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长期的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计划，就不能进行工作。
    各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p.151-152)

    今后出现在全俄代表大会讲台上的，将不仅有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人员，而且有工程师和农艺师。这是最幸福的时代的开始，到那个时代政治将愈来愈少，谈论政治会比较少，而且不会那样长篇大论，讲话更多的将是工程师和农艺师。
    我们无疑学会了政治，这方面我们不会受人迷惑，这方面我们有基础。而经济方面的情况却不好。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p.154）

    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党纲。....我们党的纲领不能始终只是党的纲领。它应当成为我们经济建设的纲领，不然它就不能作为党的纲领。它应当用第二个党纲，即重建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来补充。....我们需要这个纲领，它是展示在整个俄国面前的第一张草图，它是一个为期不下十年的、表明怎样把俄国转到共产主义所必需的真正经济基础上去的伟大的经济计划。(p.155)

    被封闭了的是苏哈列夫广场上的过去的“苏哈列夫卡”，封闭它并不困难。可怕的是活在每个小业主心灵上和行动中的“苏哈列夫卡”。必须封闭这个“苏哈列夫卡”。这个“苏哈列夫卡”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只要它存在，资本家就可能回到俄国来，就可能变得比我们更强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这应当成为我们工作中的主要推动力和衡量我们的实际成就的条件和尺度。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必须记住。每一个细心观察过农村生活并把它同城市生活作过对比的人都知道，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国内敌人是靠小经济来维持的，要铲除它，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只有电力才能成为这样的基础。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不然我国仍然是一个小农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不仅在世界范围内比资本主义弱，在国内也比资本主义弱。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一定要努力把小农经济基础变成大工业经济基础。只有当国家实现了电气化，为工业、农业和运输业打下了现代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p.156)

    关于对外对内政策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在社会革命时代，只有依靠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其他一切党派进行无情的斗争，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团结。(p.170）

    我们敌人的口号是武装人民，而我们则主张武装阶级，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胜利的，并将永远获得胜利。（p.171)

    难道那些投机倒把的农民是劳动者的代表吗？这就是农村经济问题的全部实质。农民、小业主和工人，这是不同的阶级，正象我在报告中已经说过的，只有在消灭了小经济基础和建立了新的大机器经济基础的时候，我们才能消灭这些阶级之间的差别。这在经济上是必然的。(p.173）

    就《关于加强和发展农民农业经济的措施》法案的补充意见的讲话
    关键就在于不要奖励得不公平，不要奖励了富农。很明显，富裕农民和富农的经营搞得最好；无疑，这种人在农村里仍然多得很，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怀疑。如果我们奖励精心经营的人，而不问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做到这一点的，那么精心经营成绩最好的自然就是富农。所以，如果忽视经营上的改进是用什么代价达到的这个问题，那就会不公平地特别优待富农。如果用生产资料奖励富农，就是说用那些可以用来扩大经营的东西奖励富农，那么我们就会间接地——也许还不完全是间接地——成为发展富农经济的参与者；因为，在奖励勤劳的农民时，不考虑好的成绩是不是用富农手段获得的，而且还用生产资料这样的东西，也就是用得奖人可以拿来进一步加强自己影响的东西来奖励他，那我们当然就不仅背离了土地政策的宗旨，而且背离了整个苏维埃政策的宗旨，还违背了支持劳动者的利益反对富农的利益这个基本原则。总而言之，这样干，我们确实是在从最根本上破坏整个苏维埃政策的原则和基础，而不仅是破坏整个土地政策的原则和基础。(p.182-183)

    现在我国有２０００万个体农户，都是单个经营，并且也不可能用其他方式经营；如果我们不通过奖励去提高他们的生产率，那就根本错了，那显然太过分了，是不愿看到我们应当加以考虑、应当作为依据的显而易见的现实。当然，如果通过发扬集体主义精神，整个整个乡，整个整个村团的农户都发展起来，那最好不过了。但是现在可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正是应该考虑的。（p.183）

    如果某人取得了经营成绩，但使用了富农手段，不管是放债、利用工役，还是投机倒把（使用富农手段有时借助于规避法律的办法），如果某人哪怕使用了一点点富农手段取得经营成绩，那么，他就不能得到任何奖励。(p.184）

    在我们这里个体农户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基础。这是不容争辩的，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就指出了这一点，我直截了当地说，可怕的并不是苏哈列夫广场上的或者偷偷地在别的什么广场上搞的那个“苏哈列夫卡”，可怕的是盘踞在每一个个体农民心灵中的那个“苏哈列夫卡”。我们能在一年或者两年以内摆脱它吗？不能。而改善经营现在就应当进行。你们怀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你们想从这一层一下子跳到顶上去；可是，我们说：这不行，要更谨慎、更稳步地前进。(p.189)

