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9月5日，毛泽东致信初到延安的历史学家范文澜，称赞他在延安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讲演是“头一次”“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鼓励他继续史学研究。这封信让范文澜深受鼓舞，也促使他进一步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历史。此后，他撰写了《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专著。《中国通史简编》出版时，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 ：“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

    历史学家吴晗以研究明史见长，l948年底进入解放区，正在西柏坡为平津战役而紧张运筹的毛泽东在百忙中接见了他。吴晗将先前出版的《朱元璋传》修改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仅很快阅读了书稿，还和他“特别约谈了一个晚上”，随后又专门致信讨论书稿，并提议：“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毛泽东的建议对吴晗震动很大，以致由此想得很多，感到自己“具有知识分子的洁癖，孤芳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非如此”。毛泽东的谈话让他建立起著书立说也要为人民服务的观点。1965年2月，花费了吴晗十多年心血的《朱元璋传》再次修订出版，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好评，也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有人评价，在“中国史学专著里，受到毛泽东如此直接和深入影响的，《朱元璋传》大约是首选之作”。

    毛泽东对史学家的关怀、鼓励和支持，无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延安时期曾涌现出了范文澜、何干之、吕振羽、金灿然、叶蠖生、尹达、谢华、何思敬等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下的史学事业奠定了骨干人才的基础。

    毛泽东对历史知识、历史经验的娴熟驾驭和深入浅出的讲述，使得从党内到党外，从高级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到知识分子和专家学者等，许多人从中得到教益和启发，其影响是会长久地起作用的。毛泽东的历史情怀和历史智慧在一些外国政要中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也说，毛泽东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