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陈伯钧（1910-1974）是1927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烽火硝烟，世事更迭，历史上却殷殷记载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与忠勇将士陈伯钧之间存续多年且鲜为人知的深厚友情。

    枪下留人生死情
　　
    1928年春，陈伯钧在红四军教导队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在一次战斗中，陈伯钧缴获了一支手枪，因枪有锈斑拉不动枪栓，教导队长吕赤开玩笑说：“什么破枪，‘半斤铁’，扔了算了！”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打土豪归来，刚迈进院子，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持枪比划说：“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随即拉动了枪栓。他万万没想到枪栓带动撞针，击发了一粒尚未退出的子弹。砰的一声枪响，吕赤应声倒地。陈伯钧顿时愣住了：同是四川老乡、黄埔军校生，又一起上的井冈山，平日里朝夕相处感情甚笃的亲密战友，竟突然倒在自己的枪下……陈伯钧跪倒在吕赤身旁，奋力呼唤他的名字，但一切已无可挽回，吕赤停止了呼吸。
　　
    陈伯钧闯下大祸后，心情极为沮丧，迅即被关了禁闭，等候上级处理。黄埔军校的同窗好友，时任一师二团参谋长的徐彦刚怕陈伯钧想不开，亲自陪他住了两个晚上，劝导他相信毛泽东会对此事作出公正的处置。
　　
    对吕赤之死，毛泽东也很难过，但他弄清情况后并没有马上作结论。毛泽东找来士兵委员会主任张令彬，以征询的口气说：“你们吕队长被陈伯钧误杀了，你看不杀陈伯钧好不好？”张令彬说：“很多人都要求杀。”毛泽东说：“如今已死了一个黄埔生，要再杀一个黄埔生，就失去了两个军事指挥员。陈伯钧不是故意伤人，我看还是不杀为好。你回去做做工作，开个士兵委员会，讲清不杀的道理。”张令彬便回教导队向学员们转述了毛泽东讲的道理。
　　
    接着，毛泽东通知部队集合，向大家说：“吕赤是个好同志，陈伯钧也不是坏人，他是跟吕队长开玩笑，枪走火误杀了人。他们一个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个是黄埔武汉分校出来的，表现都不错，军事上也有一套。这样的人我们很缺呀！我们能不能只追悼一个人？否则另一个人还不好追悼呢！你们看怎么样，我讲得对不对？”
　　
    大家见毛泽东讲得既不失法度军纪，又入情入理，便逐渐缓和了情绪。这时，仍有人问毛泽东：“难道陈伯钧杀了人就不了了之吗？”毛泽东严肃起来：“当然不能不了了之。我们不让他偿命，但是要惩罚他的。吕赤同志未能完成的工作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意不同意？”看到大家没有反对意见，毛泽东让自己的警卫员找来竹板子，在大家的监督下对陈伯钧执行惩罚。实际并没真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收住了。据陈伯钧事后讲，毛泽东并非搞体罚，而是通过此种羞辱形式一方面教育惩戒自己，另一方面平息大家的情绪。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了处罚。陈伯钧也因此被调离教导队，到一团一连降为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毛泽东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局为重，从红军极度缺乏军事指挥人才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法度的严肃性和人道主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陈伯钧日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得以在毛泽东统帅下续写自己投身中国革命辉煌一生的史实证明，毛泽东枪下留人是完全正确的。
　　
    正是在井冈山的火热斗争中，陈伯钧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情。而后的几十年，陈伯钧以百倍千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战争，这不仅仅是知恩图报，而且是用自己的全部身心证实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和对党的领袖的赤胆忠心。

    肝胆相照将帅情
　　
    陈伯钧在开辟和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及随后的长征中，从基层排长、连长干起，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红军高级指挥员。他20岁任红二十团政治委员，21岁任红十五军军长，22岁任红五军团参谋长，26岁任红六军团军团长。他的长征征途历时两年，是先后在红一、四、二方面军担任过高级指挥员的少数几个将领之一。
　　
    1936年10月15日，在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之际，毛泽东亲笔致信陈伯钧：“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 革命的敬礼！”这封简短普通的问候信，蕴含着领袖与同志、统帅与爱将久别后分外思念、期盼重逢的无限深情，尤其是对陈伯钧“为红军庆得干才”的高度褒奖，凸显出统帅对其部属才干的明鉴赏识。
　　
