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丕真，出生于1929年，原籍是山东省福山县回里镇东黄山村。我于1947年7月份参军，当年12月20日入党。参军后先后在县新兵连、区中队、县大队当战士。

    1948年4月份，我被调到北海一团炮兵连，在烟台外围驻扎。国民党军队1947年9月底到10月初要进攻烟台，我们驻扎在烟台外围是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来骚扰。当时外围有烟台警备团、北海一团和东海一团三个团驻守。1948年10月份，我们和国民党军队打了一天，敌人不抵我军强大攻势，被迫撤退，我们进驻了烟台。11月20日，为了支援淮海战役，北海一团、东海一团从烟台出发，每天行军70华里左右，到达莱阳，后又到青岛西滨海军分区。当时为了在北海、东海新建两个团，需要把两个炮兵连留下，我们又从滨海军分区返回栖霞县，在山东军政大学胶东第二分校三大队十五中队进行训练。

    过了1949年春节，我们连又被调到新成立的山东警备二团，驻防在黄县城北后于家村，在这里继续训练，一直到10月1日以后，警备二团被调到青岛外围，编为第三野战军三十二军九十六师二百八十八团。在这里待命到1950年正月初三，奉命南下。在青岛外围成阳火车站上火车，车厢是40吨载重的车皮，我们炮兵连一个排一个车厢，全副武装。由于人多拥挤，晚上睡觉都不能翻身。三十二军编入第十兵团。过了济南就开始防空，只要一拉响防空警报，我们就得从火车上跳下来，到铁路两边躲避。警报排除了，我们就乘火车继续南下。在江苏的浦口，把车皮运到摆渡轮上，夜里过的长江。经过南京、苏州、上海方向，到达江西省上饶。在上饶我们整顿了一个星期。南方春天比较热，因为从山东穿来的棉服太厚，又没有单衣可换，只能把棉服里的棉花取出当单衣穿。整顿之后，我们就开始步行前进，每天走40公里左右，一直走了400多公里，到达福建境内，然后途径建阳、建欧，挺进到南平，又继续向南，到达了沙县。

    刚进村时老百姓都很害怕，因为没见过解放军，所以纷纷往山上跑。后来经过村干部解释，慢慢接触，老百姓才和我们解除了误会，从山上返回家里。当时福建地区仍有国民党地方土匪和残留的散兵10万余人。我们驻防当地，进行剿匪，几个月内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斗。刚到福建，农村的老百姓听不懂北方口音，我们也听不懂当地口音，因此直接交流相当困难，只好找当地的村干部做翻译。

    1950年夏天，福建雨水很多，衣服经常是干了又湿。因为剿匪时老走梯田路，鞋经常是湿的，容易得疟疾。我们开头穿的是大头皮鞋，后来换成了解放鞋才得到缓解。我当时就不慎得了虐疾，一阵阵地发冷、发热。就是这样也得坚持跟部队一起走。后来实在坚持不住，领导把我送到团卫生队治疗了半个月，后来我们又回到团里。当时团部驻守在人寿镇，团里有个剿匪训练中队，由各个营、连、排、班长级别的人员组成，在这里统一进行剿匪训练。

    非常幸运地，就在这个时候，我被选拔到北京执行保卫毛泽东主席的任务。当时团政委找我们每一个人单独谈了话。政审时有四个重要条件：一、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员；二、职位必须是部队战斗小组长以上；三、家庭出身三代都必须历史清白没有问题；四、土改的成分。当时部队没有个人档案，我的入党志愿书一直拿在自己手里，直到1963年审干的时候才交到支部。

    我们二百八十八团选拔了一个排，四十多人，审查合格后一律降职一级，准备到北京执行保卫毛主席的任务。我们三十二军一共调了两个连，一个连一百八十多人，全是美式装备，我们连装备的是美式卡宾枪。在南平的军部待了几天，华东军区调汽车团把我们接到南京军区，住了一个星期，又经过了一次审查。最后三十二军两个连，加上苏北军分区的一个连，在南京浦口乘普通客车向北京进发。经过济南时又上来一个连，是青岛警备旅抽调的。这样华东共抽了四个连，约七八百人。火车一直向北开，凌晨四点左右，天刚蒙蒙亮，我们下了车，分不清东南西北，具体位置也不清楚。几百人站好队，全副武装步行向西，走到营房的时候天就亮了。原来我们已经到北京了，当时所在的位置是公主坟那一带。

    那时北京的条件也很艰苦，我们一个排或一个班住一个屋子，都是以前的日本军营，没有床，只能在木地板上铺上麦秸，被子就放在上面。我们在这里住到1951年，修整期间还要经过中央警卫团保卫处的再审查。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我们把小麦拉过来，一个班一口大锅，炒好麦子，然后运到面粉加工厂磨成炒面，支援朝鲜前线。

    1950年11月27日，中央警卫师正式成立，师长是刘辉山。后来知道从四个野战军分别调来了东北营、中南营、西北营、华东营共四个营。1951年春节过后，一直在这里学习的我们华东营编入中央警卫师一团三营，（一团的对外番号是中○一部队）任务是警戒中南海外围。我们住在中南海东门外北面的一个大院，执行南长街和北长街的警卫任务，还有故宫的西门筒子河，这里有个哨位，给陈云同志警卫。

