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批准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

    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大大加速了我国核工业的建设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勇克技术难关。有关机构相继成立，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铀矿选冶提炼、引爆装置、罗布泊试验场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突破。

    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反复。

    1961年深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由中央军委的老总们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出席的不寻常的会议，讨论中国核导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实际就是中国还有没有能力、要不要马上发展导弹核武器。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出席了会议。

    会议刚进行不久，就陷入僵局。一些同志认为目前正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大跃进留下的摊子和自然灾害造成巨大损失，使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出大笔资金发展导弹核武器，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的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已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

    老帅们坚决要上。他们认为，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能有份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及核威慑。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干下去。

    性情豪爽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直截了当地说：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有了这个东西，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而平日沉默寡言的国防部长林彪也表示支持：原子弹要上，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出来，哪怕架在火上也要把它烧响……

    尽管如此，第二次会议在是干还是停的问题上两种意见依然僵持不下。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起步的现状了解清楚，中央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最后的决定。经征询聂荣臻元帅的意见，决定由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砂砾饭，笑谈渴饮苦水浆。”这阙充满了乐观豪情的词，正是将军当年率考察队踏遍大漠戈壁时的真实写照。经过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的扎实调研，同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一个月后，张爱萍将军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造成功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

    这份在中国核导弹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报告，迅速被中央批准。

    1962年8-10月，聂荣臻和罗瑞卿都向中央报告力争在1964年或者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设想。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3年9月原子弹图纸设计完成，1963年12月成功进行了聚合爆轰中子试验。

    1964年秋，中国第一颗用于试验的原子弹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外来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概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美国确实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核爆炸，欲对中国核设施实行“绝育手术”。美国从1961年开始，就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西北地区，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了多处核工厂及核设施照片。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那么，怎样才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呢？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最好苏美联手，甚至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放弃原子弹计划。1963年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带来了肯尼迪对付中国原子弹的计划。哈里曼问赫鲁晓夫是否愿意采取“美国行动”或“苏联行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拒绝了。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美国人在企图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核武器的同时，也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经过权衡，美国人意识到，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无可奈何，终于没有采取行动。

    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试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筋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组装完成后，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核弹运到试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试验的零时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当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总理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记数器倒记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

    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防化兵进入现场后惊讶地发现，那座100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的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弹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堆“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地指示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尽管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分量，他还是再次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当毛主席得到了确定的报告：火球变成蘑菇云！他确定是核爆炸成功时，很快让周总理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同志提前宣布这个令人震撼的消息，并在当晚22时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公布。

    也可以说，中国的原子弹是被赫鲁晓夫逼出来的。毛泽东嘲讽地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这次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炸弹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机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

    新中国，更高地昂起了不屈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