶级行动的一致。这在我们党的实践上还是一个新的原则，因此，要正确地加以贯彻还要做很多工作。(p.63)

    讨论自由，行动一致，这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的。(p.63)

    争取自由的斗争和争取政权的斗争
    人民的自由，只有在国家的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属于人民的时候，才能完全地和真正地得到保障。....谁为人民的自由而斗争，而不为人民在国家中掌握全部政权而斗争，那他不是自相矛盾，就是别有用心。(p.67)

    不依靠人民的、高踞人民头上的旧的国家政权，由于害怕革命，向人民许诺保障自由。但是，只要还存在着人民不能加以撤换的政权，诺言就只是诺言，诺言就根本不能兑现。(p.67)

    随着为保障人民有真正的自由而进行的争取人民掌握全部政权的斗争的到来，主张旧的政权同新的自由妥协的分子在人民的心目中正在失去而且将来必然会继续失去自己的光采。(p.68）

    新 的 高 潮
    “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p.71)

    伟大革命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全部）要取决于先进阶级的团结、觉悟、坚定和决心。(p.74)

    关于代表大会的总结
    布朗基主义是否定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活动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p.75)

    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搬出“布朗基主义”，不过是想在论战中哗众取宠。资产阶级把这个字眼变成了反对无产阶级的武器.(p.76)

    只要这种地方的民主制还和不民主的中央政权并存，他们现在和将来就都有理由不信任地方自治机关（即使是民主的地方自治机关）。(p.76)

    杜马和人民
    人民同旧政权之间的斗争愈尖锐，中间人的地位就愈难保持，动摇者就愈软弱无力。(p.81)

    这些可怜虫觉察到他们不可能成为人民热情的表达者，人民的领袖，就把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落后归罪于人民，轻蔑地把人民称之为群氓，傲慢地拒绝充当“玩物”.(p.81)

    如果人民为了自由“要做”一些已经做过的事情，这些怀疑论者是支持他们呢，还是阻挠他们，给他们泼冷水，指责他们是无政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指责他们的荒谬行为的自发性和自发行为的荒谬性？(p.81-82)

    农民群众和工人阶级一定会轻蔑地把这种意志薄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可怜的恐惧和怀疑抛到一边，径直去完成自己的事业。(p.82)

    我们将要看到的，不是虚伪词句粉饰下的一片荒凉，就是群氓的新事业，伟大的人民热情所完成的新事业。(p.82)

    在帕宁娜伯爵夫人民众文化馆群众大会上的演说
    我们的任务是，竭尽全力使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在当前的新的高潮中和未来的不可避免的决战中，都能够成为所向无敌的革命大军的领袖。(p.88)

    国家杜马中的工人团
    如果他们决心彻底转变，那就只有对这些错误进行公开的和直接的批判。假装没有看见这些错误，就是对社会民主党和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可宽恕的罪过。(p.92)

    农民团或“劳动”团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他们幻想平分土地，幻想把土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但是忘记了资本的权力，忘记了货币的力量，忘记了即使分配得十分“公平”，商品经济也必然会重新产生不平等和剥削。他们醉心于反对农奴制的斗争，看不到进一步的更伟大更艰苦的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争取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p.97)

    决议和革命
    加速是一回事，创造条件使一部伟大戏剧的下一幕能够演出是另一回事。(p.106)

    阐明斗争的条件，指出可能采取的斗争形式，向无产阶级指出它在未来斗争中的地位，积极组织无产阶级的力量，启发无产阶级的觉悟——这就是我们的任务。(p.106)

    政府、杜马和人民
    教授只知道书本，不知道生活.(p.114)

    关于工人代表的呼吁
    无产阶级已经证明自己是有斗争能力的。现时它正在聚集力量以便发动新的坚决的斗争，但只能是同农民一道发动。所以工人代表号召无产阶级不要理睬任何挑衅，不要在不必要的情况下同敌人发生分散的冲突，这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血是极其宝贵的，没有必要和没有胜利的把握决不要流血。（p.118-119）

