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声，共和国十位大将之一，1974年与世长辞。凡是见过和熟悉他的人，至今还传颂着他甘做人民好公仆的许多故事。
婉拒配新车
新中国建立后，王树声相继出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总军城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第二政委、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规定，他除专车外，还可以配一辆生活用车，但王树声大将却一再婉拒给他再配车。他说，国家现在还有很大困难，我有辆车上下班用就可以了。直到他去世，从未配过生活用车。就是用的这辆专车，王树声大将也主动按月缴车费70至80元，这在70年代初，即使对王树声大将这样大的干部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开支，而且王树声指示，这辆专车只许他本人办公使用，任何人都不能乘坐，连最亲近的人也不允许。他身边的人不禁感叹地说，王树声大将的车真可谓“专”到家了。
三拒建新房
王树声大将对车子如此认真，对房子也不含糊。50年代，高层领导决定给已任军械部部长的王树声修建一幢住宅，王树声这一次倒是同意了，但他定了两条，一是盖成一般平房，二是不要独门独院，不要警卫森严。
转眼到了1969年，总军械部已被撤销，其大院住进了解放军报社的人员，王家由“主”变为“客”了。有一位领导体谅王树声不便之处，决定为其另建新居。
头一回，建房地点划定在西城区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院内，城建规划部门请王树声大将前往过目。王大将一听说是某某自治区驻京办事处，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宗教政策，而加以拒绝。
几载寒暑过去了。东城区的一个旧院子单门独户，颇为理想。当王大将得知这儿原是某民主党派的总部所在地时，立即断然表示：“不能侵占民主党派的机关。”带路人说：“他们早就被红卫兵赶跑了。”王树声浓眉一锁：“那是胡闹!是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早晚还得请人家回来!”这天，王大将夫妇应城建规划部门第三次之邀，审定选好在环境幽静、风景如画的玉渊潭附近的房基。他俩一看连连点头，城建的同志顿时松了一口气。双方正待说定，王大将见不远处有间正冒炊烟的农舍，忙问：“碍不碍事?”“得搬迁一下。”他“哦”了一声，一摆手：“不行，不行，凭什么撵人家老百姓?这房子我不盖了。”
就这样，一推二，二推三，王大将没有再提建房的事，依然“寄人篱下”，依然住在那朴素的寓所里，长达18年，直到他长辞人间。
公私分明
王大将的夫人杨炬，是一位1938年投奔延安、1939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王树声大将早就对夫人说过：“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军人的一个起码准则，我们务必要牢记。”杨炬非常理解他提出的“严”字的含义，并身体力行。杨炬50年代调京分配到海淀区卫生局防疫科任科长，1961年在军事科学院任门诊部主任，从家到单位，坐公共汽车往返得两个多小时。酷暑严寒，上班下班，她坚持坐公共汽车，从没用丈夫的专车接送过，对于工作上的事，特别是干部问题、领导成员间的关系，王大将从来不让夫人插手，更厌恶“枕边风”。杨炬通情达理，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听来客是找丈夫谈工作、谈人事问题，她总是礼貌地与客人打一声招呼，然后默默地避开。但是，对于拒礼、按规定交费等，她却毫不回避，积极参与。
教子如治
论起王大将教子，可以称得上“将军教子如治军”。他有三子一女：长子鲁光，出生在沂蒙山区；次子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建初，出生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之初；幼女季迟，姗姗来迟于1955年。
庭院里养不出千里驹，花盆里长不出参天树。王大将认定，应该让孩子到艰苦的地方去锤炼，去摔打。“文革”中，建初和季迟带着王大将的“克服骄、娇二气，不以高干子女自居，丝毫不能搞特殊”的家训到部队服役。建初成为海军北海舰队的一名战士。这位将门虎子正投身到火热的军旅生活时，发现头痛难眠，想回京治治，严父误以为他“太娇”而亮起“红灯”。拖了近两年，实在病得不行，才由杨炬接回治疗，结果落下了精神不健全的病根。为此，王大将一直有一种愧对爱子之感。季迟还是如花年龄的时候，就当上了北京某部长途台的通讯兵。不久，她来到一个边远山区的部队农场养猪，种水稻，磨破了手脚，压肿了肩膀，依然任劳任怨。鲁光于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大将夫妇分外欢欣和自豪。
大度待人宽
1972年，王大将夫妻俩遇到了一件最痛心的事，他们26岁的长子、且是空军干部的鲁光，在离当新郎仅剩三天的时候，突遇车祸，脊椎骨被撞断，再也站不起来了。肇事司机是位电车司机，车队领导顿时愣了，把国防部副部长、大将的儿子撞得如此凄惨，这是塌天大祸呀!大家都不知该如何处理好。司机家里也乱成了一锅粥，其父母亲吓得心惊肉跳，担心儿子会坐牢，保不定会被枪毙，整天哭哭啼啼，司机本人紧张得面如土色，坐立不安。
|
关闭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