    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
    工会不仅在历史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历史上是必然存在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这种组织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几乎包括了全体工业无产阶级。这是最基本的思想。(p.199)

    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过程中，工会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一方面，工会包括了全体产业工人，把他们吸收到自己的组织中，它是一个掌权的、统治的、执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现专政的阶级的组织，是实行国家强制的阶级的组织。但是，工会却不是国家组织，不是实行强制的组织，它是一个教育的组织，是吸引和训练的组织，它是一所学校，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主持经济的学校，是共产主义的学校。(p.199)

    工会就它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地位来说，是站在—— 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可以说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没有工会这样的基础，就不能实现专政，就不能执行国家职能。....结论就是，工会建立起先锋队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工会通过日常的 工作说服群众，说服那唯一能够领导我们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去的阶级的群众。(p.199-200)

    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因为不仅在我们这样一个极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都还那样分散，那样被人鄙弃，在某些地方还受人收买（具体来说，在某些国家里被帝国主义收买），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这样，就象是一组齿轮。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本身的结构，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一过渡的实质本身的结构。....这里是一个由若干齿轮组成的复杂体系，而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体系，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没有一些把先锋队和先进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就不能实现专政。(p.200-201）

    我们的国家实际上不是工人国家，而是工农国家，这是第一。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我们的国家是带有官僚主义弊病的工人国家。这就是过渡的实际情况。试问，在实际形成的这样一种国家里，难道工会没有什么可以保护的吗？没有工会，能够保护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吗？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十分错误的。（p.204）

    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实现这两种保护，都必须通过一种特殊的办法，即把我们的国家措施和我们同我们的工会的协商、“结合”这两方面配合起来。
(p.204-205)

    “结合”这个概念含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要善于利用国家政权的措施，来保护联合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使它不受这个国家政权的侵犯。(p.205）

    生产是永远需要的，而民主不是永远都需要的。生产民主引起了许多根本荒谬的思想。我们提倡个人管理制还不久，一双靴子还没有穿破。决不能把人搞糊涂，造成这样一种危险：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个人管理制，什么时候需要独裁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独裁制。（p.207）

    应当记住，一个政治领导者不仅要对他自己的政策负责，而且要对他所领导的人做的事情负责。(p.218)

    关于电气化的意见
    共产主义＝苏维埃政权＋电气化。（p.223）

    关于综合技术教育
    我们立刻需要细木工、钳工。绝对需要。大家都应当成为细木工、钳工等，但是同时必须具有最基本的普通知识和综合技术知识。
    但是同时要使这些“手艺人”具有广泛的普通知识（懂得某些学科的最基本原理；明确指出是哪些学科）；成为共产主义者（明确指出应当知道些什么）；具有综 合技术的见识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初步）知识。(p.227)

    党内危机
    必须有勇气正视痛苦的现实。党生病了。党在发高烧。(p.231)

    从上层进行派别斗争，发展到下层组织参与斗争。这是向康复前进了一大步。
（p.237）

    派别斗争有它客观的逻辑，甚至最杰出的人，如果他坚持错误立场，都会不可避免地落到在实际上同无原则的煽动没有任何差别的地步。派别斗争....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不仅要研究分歧的抽象本质，而且还要研究这种分歧在各个不同的斗争阶段上怎样展开和变化的具体情况。(p.240）

    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布）党团会议上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报告
对革命的适宜性高于形式上的民主。(p.245)

    他往蜜里掺了一勺焦油，不管他再加多少蜜，一切都难以挽回。(p.246）

    我认为，错误总是由小到大的。分歧总是由小地方开始的。人人都免不了会受伤，但是，如果这个伤口已经开始溃烂，那就会变成不治之症。（p.247）

    假如党与工会发生分裂，党是有过错的，其结果一定会使苏维埃政权灭亡。除了千百万无产者，我们没有别的支柱；....没有一个阶级能够推翻我们，因为大多数无产者和农村的贫苦农民都拥护我们。如果我们本身不犯错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这个“如果”就是全部问题的所在。如果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了分裂，那就一切都完了。(p.248-249）

    我们既不放弃委派制，也不放弃独裁制。受过２０年锻炼的俄国工人决不会走这条道路。如果我们支持这种错误，那我们一定会完蛋。（p.249）

    我们不放弃独裁制，一长制，这些制度还在，我还会拥护，但是决不赞成愚蠢行为和极端行为。（p.250）

    我们并不放弃强制。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工人都不至于认为，现在可以不要强制，现在可以解散工会，或者把全部生产交给工会管理。(p.251）

