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周恩来表态说：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

    毛泽东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吃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来到餐厅。餐厅里摆了三桌饭菜，毛泽东坐的那桌，他的右边是彭德怀，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因为是毛泽东请客，意义又不一般，破了四菜一汤的规矩，特意加了两个菜，摆了六个菜。毛泽东平时滴酒不沾，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葡萄酒，站起身来，举杯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拉开序幕。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同年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此后，制订规划活动展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全国757位科学家参加，历时7个月完成草案，全称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57项重点任务，集中发展核科学等相关现代科学技术。

    1956年11月16曰，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组织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

    赫鲁晓夫要留一手

    实际上，毛泽东在1955年伊始提出搞自己的原子弹，是他看到，作为一个大国，靠苏联的核保护，毕竟不是办法，也是靠不住的。

    赫鲁晓夫对中国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并不赞同。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5周年庆祝活动。赫鲁晓天刚坐上交椅，地位井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在10月3日中苏领导人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吱唔着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搞那东西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接普，又不失时机地提醒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不同意他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就用原子弹来说事，言下之意，我有原子弹，你敢离叛我？毛泽东毫不畏惧，这就有了两人间著名的一段对话：

    毛泽东豪气十足：“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赫鲁晓夫心灰意懒：“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谁的军队越多，他的炮灰也越多！原子弹的阴影下，军队只是一堆肉、一堆灰！”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回答：“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赫鲁晓夫知道了，毛泽东希望自己有原子弹，在自己没有之时，他并不惧怕原子弹。

    转机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拉住中国不倒戈，于1957年10月签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

    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其中1955年1月22日签定了一个重要的共同进行新疆地质勘探，开采铀矿的协议。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向苏联提供一定的铀。地质部门开始了艰苦的铀矿勘探，在牺牲了十几名干部战士之后，发现了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结果发现，新疆具有丰富的原子核武器的原料矿藏。但是，正规的矿山来不及为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原料。1958年，成千上万的农民漫山遍野采掘近地表层的铀矿，他们用双手奉献了第一批150吨铀矿石。

    1956年4月7日，中苏签定了关于建设军、民用设施的协议，铺设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预定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

    1957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苏联首批派出了640名科学家，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技术、计算机开发及核武器研究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原子城的选址工作于随后开始。根据地理条件和居民分布情况，参加踏勘的专家们认为青海最合适，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予以批准。于是，几千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这片草原上，开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基础性建设工作。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1958年6月，中苏合作建立了第一座重水核实验反应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站着讲话：“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地对地近程导弹模型，中国科学家也做好了原子弹爆炸的模拟试验的一切准备工作。但苏联专家没有接到苏联当局的指示，以安全系数不高为由，没有进行试验。

    靠苏联的帮助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平地起波澜。苏联的支持是有交换代价的。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个海军舰队的指挥权由苏联控制，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主席对来谈此事的苏联大使说：“中国不同意和平时期在本国领土上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我们只同意你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作主人的军事基地。”赫鲁晓夫大为光火，决定报复。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理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中，苏联方面无理偏袒印度一方，将中苏分歧公开化。接着，在中国建国十周年庆典前后的讲话和会谈中，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从容说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固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随后，单方面撤走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596工程”在困难中前进

    早在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大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明确的：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1960年7月，苏联撤回了全部1292名在华的苏联专家。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1959年6月，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后，美、英、法、苏4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毛泽东马上召集政治局会议，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简称“中央专委”），他们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