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有两件事我需要讲一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57年6月份。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办公室写文章,第二天早晨四点多才回去休息。主席走了以后,我们才躺下大概40分钟,电话铃响了,是主席卫士打来的,说主席马上要到游泳池游泳。我挂了电话就开始准备。当时以为主席要到内池游泳,内池的水温一般保持在26到27度。我开了东门,叫副班去开游泳池的灯,然后叫服务员小白起床,告诉小白主席马上到。结果看见主席的车没在东门停,我当时就急了,叫服务员小白同志,说主席已经到外池了,可是外池我们没有准备,单人床和主席的游泳裤还有睡衣都在内池,赶紧抬过去。当我们走到外池的第一个布棚子时,主席正坐在藤椅上要换衣服。当他发现没有床时,我们已经把单人床抬了过来。小白同志没说话,我说:“主席,我们以为您要在内池游泳,抬床抬晚了。”主席说:“没关系,晚就晚了!”
主席在中南海活动必须有秘书和卫士跟着,但这一次主席来就跟着内勤小田。我们抬完床后,小田马上叫司机回去把秘书和卫士接来。他们第二天来时,我问小田为什么昨天秘书和卫士没有跟来,他解释说,正准备叫秘书和卫士,主席已经穿好衣服要出门了,就先给游泳池打电话,又给车库打电话派车。当时要返回去叫卫士也来不及了,所以直接和主席到了游泳池。
到了7、8月份,一天下午主席来游泳。游泳池两点关门,当时已经没有外人,我们值班的来回转,有时在值班室,有时在外面。我当时在外面,看见主席从游泳池出来,就迎了过去,问道:“主席这是要回去吗?”主席说:“刚才说要在这里吃饭,告诉家里我现在就回去吃,叫他们返回来接我。”因为车没有到位,主席说完我就跑到值班室打电话,主席绕着游泳池外面的假山水池散步。就在这个时候,云彩从西边上来了,看来要下雷阵雨,我就从值班室里拿了把油纸伞出来。不一会儿,我一看天气,心想不好,马上要下雨,就把伞打开给主席遮雨,和主席转了几圈就开始掉雨点了。主席说:“真是天有不测风云。”我说:“是的,刚才天气挺好,还有太阳,这么一会儿雨就来了!”这时车来了,主席上了车,回休息的地方了。
第二件事是在1957年5月份,几个主要首长要和警卫团的战士合影留念。有一次不是我的班,就参加团部组织的在丰台帮老百姓菜园劳动的活动。中午返回时,二中队打电话叫我们参加和刘少奇同志合影,我们吃完饭后赶快跑到刘少奇住的地方,正好赶上。对合影人员的要求是做过刘少奇的警卫战士,不管调到哪个中队都可以参加。我1953年为刘少奇站过岗,正好符合。
合影的位置是刘少奇同志住的楼前,挨着首长食堂。我们都喊光美大姐(刘少奇夫人)上来,但她始终没有来。摄影师正要拍,由保姆看着的刘少奇小儿子源源突然跑到一个蹲着的干部面前,这个干部马上摘下大沿帽带在源源的头上,这张照片就这样拍下来了。后来我数了数,照片上一共是115人,12寸大小。这张照片我保存得特别好,觉得特别自豪。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爆发,1967年1月把刘少奇的事情揭露了,有造反派看见了这张照片。虽然单位没有揪住我不放,但我还是在干部大会上检查了两次才过关。后来形势越来越严重,照片不能保管了,只能毁掉。我今年已经85岁了,想起这件事就觉得非常遗憾。
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我1954年8月份曾跟着主席专车到北戴河作警卫工作,9月20日返回北京。1954年和1955年的“五一”和“十一”节,我都去天安门做警卫工作,每次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1957年10月份以后,根据规定,我们转业了,后来到万寿路警卫团集训队,待到春节。春节过后,我们正式转业到北京市公安局,我在那里一直工作到离休。
我对毛主席的最深印象是生活非常简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听王管理员说,主席中午剩下来的主食还要留着晚上再吃。我亲眼见到主席游泳时穿的睡衣补着补丁。主席的工作和生活作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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