    托洛茨基同志说，必须前进；如果车子走得很好，那自然应当前进，但是，如果车子走了岔道，那就应当后退。这对党有好处，因为必须研究经验。（p.251）

    党是一个特殊的组织；它需要有觉悟的、决心作自我牺牲的人；它可能犯错误，但是它能够纠正错误；它所领导和挑选的人了解我们要走的道路，知道我们还要经历哪些困难。党不欺骗工人。党不开空头支票。（p.252）

    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我们知道，同农民有联系的工人是会接受非无产阶级的口号的。在工人当中谁来参加管理呢？整个俄国只有几千个人。如果我们说，不是党而是工会自己来提人选和进行管理，这听起来很民主，可能也会争取到一些选票，但是不会长久。这只会葬送无产阶级专政。(p.252-253）

    投入工团主义的怀抱，谈论什么“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提出的必须接受的人选，对于无产阶级是根本不相称的。这样做是很危险的，这会破坏党的领导作用。(p.253）

    要管理，就需要有一支经过锻炼的共产主义革命者的大军，这样的大军是有的，这就是党。一切工团主义的荒谬言论，生产者提出的必须接受的人选——所有这些都应当扔到废纸篓里去。如果走这条道路，实际上就是不要党，实际上俄国也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向你们说明这个观点是我对党的义务。（p.254）

    如果有人向你们提出要消灭官僚主义，那他就是煽动者。....如果有人跑到你们面前说，“我们要消灭官僚主义”，那就是煽动，就是胡说八道。我们将同官僚主义作长时期的斗争，谁要不是这么想，他就是在欺骗，就是在煽动，因为要克服官僚主义，需要采取千百个措施，需要每个人都识字，每个人都有文化，每个人都参加工农检查院。(p.259）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
    大的分歧有时是由很小的、甚至开始时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发展起来的。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一生中总要有几十次小的创伤或者擦伤的，但是，如果伤口化脓，如果引起血液感染，这种小小的创伤也会变成最危险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冲突中（甚至在纯粹个人的冲突中）常常是这样。在政治上也常常是这样。（p.269）

    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发展成为分裂，发展成为严重的分裂而足以动摇和破坏整个政治大厦，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来说——火车倾覆的话，那么这种分歧在政治上就会是危险的。(p.269）

    很明显，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中间出现的或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出现的分裂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尤其在无产阶级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很少数的情况下。（p.269）

    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上层建筑在阶级消灭之前，在无阶级的社会建立之前，是必然存在的），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所以把“生产民主”跟任何其他的民主分割开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这样做只能造成混乱而丝毫没有意义。（p.276-277）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
如果说（哪怕只是间接地提出）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有同等的价值，“两者”都可以采用，这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p.279）

    布哈林宣传把从政治上看问题和从经济上看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在理论上堕落到折中主义立场上去了。（p.280）

    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p.280)）

    工团主义倾向（它可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灭亡）。（p.282）

    形式上的民主应当服从于对革命的适宜性！（p.283）

    资本主义在整个文明世界中是依靠几百年的经验和习惯来经营自己的事业的。而我们则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习惯进行极其长久的、顽强的和耐心的改造工作，而这一工作只能一步步来。(p.286)

    如果一个人从他自觉运用的一定原理出发犯了错误，那么不找出他犯错误的理论根源，就无法完全弄清他的任何错误，包括政治错误在内。（p.287）

    布哈林同志在这里所犯的错误的理论实质，就在于他用折中辩证法和折中主义。主义偷换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辩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所教导我们的这种辩证关系）。“既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中主义。辩证法要求从相互关系的具体的发展中来全面地估计这种关系，而不是东抽一点，西抽一点。（p.287-288）

    布哈林同志的基本理论错误正是在这里，正是用折中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种折中主义在各种“时髦的”和反动的哲学体系的作家当中是特别流行的）。
    布哈林同志说到“逻辑上的”根据。从他的全部议论可以看出，他——可能是不自觉的——在这里所持的观点是形式逻辑或经院哲学逻辑的观点，而不是辩证逻辑或马克思主义逻辑的观点。（p.290）

    形式逻辑——在中小学里只讲形式逻辑，在这些学校低年级里也应当只讲形式逻辑（但要作一些修改）——根据最普通的或最常见的事物，运用形式上的定义，并以此为限。如果同时运用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定义，把它们完全偶然地拼凑起来（既是玻璃圆筒，又是饮具），那么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仅仅指出事物的不同方面的折中主义的定义。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这是第一。第二，辩证逻辑要求从事物的发展、“自己运动”（象黑格尔有时所说的）、变化中来考察事物。就玻璃杯来说，这一点不能一下子就很清楚地看出来，但是玻璃杯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玻璃杯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是在变化着的。第三，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第四，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些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p.291-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