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辈子不关心钱，嘴里很少说钱的事，口袋里一般不装钱，平时也不亲手花钱。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没被钱烦恼过。在他的一生中，还曾多次向人“借”过钱。

    借钱为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毕业之后，毛泽东接到原湖南一师教员，后为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的恩师杨昌济的来信，谈到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的事情。该运动是1912年初由一些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教育界人士发起的，旨在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赴法国留学，以达到输送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的目的。读完此信后，毛泽东大受启发，认为这确实是一条救国的良策。他与何叔衡、蔡和森等讨论后一致认为：赴法留学意义重大，必须尽快做好筹备工作。

    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努力下，湖南许多有理想的青年学生积极响应，赴欧洲勤工俭学运动很快达到高潮。但是，组织者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出国留学需要一大笔资金，即使采取半工半读的最省钱方式，仍然让这批年轻人在经济上倍感压力。后来还是多亏了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得知这一情况后，深知毛泽东与蔡和森的远大抱负，于是在病重之时将两位学生引荐给当时颇有影响的章士钊，向其写信推荐：“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

    毛泽东持杨信只身赴章士钊处。简短寒暄之后，毛泽东直接说明来意，希望他能帮助筹借款项，资助湘籍青年作留法路费。章士钊当即许诺帮忙，利用自己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影响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不久便在商界募集了两万元大洋。毛泽东后来在自传里说道：“1920年5月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章士钊）已募有一大笔款子（两万银元）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毛泽东将章士钊募集来的部分钱给了第二批赴法留学的湖南学生，余下的带在身上用于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章士钊慷慨资助的义举，毛泽东一直铭记于心，并带无限感激之情。但由于条件所限，一时无法偿还。直到上世纪60年代，条件逐渐好起来，才开始偿还。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时任毛泽东的英语老师）回忆：“1964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戴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了他一笔债还没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说是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两万。’”

    几天之后，章士钊果然收到了毛派秘书送来的第一笔钱2000元。章士钊要女儿转告毛主席说不能收此厚赠，并说当年这些钱都是募捐来的。当章含之把父亲的话带给毛主席时，毛泽东笑了：“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你们那位老人家我知道一生无钱，又爱管闲事，散钱去帮助许多人。他写给我的信多半是替别人解决问题。有的事政府解决不了，他自己掏腰包帮助了。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是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从此，每年大年初二这天，毛泽东的秘书总会送2000元到章家中，章推也推不掉。1973年春节，毛见到章含之时突然问道：“今年的钱送去没有？”当得知两万元已还清没有再送时，毛泽东笑着对章含之说：“怪我没说清，这个钱是给你们那位老人家的补助，哪里能真的10年就停，我告诉他们马上补送。你回去告诉行老，从今年开始还利息。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是要还下去的。”就这样，毛主席一直用自己的稿费偿还到章士钊1973年去世。

    此外，在毛泽东去上海筹钱和送赴法留学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据毛泽东自己回忆：“1919年初，我要到上海去，和准备赴法的学生一起。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10块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还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的车票的钱。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一路盯着我的新鞋。”这位慷慨解囊的湖南老友就是李中，是毛泽东在长沙一师的同学。因在浦口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1年毛泽东曾三次写信邀李中去北京，但他不幸于同年7月9日病逝于赴北京途中。

    借钱贿赂押送士兵

    1927年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接到命令后立即秘密地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筹划起义。此后，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协调好各地武装之间的关系，频繁往返于安源煤矿和株洲等地。

    9月6日，国民党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了长沙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发布的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卫戍司令部于是要求各地从9月8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当日，毛泽东从安源赶往铜鼓。不料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当地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

    当时许多团防局与国民党勾结，到处抓捕赤化分子。庆幸的是，抓他的官兵不知道眼前这位陌生人就是秋收暴动的指挥者。当官兵审问他时，毛泽东胡乱编了一个名字，说是因走亲戚路过此地。但官兵半信半疑，决定将他解往民团总部，与其他共产党嫌疑分子一起处决。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押送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毛泽东拼命地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在那里躲起来，一直到太阳落山。押送的士兵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个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