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围绕对富田事变的解决及对其性质的认识，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从富田事变发生，到对富田事变的性质的认识及对其解决，总前委的主要领导毛朱彭黄等意见都是一致的。也只有这种团结一致，才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带领苏区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在此情况下，上海党中央派项英来中央苏区，组织苏区中央局，并进一步处理富田事变。项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意见与总前委及当时中央苏区党政军大多数领导同志是有分歧的。项英也认为：“富田事变，在客观上无疑是反党反革命的行动。”但他又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苏区中央局通告第11 号》，1931年2月19日）因而他在处理上，不将极少数反革命首恶分子与广大受蒙骗的红军指战员相区别，一律采取所谓“教育”的方法，采取“双方处罚”，“以求和平了事”的无原则的右倾态度。

    代文不但认为项英的态度和处置方法是正确的，甚至比项英还后退了一步，不承认是反革命事变。笔者认为判断一个事件的性质，主要应以社会实践的客观效果作标准。当时正值蒋介石对我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机关头，刘敌等人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指向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叛变于东固，公然武装反抗总前委的领导，拘捕中央巡视员易尔士、总前委的代表李韶九和二十军军长刘铁超等同志，包围并捣毁省行委和省苏政权，攻打红军学校，收缴红军警卫连枪械，把队伍拖过河西，煽动各地群众反对红军，到处张贴反动标语，制造假信，制造谣言，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党和红军的统一领导。这一切不都是最明显的反革命叛变的事实吗？至于代文讲到刘敌等人是“刀压在脖子上”，被迫武装反抗，更是不切实际的。总前委给曾山、陈正人同志的指示信，是根据“破获AB团重要首领刘天岳、曾昭汉、赵晓之等，一致供认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均是AB团要人”，于是和省苏、省行委主要领导同志曾山、陈正人商量后将其免职，监视审查，这丝毫谈不到“刀压在脖子上”。何况对刘敌，李韶九徇私情，将其放走，就更谈不上刀压在脖子上。尽管因肃反没有经验而扩大化、简单化，甚至搞了刑讯逼供，但总前委根据当时的紧急形势，指示将其免职，监视审查，是必要的，也是符合政策的，无可厚非。

    在给富田事变定性问题上，不仅当时总前委所有领导人意见是一致的，后来来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参加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也一致肯定了总前委的意见，而否定了项英的意见；就连1931年11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第一次党代会，即（赣南会议）也不得不承认“富田事变是AB团反革命的暴动，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指总前委——笔者注），对于这个事变的处置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至1931年底，周恩来同志到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由他主持制定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也明确肯定了“富田事变是AB团所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过去反AB团斗争是正确的，是绝对必要的，的确给了AB团一个致命打击，破获了AB团的重要组织，巩固了苏维埃的政权”，并具体指出“总前委领导时期，对于镇压富田反革命暴动的处置，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总前委领导打AB团有没有错误？有。主要是因为没有经验，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开始阶段搞了刑讯逼供，结果给革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这是应当永远吸取的历史教训。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1980年10月25日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邓小平文选》P265）关于这个情况谭震林在回忆中也谈到：“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回忆中央苏区》P148）关于这个情况，李井泉、郭化若、肖克等在回忆中也都谈到过。

    但后来，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就把毛泽东同志在肃反打AB 团中总结的经验教训也抛弃了，并且更大规模地捉人、杀人，造成了肃反的严重扩大化。1931年8月，甚至将红二十军中排长以上的干部都捉来，杀了许多。但这个问题的责任必须分清，因为对后来中央代表团所搞的肃反扩大化，毛泽东同志是不同意的。他们是要“集中火力”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右倾”，并且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始，党内就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同志。

    江西一位叫文宏的，把肃反扩大化的一切罪过统统推到毛泽东为首的总前委头上，并推断：第一次大肃反（指打下吉安后开始的肃反——这是文宏划分的——笔者注），红军中一共抓了4000多AB团，杀掉了2000多人。（《江西省文史资料选辑》1982年第2期）他这种推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可从当时的原始文件中找到证据。如总前委于1930年12月22日在黄陂发布的《八个大胜利的条件》中指出：“敌人在我们军队中安的AB 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长，共总打了四千多AB团。”这个事实同样可从韩素音著的《早晨的洪流》中得到印证，她写道：“在前述红军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只有已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才被处决；大约四百至五百人受审判罪。其他的经调查和教育后释放。”

    其次，我们还可从对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的处理上看出。黄陂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了重证据，不搞逼供信，不能随便杀人。可是中央代表团推翻了这些正确的决定，乱抓乱杀，更加扩大化。如对李文林，郭化若在回忆中说：“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 团，于是把他放了。”（《回忆中央苏区》P141）苏区中央局从1932年开始，集中火力反“右倾”这个“主要危险”，在肃反工作中，认为“消极”是“最危险的障碍”。结果，在所谓纪念“五卅”大会时，分别将李文林、曾炳春、王怀等押送各县处决。这与毛泽东同志没有丝毫关系！

    总之，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后，全面贯彻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在肃反问题上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个历史事实是不容篡改的！

    1987年12月27日　
    （孙焕臻，贵州师范大学铜仁学院政治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