    工人阶级还应当向农民群众说明，如果他们天真地把希望寄托在恳求、决定书、请愿和告状上面，那他们就错了。(p.119)

    连讨价还价也不肯！
    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实际利益同旧政权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实际利益之间的冲突，无法纳入外交买卖的范畴。俄国革命不能遵循立宪民主党的轨道，原因也并不在于司徒卢威先生或特列波夫先生的“政治头脑”如何。互相冲突的利益的性质本身推动俄国革命走上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进行公开斗争的道路。(p.121)

    贩卖人民自由的先生们，革命中的经纪人先生们，战时的外交家先生们是注定要永远失望的。(p.121)

    土地问题和争取自由的斗争
    消灭贫富之间的差别。这是社会主义的愿望。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希望做到这一点。但是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世界上甚至有僧侣社会主义，有小市民社会主义，也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p.123)

    小市民社会主义是小业主希望消灭贫富之间的差别的幻想。小市民社会主义认为可以把所有的人变成“平均化的”业主，没有贫富之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货币权力和资本权力，就不可能平均使用土地。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着货币权力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揭露小市民社会主义希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小经济“平均制”是毫无根据的，甚至保持小经济也不可能。(p.123-124)

    糟糕的建议
    在斗争中再没有什么比相信朝三暮四的人更危险的了。(p.134)

    考茨基论国家杜马
    无产阶级在斗争中的失败决不总是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错误”。(p.140)

    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
    布尔什维克确定了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策略是：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不是同他们融合）反对旧政权和旧制度，使在人民自由和旧政权之间摇摆不定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起不了作用。(p.151)

    我们还没有死！把我们当作死人，往我们身上栽赃，那只会使自己出丑。(p.151)

    布朗基主义者是密谋家（他们从来不赞成总罢工），他们夸大革命政权的作用。无政府主义者根本否定任何政权，不管是革命政权还是其他政权，用完全的散漫无羁来反对布朗基主义的严密组织。“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有点象是温和的拉甫罗夫分子，是半文化派，是非革命者，是奇谈怪论和抽象说教的英雄。(p.154)

    我们一向认为，孟什维克是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他们倾向于机会主义，也就是说，倾向于为了暂时的利益，为了似是而非的条件去“迁就”暂时的情绪、局势和关系，而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长远的、主要的、根本的利益。(p.154）

    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在于，他以抽象的说法偷换了具体的历史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普列汉诺夫同志的错误在于，他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了完全非历史的观点。普列汉诺夫忘记了，随着革命的进展，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各个阶层的地位是要发生变化的。革命愈高涨，资产阶级中最不革命的阶层就愈加迅速地脱离革命。谁不了解这一点，谁就无法对一般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的任何事物作出解释。（p.155)

    伯恩施坦号召对社会自由派要“讲策略”，要支持他们，不要把他们推到反动派方面去，这实际上是号召支持一种不存在的东西。他迷恋于社会和平这个幻影，而忘记了争取政权的根本任务。(p.159)

    普列汉诺夫可能自己认为并且要别人相信，他并没有打算削弱或者缓和各阶级之间以及人民同旧政权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对抗。可是普列汉诺夫的话在目前政治形势下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这不取决于他的意志。(p.160)

    社会民主党的全部政策就是要照亮人民群众应当走的道路。我们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火炬，用各个阶级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用每一个政治事件和经济事件表明，实际生活证实了我们的学说。(p.164)

    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把无产阶级在革命时期的策略归结为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的任务更迂腐，更没有生气，是更道地的烦琐哲学呢？(p.168)

