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王树声这次是经党中央批准回后方治病休养的，完全可以和妻儿一起过过比较安逸的阖家团聚的日子。但是没过几个月，一听说全国战略反攻开始的消息，王树声就坚决请求随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再次南下大别山。此时，两人的孩子尚小，杨炬又再次怀孕，很需要丈夫照料，但深明大义的杨炬，还是饱含热泪，又送亲人出征了。

　　1949年4月，王树声得悉中原局准备让他到广西军区任副司令员并指挥剿匪后勤部，就找到中原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说：“我是大别山的儿子，现在全国大部分解放了，可大别山的父老乡亲们还在那里受苦受难，我只有回到那里同他们并肩战斗，剿灭土匪，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才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到大别山不为别的，只为‘还账’！”

　　中原局最终同意了王树声的请求。后来，王树声在紧张的剿匪工作中累倒了，持续高烧不退。

　　湖北军区为了保证王树声的身体健康，派来医术精湛的医护人员，其中就有杨炬。军区领导派杨炬来的目的，一是给王树声治病，二是由她劝说王树声暂回武汉休养。然而，杨炬不但没有说服王树声，反而被留下来了。这样，王树声一边治病，一边指挥剿匪作战。杨炬回忆说：“与此同时，我们两岁多的大儿子鲁光患中毒性痢疾，发高烧，我心急如焚，赶紧送他去住院才抢救了一条命。这时我还怀着老二，反应特别重，这些他完全顾不上，他说——剿不灭土匪，我决不下战场！”

　　生生死死，分分合合，霜打色愈浓。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王树声和杨炬就是这样匆匆相聚又急急离别，时别时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开始真正过上了团圆的日子。

　　终于盼到了全国解放，生活安定、工作惬意、家庭和美、儿女长进，这一切都给杨炬带来无限温馨。杨炬曾在湖北省军区门诊所、卫生科等卫生部门工作过。她从没有计较过职位高低，总是服从组织的安排，尽心尽力地工作。

　　1958年，部队搞正规化，一大批女同志从部队下到地方。杨炬被分配到北京市海淀区卫生局任防疫科科长。杨炬每天都和科里的同志一起下到基层企业、街道居民区检查卫生，搞防病治病。后又调到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任门诊部主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正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军科院第二副院长的王树声，受周恩来的委托，为维护军科院的正常工作秩序，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时，在解放军北京304医院任副院长的杨炬，却被造反派点了名。张贴在医院里的大字报上说她有“历史问题”，还说“杨炬在中原突围时肯定被捕当了叛徒，是名漏网的叛徒”。

　　杨炬心里非常痛苦。

　　1968年夏季的一天，王树声也被军科的一伙别有用心的造反派从家中“揪”走，造反派把他打成“走资派”、“老反革命”，野蛮批斗。丈夫一生对党忠心耿耿，功绩赫赫，今忽遭这等横祸，怎不叫杨炬痛心疾首？在那段极其艰难的日子里，王树声和杨炬这对患难夫妻，不畏强权，相互鼓励，终于迎来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灭亡。

　　正如她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杨炬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尽管屡经风霜，备受磨难，但她的心里始终燃烧着的那支充满理想光焰的革命火炬，不断指引着、鼓舞着她坚强而勇敢地前进在生活的道路上。

　　杨炬共生有三子一女：长子王鲁光，出生在沂蒙山区；二子王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王建初，出生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之初；小女王四毛，出生于1955年。王建初在部队当兵不久，头痛难眠，精神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