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曾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他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毛泽东出生时，曾氏刚刚去世20年，曾国藩“中兴名臣”的声名尚未褪色。从地域文化来看，曾国藩是湘乡人，而湘乡是韶山的近邻，韶山曾有成千的民众投入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并有数十人立功受皇帝封赏，升至提督、总兵等高官，仅毛氏家族中就有毛有庆、毛正明、毛恩毅当了提督。韶山乡土文化中，曾国藩的影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外祖父家在湘乡凤音四都，那里受曾国藩的影响更大，毛泽东自然也受到了熏陶。
　　
    在毛泽东1913年所作的笔记《讲堂录》中，时时引用曾国藩的原话或发挥其言论，如：“涤生（曾国藩的字）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1920年6月22日，毛泽东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还把曾国藩、左宗棠与黄兴、蔡锷并列为近代楷模。
　　
    随着毛泽东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开始辩证地、全面地认识曾国藩，把曾国藩政治思想上的反动，与修身、治国、治军方法上的可取之处区别开来。事实上，他后来在这些方面的确借鉴了曾国藩。1926年，他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时说：“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
　　
    在毛泽东留下的遗物中，有他早年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保存下来的是卷五、卷七、卷八和卷十，共四本。这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曾国藩去世七年后的石刻线装本，年代已相当久远了。封面是浅灰色毛边纸，左上方竖写书名、卷别，右下方则竖写“咏芝珍藏”，均为毛泽东手书。但书里头没有批语，只有密密的红笔圈点、句读和着重号。
　　
    这几本《曾文正公家书》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用过的《诗经》、《论语》一样，都是毛泽东遗物中现存最早的本子。

    耐人寻味的还书条
　　
    毛泽东早年读书条件很艰苦，但他的求知欲望相当强烈。他到处借书，把韶山冲能借到的书都借来看了，连和尚的经书也借来读。
　　
    他的外祖父家耕读并重，藏有不少书，他的两个舅舅也积极支持他多读书，这使他的求知欲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他经常翻山越岭去舅舅家借书。1910年秋，他受表兄文运昌的引荐，离开韶山冲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就读。他是学校藏书楼的常客，在读到《世界英雄豪杰传》等书后，他发誓要成为英雄豪杰。
　　
    有一张还书条记载着他少年时代读书的情况：
　　
    咏昌先生，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泽东敬白
　　
    正月十一日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这是有关毛泽东借书现存最早的实证资料。据文运昌后来回忆，这张还书便条是1915年毛泽东从长沙省立一师回家过春节时写的。
　　
    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期间，由于有违父亲的意愿，父亲断绝了资助，因此陷入“经济危机”。他无钱买书，便只得借书。1916年1月28日，他写信给萧子升，谈的就是借书的事：
　　
    子升仁兄大人执事：日来思念殊甚，想迁易新地，必多惬意。自徐先生去，无《甲寅》杂志可阅，特请吾兄以自己名义给暇向徐借《甲寅》第十一期第十二期两本。弟准下星期日下午前来拜晤。即颂教安。不一。弟泽东叩一月二十八日

    第二天，他又写信说：

    《甲寅》杂志第十一第十二两卷，欲阅甚殷，仍欲请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如借得，即请携来；如无，则须借之杨先生。
　　
    随后毛泽东还与萧子升谈了一通借书、读书之道。萧子升准备送一些书给他，他不愿意接受。他在2月29日的信中说：
　　
    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前言即赠以二三串为限，今思之，即此亦请无赠。……
　　
    毛泽东从延安开始建立自己的藏书室，进入北京后已成规模，但借书仍然是他获得书的重要途径。如1964年9月9日他在一封信中说：
　　
    请你向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找一些美国历史给我。不要大部头的，如《美国全史》之类，只要几万字的，十几万字的，至多到三十万字为止。其中要有马克思主义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不知能找到否？费神为盼！
　　
    北京图书馆旧址靠近中南海，毛泽东常请中央办公厅的人到那里去借书，这引起了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注意。1958年北京图书馆换发新的借书证，毛泽东叫身边工作人员特地去办了一个。北京图书馆将这个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至1966年9月，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处借阅各类图书两千多种计五千余册。1974年他还曾借书六百多种共一千一百多册。
　　
    毛泽东晚年主要是从公共图书馆借书。而当他出巡各地时，就很注意搜集有关当地的书，如地方史志等。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的图书馆，都有毛泽东借过书的记载。他每到一地，必作两方面的调查，一是现实情况，包括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二是当地的历史、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和古代诗文等。
　　
    1958年3月，他第一次到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达这个少年时代从《三国演义》里已十分熟悉的蜀汉古都，他就借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国志》披览，后又借了《都江堰水利述要》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