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是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就业人数比较多，工资水平比较高，劳动者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很深，在那些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看并不容易。这些国家……重要问题是人的改造。”即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 。

    那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又如何体现呢？可见，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这个极有意义的问题，也看到了理论与现实的反差，但是无论是研究思路还是结论都是值得讨论的。毛泽东认为列宁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宁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唯其如列宁所说，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性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才需要有一个相当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又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问题。毛泽东认为，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的改造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他不仅重申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认为即使共产主义建成后，国内没有需要压迫的敌对势力了，对于国外的敌对势力，国家的性质也还没有变。与此相关联，他认为教科书所说“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的民主”的说法，也“不确切”。因为民主只能说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少数人的民主，有大多数人的民主。

    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以他哲人的智慧，不时冒出思想的火花，发表富有创造性的意见。例如向共产主义过渡及共产主义的阶段性问题。对于这样一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多阶段说。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阶段过渡到另一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他说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

    毛泽东读教科书不仅提出政治经济学要接触生产力的重要观点，而且重申他在延安的思想，强调干革命是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1944年3月22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谈话中说：“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上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他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还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但是新中国初期，重点却并未放在生产力上，所以，他在读教科书谈话时说：“1959年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情，主要是干革命，是要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才刚刚开始。”

    针对教科书所述“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分工”，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经济体系。教科书说：“在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也不可能有经济扩张、不等价交换、竞争、强国剥削和奴役弱国等。”毛泽东旁批道：“事实上有。”而在教科书所述“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多方面的合作，以完全平等、互助尊重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互助为基础”，他又批道：“事实上也没有做到。”教科书写到中国情况则有不同。书中是这样写的：“它是一个大国，人口居世界第一，拥有丰富的种类繁多的自然资料，因此它自然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参加社会主义的国际分工的体系，并享有这个体系的一切好处。”毛泽东批道：“这段写法可以。要知道这是经过我们同他们争论，才这样写下的。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

    建立中国自己的经济体系，这既是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的体现，又是毛泽东世事洞明的远见。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说：“欧洲好处之一，是各国林立，各搞一套，使欧洲经济发展较快。我国自秦以来形成大帝国……缺点之一是官僚主义，统治很严，控制太死，地方没有独立性，不能独立发展，大家拖拖沓沓，懒懒散散，过一天算一天，经济发展很慢。”另一方面，他又对“似乎想用经济力量来控制别的国家”的大国沙文主义保持着警惕，认为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必须有自己的经济体系，包括工业和农业，特别是农业更要搞好，吃饭靠国外，危险得很。

    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特别是其下册“社会主义部分”的评价为：“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一方面，“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变动”。“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并且“只讲物质前提，很少涉及上层建筑，即：阶级的国家，阶级的哲学，阶级的科学”。（《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8页。）他的这些批评意见在观点上显然反映了当时中苏开始交恶的意识形态分歧，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出了修正主义。

    同时，毛泽东认为“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特别是“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毛泽东文集》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37页。）毛泽东的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不经过一定的社会实践和反复的理性思考，是很难写出比较成熟的理论著作的。

    以上摘引的，只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一部分，远远不能涵盖谈话的全部内容。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相当系统地反映了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谈话既有对原著的具体赞同，也有对原著的具体批评，尤其是他结合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实际，发表了许多独创性的意见，其中有许多观点和思想，对全党不但有着理论指导作用，而且有着直接的政策指导作用。

    1960年1月7日至17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17日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建议中央各部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去组织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

    1月18日，毛泽东回到杭州，继续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27日到广州，在广州最后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从1959年12月10日开始，到1960年2月9日结束，时间整整两个月。

    从这一次几个人一起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马、恩、列、斯有关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后，60年代中后期，直到70年代，毛泽东还一次又一次地阅读这些著作。1974年4月1日，苏联列昂节夫著的《政治经济学》新排的大字本印出后，毛泽东还在一次又一次地翻看。《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出版后，毛泽东也多次翻看过。

    以上介绍的毛泽东读马列主义著作的情况，只是一部分。实际上，从1920年读《共产党宣言》起，到1976年9月，56年里，毛泽东读马列著作是很多的。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他老人家提议编辑出版的30本马列著作大字本，他差不多都一册一册阅读过，许多册上都用红铅笔圈画得密密麻麻。1963年7月11日，他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中央部门管理宣传教育工作的同志，就学习马列著作再次提出要求。他说，要读几本、十几本、几十本马列的书。要有计划地进行，在几年内读完几十本马列的书。他是这样要求全国高中级干部的，自己也一直是带头这样做的。实际上，他读过的马列著作不是几十本，就是几十本的马列著作还有各种不同的版本，这样加在一起，他老人家在56年里读过的马列著作应当是数百本。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前，他读过的马列著作保存下来的很少了。50年代之后，他老人家读过的各种马列著作都还存放在中南海毛主席故居里。

    毛泽东一生读马列、学马列、用马列、发展马列的丰富笃厚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的思想和实践、精神和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要紧密结合实际，紧密结合现实工作和建设事业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学是为了用，学了就要用，在实践中学，在实践中用，用理论指导实践，用思想指导行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这就是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留给我们最基本的经验和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