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1976年，拉丁美洲地区的一些左派政党发生分裂，又历经中苏关系破裂、中古关系冷淡，中国图书的发行受到很大影响，直到70年代后期才有所好转。墨西哥美洲发行社是墨西哥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埃梅里•乌洛来所办，埃梅里•乌洛来在1967年访华时与毛主席和周总理会见过。在70年代上半期，墨中友协和国际补偿公司成为发行毛泽东著作主力，每次订购数量均超过万册，1974年进口中国图书20多万册，其中毛泽东五篇哲学著作8万册，1975年又曾经提出订购30万册，其中《毛主席语录》10万册。

    在哥伦比亚，到了70年代，发行主力由左翼革命运动组织和由加米洛神父命名的革命组织来担任。由于正值哥伦比亚独立运动期间，各种革命党派、革命组织如雨后春笋，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迅速增长，从首都、省会到偏僻乡村，纷纷来信，要求订购毛泽东著作和各种政治小册子，各类图书由1967年的6万多册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册，期刊由1967年的30多万份猛增到1971年的40多万份。

    在智利，60年代初期，由智利共产党分离出来的斯巴达克派与中国国际书店取得联系，大量发行中国图书。1970年，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当时智利形成了一股学习中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智革共、社会党、激进党、左派革命运动等党派纷纷创办书店，一些工人、教师甚至农民都纷纷来信要求发行中国图书。

    1992年，阿根廷一家书店自发翻印西班牙版《毛泽东选集》两卷本，面向拉美各国发行，结果很多书店供不应求，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销售1000部之多。委内瑞拉仅有600万人口，而且文盲极多，这样一个销量，应该是畅销书的纪录了。

    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留下哪些文化遗产？

    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中国出版物向海外传播历经了30年。对于这段历史，中国学术界的研究关注不多，目前已有的成果都是出自西方学者。作为中国学者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以西方学界的观点左右自己的判断。应该说，毛泽东著作的对外传播，是自明末西方传教士传播中国文化开始至今，400多年间中国文化海外传播历史中主动传播的第一次。毛泽东著作的海外传播，留给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巨大的、多方面的。

    首先是塑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大国形象。这个国际形象的塑造，是以传播新中国取得民族独立的经验为核心，向世界展示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大国形象。新中国刚刚诞生时，在国际上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全面封锁，20世纪60年代后期又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国际环境极为险恶，同时国内又面临着工业化初期的繁重任务。但新中国并没有受到彻底孤立，相反还取得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力，连一些美国人也不得不认同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取得广泛影响力远远高于其物质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说，中国给“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命题提出了解释的难题”。这个成果的取得，今天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其次是在世界上培养了一大批熟悉中国文化的读者、朋友和伙伴。笔者注意到，伴随着毛泽东著作的大量传播，一大批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图书、书画、艺术品进入到苏联、东欧等地区。从基辅到列宁格勒，从莱比锡到柏林，一些中国画报、中国书刊能够及时在这些城市销售。根据外文局第一任柏林办事处主任郭毓基先生的回忆，当时一些咖啡馆、酒吧都挂有徐悲鸿的《奔马》，户县农民画也摆在莱比锡书展的展台上，连东德高速公路的收费处都要挂一幅中国画。这是旧中国无法做到的。

    1982年，中国国际图书总公司在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举办博览会时，中国图书展台前经常有一些大人领着孩子前来询问一些当时国内也少见的图书，如《狼牙山五壮士》、《海娃的故事》等等。工作人员很奇怪，问到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书的，这些大人告诉说：他们小时候经常看这些书，还读过很多中国画报和其他中国书，并当场能够说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领袖的名字证明自己对中国的了解。

    此外，在今天中国的海外投资、劳务以及工程承包等活动中，也能够看出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中国红色文化传播的影响。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对比，发现今天中国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都曾经是当年中国书刊发行传播比较多的地方。比如，截至到1987年，中国书刊在非洲发行网的名单上有68个国家，来往频率最多的是埃及、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加纳、苏丹、马里、喀麦隆、刚果、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贝宁等20多个国家，而这些国家也是中国工程承包、劳务以及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在中东和拉美同样如此。

    总之，20世纪以毛泽东著作为主的海外传播，留给当代中国的文化遗产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不管当代中国人是否意识到，21世纪的中国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觉不自觉地继承这些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