    革命在高涨，各阶级纷纷出场，群众在从事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党相继形成，复杂的政治危机日益加剧，在空前丰富的种种事变和１９０５年经验所奠定的基础上斗争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切统统被归结为一点：对人民进行政治教育！这真是我们的女训导员的天才发现。....要知道，这种“解决办法”必然会模糊或者推开资产阶级内心十分畏惧的关于新的“丧失理智的时代”、新的“旋风”的问题。(p.168-169)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关于对待国家杜马的态度的决议
    只有工人和农民共同采取战斗行动才能推翻旧政权，而在革命行动的决定性时刻到来以前，应该作好这种行动的准备，做好组织工作。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必须积蓄和珍惜人民的力量，不要分散人民的力量去进行徒劳的零散的斗争，不要去理睬政府的挑衅。(p.170-171)

    关于目前的政治局势
    公开的活动把各种利益的根本差别无情地暴露了出来。各党派正在显露自己的真面目。事变把不同阶级的拥护者截然分开，迫使人们决定联合谁和反对谁。(p.174)

    无产阶级的策略和目前的任务
消除解放运动中的“不同色彩”，就等于消除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民主要求的差别。这就是要“完全一致”地承认自由派资产阶级是整个解放运动的意向的代表和向导。这就是把无产阶级变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盲目的工具。(p.180)

    资产阶级的《言语报》想把无产阶级变成自由派同旧政权搞交易的盲目的帮凶。而这种交易的目的,主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其次当然也反对革命农民。(p.180)

    革命历史上有许多例子都说明，由旧政权任命的自由派内阁（如在１８４８年的德国），纯粹是掩盖专制制度的幌子，比其他的官僚主义的内阁更便于扑灭革命。(p.181)

    让工人来决定
    中央委员会根本没有权利要求各个党组织接受它关于支持组织立宪民主党内阁的要求的决议。全体党员必须完全独立地和批判地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公开表示赞成他们认为在统一代表大会的决定范围内更正确地解决任务的那个决议。彼得堡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知道，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p.191-192)

    任何纪律也不能要求党员盲目地在中央委员会起草的一切决议草案上签字。世界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都不曾有过哪一种规定，要求党组织放弃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而变成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单纯的签字人。(p.192)

    一切党组织可以在符合代表大会意志的范围内对中央委员会的策略提出异议和纠正中央委员会的偏向和错误的权利。因此，......谁侵犯党组织的合法权利，谁才是进行破坏活动。(p.192)

    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不经过讨论就决定重要问题的。(p.193)

    不论这同一位尔?马尔托夫或任何别的人怎样以分裂相威胁，都不能迫使工人不独立自主地决定问题。以分裂相威胁，挑动分裂——这是一种只会使资产阶级高兴的不光彩的手法。(p.193)

    “不要向上看，而要向下看”
    选择这种或那种解放斗争形式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必须清醒地严酷地正视现实。(p.195-196)

    社会党人不能也不应该为了一时的成就而牺牲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利益。(p.196)

    我们在研究了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之后，能够预见它们的历史活动，的必然趋势如何，它们的运动必然具有什么样的主要形式。(p.196)

    如果我们用一切办法启发群众，使群众作好采用各种运动形式的准备——这些形式是从表面现象观察问题的人看不见的，然而它们必然要从我国的整个经济政治状况中产生出来——我们也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如果我们的全部目光都“向上”，而忽视下面正在进行的、发展的、日益迫近的、正在到来的一切，我们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p.196-`197)

    反动派开始了武装斗争
    只要旧政权还维持着统治，掌握着整个庞大的国家管理机器，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人民代表机关的作用，谈不上满足千百万人民的迫切需要的可能性。(p.198)

    决不能够靠呼吁遵守法制来抑制旧政权，因为它自己随时都能够制定法律，它在采取最后的手段，采取最残暴、最野蛮、最疯狂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存在。(p.198)

    前  夜
    他们过去所以相信，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他们过去所以相信，是因为最近将来的政局当时还模糊不清；他们过去所以相信，是因为当时政治上的朦胧状态给各种模棱两可的看法、各种动摇心理和各种消极情绪留下了活动的余地。(p.206)