    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期的1927年10月，毛泽东就派陈伯钧、游雪程和徐彦刚三人去“绿林好汉”袁文才的部队帮助练兵、培养革命干部，完成了团结、教育、改造这支地方农民军的任务。陈伯钧任连长时，曾奉命带领袁文才部一个班的兵力，护送毛泽东下井冈山去茶陵寻找主力部队。下山第二天，陈伯钧让这个班战士回山归建，只和毛泽覃带几名战士继续护送毛泽东。经过一天急行军，他们在距茶陵五六里的小村庄住宿，打探消息。由于人少，大家商议夜间轮流放哨，毛泽东亲自安排，与陈伯钧一起负责下半夜到拂晓的警戒。夜半时分，茶陵方向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攻城的红军部队不向井冈山撤退，却往南向水口方向撤退，后来证实是团长陈浩叛变所致。毛泽东预感事态严重，决定立即向南追赶部队。路上，毛泽东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陈伯钧立即回答：“我同警卫员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走好了。”他们终于在掌灯时分赶到水口，追上大部队，随即召开干部会议，将陈浩等人撤职，押回井冈山受审。同时还决定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县砻市开拔。为此，毛泽东又命陈伯钧连夜抄小道往砻市送信给永新县委，做好迎接大部队的准备。陈伯钧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伯钧率领所属部队，按照毛泽东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了许多恶仗、硬仗。他任连长时经常带领部队担负攻坚任务，在永新北乡指挥战斗中，身先士卒，腿部中弹，负了重伤；任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时，率部打响了第一次反“围剿”的第一枪，并指挥部队攻入敌师部，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龙冈战斗胜利后，追击敌谭道源师，歼灭该师过半，缴获步枪2000余支，机枪46挺；反击敌公秉藩师时，巧妙运用战术，抄小路预先设伏，将该师全部缴械。每战之后，陈伯钧都要总结经验教训，指挥艺术越来越高，仗也越打越精，他在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中曾屡建战功，三次负重伤，荣获过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当毛泽东受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打击，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时，陈伯钧也因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调到红军学校学习。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时，陈伯钧因不满当时一些人在反“围剿”中的错误指挥，曾上书红军总部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遭到错误批判，被降职为红十三师师长。但是不管遭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陈伯钧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共产主义，坚信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率领的红十三师常常能在短时间内力克强敌，连打硬仗，曾被中革军委誉为“红军坚师”，毛泽东曾因看了该师连打胜仗的战报，兴奋地喊过“十三师万岁”。
　　
    1934年10月，任红十三师师长的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经过多次血战，突破敌四道封锁线后又重回红五军团参谋长岗位。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最高指挥岗位，陈伯钧的军事才华得以更出色地展示。红五军团长期担负着中央红军的殿后任务，要掩护大军西去、北上，常常遭到敌军重兵追击，需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劳累、流血牺牲。有的同志想不通，发牢骚，但陈伯钧顾全大局，坚决执行中央命令，做好部队官兵的思想工作，并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陈伯钧也因此在红军高级将领中获得了“铁屁股”的美誉。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调任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径，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因此遭到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当时，他被只身赶出红九军，坐骑被扣，望远镜被抢，警卫员也被打。但陈伯钧始终坚信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路线的正确，以坚韧的毅力，强忍委屈，顶住压力，当好红军学校的教员。后来在朱德、刘伯承等力荐下，张国焘不得不重新起用陈伯钧任红四军参谋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陈伯钧又被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委以红六军团军团长重任。
　　
    1937年9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陈伯钧被任命为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时年27岁。
　　
    解放战争中，陈伯钧率部挺进东北，重返前线指挥部队。先后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率部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接着，任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后改五十四军）军长，率部参加了衡宝、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先是领导广西的大规模剿匪斗争，接着任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领导湘西、湘南的剿匪战斗。湘桂两省的剿匪战斗复杂艰巨，战果辉煌，至今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