    1952年3、4月份，因为一营、二营，特别是一营任务很重，就从我们连调了27位同志进中南海，我被补充到一营二连二排五班。五班任务是警卫政务院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刚进去时还不熟悉，和延安、西柏坡的警卫老战士在一起。这里保卫纪律严明，看见首长得到岗位上去，不能随便走动。第二天路过万子廊，第一次见到了朱老总（朱德），朱老总吃完晚饭在中南海散步，身边有夫人康克清和卫士陪同。过了两天，又见到了刘少奇。来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见到两位首长，心中特别高兴。后来又陆续见到了被毛主席称为“五老”的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等（“五老”还有林伯渠、谢觉哉）。林老年事已高，每次从屋子里出来散步，我们都尽快跑到台阶上，搀扶着首长下台阶，散步完毕我们再扶他们回去。首长很谦虚地说“不用不用”，我们还是坚持搀扶。

    1953年我又被调到二排四班，四班的任务是给刘少奇做警卫。在楼的东南角有一个哨位，是首长走的门，其他人不能走。这个院住着刘少奇和朱老总两位首长，都是三层楼，大概是1950年建成的。后来我又被调到万子廊，杨尚昆的哨位，春藕斋的哨位，还有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的哨位。

    1953年下半年，中央警卫团成立，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对外番号是3747部队。1953年到1954年上半年，中央警卫团成立干部大队，分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一中队给毛主席做警卫，二中队给刘少奇、朱德做警卫，三中队给周总理做警卫，四中队给陈云同志做警卫。成立干部大队时我没有被调进去，后来又陆续成立了五中队和六中队，我被调到五中队三区队七分队。这时我是干部，吃的也是干部灶。五中队有辅助二中队和一中队的哨位，我就在毛主席住的丰泽园的颐年堂后边的两个哨位待了几个月，后来又带班到瀛台、丰泽园这个区域。

    1956年春天，我被选为团党代表。4月份，经过领导审查，我被调到中南海游泳池。当时是六中队队长孙振起找我谈的话，首先要看身体条件和政治条件。到游泳池后才知道政治教育和体质方面还归部队管理，业务方面由警卫处会场科沈同科长领导，科员老牟同志具体指导。当时游泳池的警卫任务由四个人负责，都是山东人，一个是寿光的王善道（分队长），比我大两岁，一个是威海的吕安序，比我大1岁，两人比我先到的游泳池。和我一起从五中队调来的还有一个莱阳的田玉。我们九分队四个人的任务是游泳池内部的保卫和警卫，分单双日，一天两个人，一个正班一个副班。游泳池外面有哨兵，也有值班的干部。清洁由小曹和小宋两名工人负责，锅炉房有六人，两班倒。刚到游泳池执行任务时不太熟悉，有时首长来电话，我在睡觉没听见，后来经过别人指教才适应了。

    游泳池内池是1955年建成，上半年才正式使用，内池对外不开放，外池是解放前就在使用，游泳池分内池、外池两部分。规定在京中央委员以上领导才可入内池游泳。外池每年7、8月份的中午开放两个小时，要求是学生和中宣部、中央国家机关等单位人员。常来游泳池的中央首长有彭真、杨尚昆，还有副总理邓子恢，最高检检察长张鼎丞，公安部副部长杨奇青、徐自荣。贺龙、陈毅也来过。开放的两个小时内，我们都不离开池子，要保证游泳人员安全，值班的心情是非常紧张的。

    重点是保卫毛主席。此时毛主席主要在北京。毛主席的习惯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几乎每天下午睡醒觉，毛主席都到游泳池游泳。为了首长的安全，只要是我值班，我都要到主席办公、开会的大屋子，把单人沙发、双人沙发，还有主席办工坐的转椅都用手仔细检查一遍。其实很安全，但我还是把主席的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每次当班都会检查一遍。我们在游泳池里面是副班。正班在值班室接电话，我们副班是来回转，首长来了给开车门，开游泳池的门。毛主席到这里一般都由秘书、卫士陪同，有高秘书、罗秘书，还有卫士长李银桥。主席进游泳池是由卫士陪同，秘书和司机呆在我们值班室。开始时没人陪主席游泳，卫士和秘书都很着急。池子和正规游泳池一样，50米长，25米宽，最深处2米5，卫士和秘书觉得一个人游泳有点孤单，所以让我们值班的下去陪主席游。我们陪主席游了几次，因为我们也有任务，后来和秘书商量，从一中队派来两个干部队员来陪主席游泳。有时陪游的两个队员来不了，我们就得下去。

    主席游泳时间一般是40分钟左右，游完穿好衣服，出来就开始办公。经常在这里开中央常委会。参加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八大以后增加了彭真。主席先把秘书叫进来，秘书带着一个小本，拿着铅笔，把要参加会议的人员记下，然后到值班室给各首长秘书打电话，再通知我们警卫人员去前面接。主席开完会后就写文章和批文件，不管工作到几点离开，我们都要一直坚守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