    上面的动摇和下面的坚定
    拉萨尔说过，反动派是讲究实际的人。我国的反动派证实了这句话。（P.209)

    无产阶级必须冷静地正视革命的任务。在“以讲究实际的精神”对待重大问题方面，他们不会逊于反动派。(p.209-210)

    它要使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群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要的和重大的问题上，而不是集中在从属的和次要的问题上。(p.210)

    团 结 起 来！
    如果实质上意见一致的话，坚持字句上的分歧是不明智的。(p.212)

    这种制定空洞计划的工作模糊、麻痹和腐蚀人们的思想，因为“这些法律是永远不会实现的。要实现这些法律，先得从现在的执政者手中争取政权。而争取政权只有这样一种人民运动才能做到，它将提供一个根本不必理会杜马所制定的‘法律’的、更有权力更民主得多的机构来代替杜马”。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绝对必须争取政权，引导到建立一个不用理会立宪民主党杜马的法律的“更有权力得多的”机构，这是极其正确地估计到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和当前的需要。(p.212)

    我们不应当直接地或间接地、公开地或默不作声地使自己，使无产阶级政党对旧政权的这种乔装改扮负丝毫责任。(p.213)

    用“要求居民建立唯一能保卫他们的生活和荣誉的民兵的号召”，....来对抗大暴行制造者的无耻行为和立宪民主党的“法律草案”，它就能更好地、更完善地、更有步骤地、更勇敢地在群众中进行自己的一切宣传鼓动和建立广泛的组织的工作。(p.214)

    杜马和人民
    由于我们所处的一切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人民同旧政权的决斗必然会发展起来，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凡是在这个日益迫近的斗争面前动摇不定的人，的确都不得不“同某人和解或同某人决裂”。....同旧政权和解就是同进行斗争的人民决裂。同旧政权决裂则是同进行斗争的人民和解所必需的。(p.216)

    为政权而斗争和为小恩小惠而“斗争”
    为了真正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必须建立完备的民权制度。如果人民群众不能掌握全部国家政权，如果在国家中保留某种不是由人民选出的、人民不能更换的、人民完全不能做主的政权，那就不可能真正满足大家都感到的迫切需要。(p.218)

    不要因工人阶级的局部利益而忘记整体利益，不要因个别斗争阶段的特殊性而忘记整个斗争的根本任务。(p.218)

    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革命的，因为这种斗争力求争得完备的民权制度。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是机会主义的，因为这种斗争追求小恩小惠，追求专制政府同有产阶级瓜分政权。(p.219)

    无产阶级利用政权的一切缺口和对政权的任何削弱，利用一切让步和小恩小惠来进行更广泛、更有群众性、更坚决和更尖锐的斗争，资产阶级则利用这一切来逐步缓和、平息和削弱斗争，削减斗争的任务，和缓斗争的形式。(p.219)

    无产阶级不论现在或将来都将为摧毁旧政权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将积极开展宣传、鼓动、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无产阶级如果不能做到彻底摧毁，也要利用局部的破坏。但是无产阶级决不鼓吹局部的破坏，渲染局部的破坏，号召人民支持局部的破坏。对于真正的斗争的真正支持要给予那些力求做大事情的人（在失利时做小事情），而不是那些在斗争前就机会主义地削减斗争任务的人。(p.221)

    报 刊 评 论
    多么奇怪的议论！在拉赫美托夫同志看来，即使我国资产阶级思想上反对革命，也可以迫使它变为革命的。(p.242)

    谁赞成同立宪民主党结成联盟？
    机会主义的实质是牺牲无产阶级永久的长远的利益来获得无产阶级表面的一时的利益。(p.247)

    立宪民主党的应声虫
    不能说由宫廷奸党任命自由派大臣就是争取政权呢？宫廷奸党按照自己的意志任命大臣，也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因为它并没有交出政权，而只是假装分出一部分政权，以试探自由派奴仆是否能使它满意。(p.257)

