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法文版、俄文版、西班牙文版及英文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意大利文版《矛盾论》

    为什么毛泽东著作能够在海外广泛传播？

    一个长期被称为“东亚病夫”的民族，能够结束一百多年屡遭侵略、任人宰割的历史，自立于世界，无疑是20世纪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件大事。中国人凭的是什么？获得民族独立的法宝是什么？这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兴趣。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兴起了一股“学习中国”的热潮，他们通过不同方式与中国建立联系，纷纷来中国取经学习。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著作顺理成章地受到一些国家、政党领袖和组织机构的高度关注。

    比如毛泽东著作在前苏联的传播，首先是来自斯大林的提议。1948年斯大林主动提出要翻译《毛泽东选集》，并派出理论家尤金来到中国。中国由陈伯达、田家英整理中文稿，师哲负责组织译成俄文。在编译的过程中，尤金向斯大林推荐了《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斯大林最早阅读了毛泽东的《实践论》，之后交给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该刊在1950年12月(总23期)发表，同年12月23日《真理报》全文转载。

    1950年，英国共产党创办的柯列茨书店就与中国建立了联系。经过三年的沟通，英共所属劳伦斯出版社经理汤姆斯•罗素1953年5月25日访华，并代表英国共产党与国际书店经理邵公文签订了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这是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本委托翻译出版的书籍。劳伦斯出版公司在英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英文本(1-3卷)分为4册，于1956年出版，第1版印刷12000册，主要面向欧洲大陆以及英语国家发行，发行对象主要是各国共产党、左派团体等。

    此后，一些国家的政党、组织机构不断提出翻译毛泽东著作的要求，这使中国意识到毛泽东著作在海外需求很大，对外宣传策略也逐渐明晰起来，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特别要介绍给东西方被压迫民族”。但在具体出版品种上，最初毛泽东著作并不多，而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以及当代中国文学作品还占据相当比例。一直到1960年，中央外事小组在制定外宣工作规划时才明确提出：为了适应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需要，要大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要集中力量出好《毛泽东选集》的英、法、西、日等外文版，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推广发行。1962年在《关于改进外文书刊对外发行工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把毛泽东著作的出版发行确定为基本政策。1966年文革开始后，毛泽东著作成为外文出版物中的大宗品种，比例长期超过50%。

    毛泽东著作文采熠熠，大量形象、生动的比喻，好理解，易接受，是吸引外国读者的另一个原因。比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就被许多外国人拿过去，变成自己的民族语汇，并且进一步引申和发挥。如非洲一些领导人就把“纸老虎”引申为“被阉割的纸老虎”、“逃不脱被碾成肉酱命运的纸老虎”。再如“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话在莫桑比克人那里，就转变成“为国家而死，保卫人民利益而死，这种死的分量像戈龙戈萨山（位于莫桑比克境内，现有戈龙戈萨国家公园）一样沉重”。再如“军民鱼水情”的比喻，被用作发动最广泛的群众参与民族独立斗争的理念，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一员均能够接受和理解。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曾经坦言，有一段时间，他们在远离故土的丛林里与白人作战，一些战士因为思念亲人而开小差，最后是用毛泽东的军民鱼水这一理念，专门开办学习班统一思想，改变了战法，才取得了罗德西亚战役的胜利。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队伍中，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都被指战员所熟知。有一次，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向媒体记者介绍说:“我们部队的政治和思想教育工作中，有专门的一课是介绍中国革命的经验。我们的官兵都知道毛泽东有句名言：军队与人民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按照这一名言来处理我们的军民关系。”

    在亚、非、拉地区，有相当一批政党领导人都阅读过毛泽东著作并深受影响。穆加贝总统曾经被白人殖民地当局关押了10年时间，在监狱里牢房一再转移，扔下不少物品，但他总是随身携带《毛泽东选集》。每当提起中国，穆加贝总是充满感激：“没有中国就没有津巴布韦。”2007年，津巴布韦的农场主马塔吉对来访的中国记者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末期，津巴布韦执政党党员人手一本毛泽东语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曼德拉曾经对媒体说过，为了开展武装斗争，他阅读过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他所创建的“民族之矛”队伍，都曾经受过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培训。

    毛泽东著作在海外哪些地区影响最大？

    据方厚枢先生的统计，除了中国，全世界还有54个国家与地区也翻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有39个国家与地区在报刊上发表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诗词》，有20个国家以20种文字翻译出版《毛泽东语录》，共有35种版本。笔者根据一些统计资料发现，影响最大的地区当属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

    在中东地区，经销量最大的是伊拉克的巴格达出版社、莫珊那书店，其中莫珊那书店是伊拉克历史最悠久的书店。当时伊拉克政府积极谋求摆脱西方控制，因此大量需求中国取得独立胜利的经验，组织学者翻译、选译毛泽东的一些著作。1958年的发行量为9万册，到1959年达到33万册，1955-1961年累计发行超过50万册。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出版社经理艾迪卜•东巴基三次访问中国，组织学者翻译阿拉伯文版《毛泽东选集》1-3卷、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多种，此外还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十几种图书，并把中国图书发行到沙特、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国家和地区。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合作长达30多年。埃及的民族出版发行公司、和平书店、环球书店等此间也积极发行中国图书，尤其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因此带动中国出版物在埃及的巨大增长，从1955年不足1000册，到1957年猛增到21万册。

    在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觉把中国当作取得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榜样，因此对毛泽东著作的需求量很大。其中埃塞俄比亚、贝宁、马达加斯加、加纳等几个国家都曾由政府领导人发出号召，学习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经验。在埃塞俄比亚，一切向中国学习是政府当时的基本策略，1962-1966年订购中国图书累计97万册，其中大部分是毛泽东著作。该国的人民书店曾来信称:“你们的图书像刚出炉的面包，供不应求……”其中埃塞俄比亚图书文具店长期代理中国书刊，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改革开放后。加纳政府在恩克•鲁玛执政时期，曾大力向中国学习，并由人民书店、星书刊社、党书店等单位常年销售中国图书。马达加斯加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为中学生阅读辅助教材，学校成批购买；一些学校经常开办中国问题讲座。毛泽东著作60年代开始的在非洲的影响一直延续到70年代。贝宁的一些国营公司还曾在1975-1978年间订购中国图书20多万册，主要是用于干部教育和学习用的政治书籍。

    据统计，1962-1966年五年间，中国书刊在加纳的发行量为138万册，坦桑尼亚53万册，尼日利亚85万册，阿尔及利亚64万册，埃及56万册。此时的毛泽东著作在非洲大陆是名副其实的超级“畅销书”。

    在拉美地区，最初只有一些共产党、左派书店销售中国图书，如在巴西有共产党所办的胜利出版社、旗帜书店，还有对华友好的法罗比书店、文化交流社等。其中巴西胜利出版社曾组织翻译过葡萄牙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等政治图书。旗帜书店发行西班牙文版《人民画报》每期2500册，是巴西发行最多的一家。乌拉圭共产党所创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西班牙文版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外还有《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哲学史》、《春蚕集》、《李有才板话》。毛泽东著作每种订货基本在1000册以上，每期发行《人民画报》1100册、儿童读物2500册。在古巴，1959年推翻独裁政权后，古巴人民社会党所办的古巴书店、新民主同盟所办的光华书店都积极发行毛泽东著作，每种2000册至5000册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