    再论杜马内阁
    “必须选择”——机会主义者不论过去或现在总是用这种议论来证明自己正确。大事情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必须争取做小的、可以做到的事情。但怎样确定某件事情可以做到呢？这要根据大多数政党或最“有威信的”政治家的同意。同意作某种微小的改善的政治活动家愈多，这种改善也就愈容易做到，它也就愈容易获得成功。不要成为一个光想做大事情的空想主义者。要做一个善于支持细小的要求的讲求实际的政治家，这种小事情有助于争取做大事情。我们认为做小事情是争取做大事情的最可靠的阶段。(p.261)

    这种议论必然会引伸出什么结论呢？必然会引伸出这样的结论：不需要任何革命纲领、革命政党和革命策略。只需要改良就够了。(p.262)

    资产阶级中也有不少人赞成这些要求。不要用不讲策略的行为把他们从自己身边推开，要向他们伸出手来，支持他们，那样，你们就会成为讲求实际的政治家，你们就会给工人阶级带来虽然微小但是很实际的好处，你们的策略只会给“革命”的空话带来害处。革命现在反正是搞不起来。必须在反动和改良之间，在俾斯麦的政策和“社会帝国”的政策之间进行选择。(p.262)

    所有这些机会主义的议论的基本错误在哪里呢？在于它们实际上是用资产阶级的“团结一致的”“社会的”进步的理论来代替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的社会主义理论。根据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在是不值得认真谈的），历史的真正动力是各阶级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等等的失败的尝试。根据资产阶级哲学家的学说，前进的动力是社会上所有认识到某些制度“不完善”的分子的团结精神。前一种学说是唯物主义的，后一种学说是唯心主义的。前一种学说是革命的，后一种学说是改良主义的。前一种学说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后一种学说则奠定了资产阶级的策略的基础。(p.263)

    从后一种学说中产生出资产阶级庸俗的进步派的策略：随时随地支持“比较好一些的”；在反动派和同这种反动派对立的势力中的极右派之间进行选择。从前一种学说中产生出先进阶级的独立的革命策略。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的任务降低为支持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最流行的口号。我们要执行独立的政策，只提出确实对革命斗争有利，确实能提高无产阶级的独立性、自觉性和战斗力的改良口号。只有执行这种策略，我们才能够使来自上面的总是不彻底的、总是虚伪的、总是包含着资产阶级的或警察的圈套的改良不能为害。
不仅如此。只有执行这种策略，我们才能把真正的改良事业真正推向前进。这似乎是奇谈怪论，但是国际社会民主运动的全部历史证实了这一点，证实了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最不能保证改良的实施和改良的真实性。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策略才最能使两者都得到保证。实际上，改良正是迫于革命的阶级斗争，迫于这种斗争的独立性、群众力量和顽强精神。这种斗争愈是强大有力，改良也才能愈是真实，因为改良从来是骗人的、表里不一的、充满祖巴托夫精神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口号同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口号混淆起来，那就会削弱革命事业，从而也就会削弱改良事业，因为我们那样做会削弱革命阶级的独立性、坚定性和实力。(p.263-264)

    如果我们支持这种改良，把它列为自己的口号，那就会模糊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削弱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和战斗能力。如果我们完全坚持自己原有的革命口号，那就能加强真正的斗争，从而也就能增加改良的可能性，增加使改良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反动势力的可能性。我们要把这种改良中所有骗人的虚伪的东西丢给立宪民主党，把其中所有可能有益的内容自己利用起来。只有实行这种策略，我们才能利用特列波夫先生们和纳波柯夫先生们之间的互相扭打，使这两位可敬的杂技演员跌到坑里去。只有实行这种策略，历史才会象俾斯麦评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地评价我们：“没有社会民主党，就不会有社会改良。”(p.264-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