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喜当红娘的故事

　　贺龙不仅是一位叱咤风云、智勇双全的赫赫骁将，而且还是一位很会关心爱护部下的“慈父”， 他经常于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奋战之余，抽空适时巧妙地帮助战友们解决他们的终身大事。

　　“红二方面军女同志不多，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呀。谈恋爱结婚也是要抓住‘战机’的嘛。”

　　作为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时惟一的女将军李贞，及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泗淇，他们的革命业绩及威名早已传扬四海，但促成这一对革命夫妻的“红娘”大概还鲜为人知。

　　长征前夕的一天，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把一个红军女战士叫到跟前，她就是出生于革命老区浏阳、参加过秋收起义、时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贺老总对她说：“中央红军长征已走很久了，我们也要开始长征了。长征很远很苦，我给你介绍个伴儿吧，他叫甘泗淇，是红十八师的政委，留苏的学生，文化高，人也很正直。”

　　李贞梳着短发，个子不高，给人精明强干的感觉。她听了贺老总的话，推辞道：“长征路上这么多人，还要找什么伴儿嘛!他文化高，我却没文化，大字都识不了几个，再说，现在是长征打仗，子弹又不长眼睛，要是我负伤了，他就会担心；他负伤了，我也会担心。我看还是长征以后再说吧。”

　　贺龙没再说什么，他又找到甘泗淇，说：“红六方面军有个女战士李贞，她作战勇敢，又会做饭，红二方面军女同志不多，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呀。谈恋爱结婚也是要抓住‘战机’的嘛。”

　　从那一天起，李贞才知道红二方面军里有个男秀才叫甘泗淇，而甘泗淇则早已对李贞有了良好的印象。他是在一次去红军学校检查工作时见到李贞的，作为学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当时正在操场上指挥学员唱歌。她那端庄的面孔、刚健的身姿、英武的气派， 把甘泗淇深深吸引住了。回到住地，甘泗淇在日记本上悄悄地记下了：“红校，李贞……”

　　那时，甘泗淇除了对李贞有好感外， 并未有更多的想法，可现在贺老总亲自向他提及婚姻大事，并正式把李贞介绍给了他，他必须认真对待了。

　　不久，甘泗淇也调到了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兼代政委，这样与组织部长在一起工作，便有了接触的机会，于是相互间的了解很快加深了。有几回甘泗淇直接找到李贞长谈，谈工作，谈理想，后来自然而然地谈得投机，就谈起了爱情。这期间李贞深感甘泗淇虽是首长，却非常平易近人，对她的工作有过很多帮助，为此极感动，特意做了一双布鞋悄悄送给他。

　　经过进一步的工作和相互了解，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加深了，两颗火热的心靠得越来越近了。

　　终于，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贺老总的安排，在长征即将开始的时候，由贺老总亲自主婚。从此他们结成了一对感情深厚、互敬互爱的革命伴侣。

　　贺龙曾高兴地称他们是“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1955年9月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甘泗淇被授予上将，李贞被授予少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对正式授衔的将军夫妇。

　　“怎么样，都老大不小喽。我看你们一文一武， 文武之道，蛮般配哩。”

　　在驰骋沙场、运筹帷幄的烽火年代，一代战将王震因为忙于军务，常常蓄着一脸大胡子，因此被赏识他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切地称为“胡子”。也正是由于他总忙于军务，他的个人问题及至近三十而立了都没来得及考虑解决。直到1937年冬季，他的生命中出现了一位革命女性王季青，从而达成了千里姻缘一线牵的美好结果。

　　王季青1913年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一个小商人家庭。东北沦陷后，她随在国民党东北军里供职的哥哥来到北平，进入北师大附中就读，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4月，经北大学友刘居英(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介绍，王季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北大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党组织决定撤退在北平公开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同志。王季青一行9人于9月中旬到达山西太原，找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之后，王季青与康世恩、饶斌等40多位大学生一起被编入八路军一二０师。在去山西奇岚县城一二０师师部的路上，王季青见到了时任一二０师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王震英姿潇洒，谈笑风生，给王季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报到后，王季青被分到一二０ 师民运部工作。

　　11月末的一天，王震来到一二０师师部参加军政会议，同时向师长贺龙提出，想要一些知识分子给战士们教文化知识。

　　贺龙神秘地对坐在一旁的师政委关向应说： “向应，既然这样，那就‘天作之合’。”

　　关向应含笑点头，王震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贺龙接着说：“师部有几名从太原来参军的学生，正准备分配工作，师直单位争着要咧。

　　你既然这样诚心要求，可以优先分配给你们。其中有个叫王季青的，是北京大学的女学生，共产党员。你要知识分子，她可以去。”

　　原来，王季青品貌端正，工作积极，其工作能力深得贺龙、关向应的赏识，他们早就有意要撮合王震和王季青成为一对伴侣。

　　贺龙很快就派人找来了王季青。第一次见面时，王季青就对王震产生了好感。这天，王震骑着一匹枣红马，身着一身灰色军装，更是充满英武之气。

　　贺龙把王震引荐给王季青说：“怎么样，都老大不小喽。我看你们一文一武，文武之道， 蛮般配哩。”王震摘下帽子，呵呵笑道：“是啊是啊，我今年都二十九啦。”

　　王季青则低头不语，一脸羞涩之情。

　　贺龙以为王季青不愿意，便问她：“要不要对我们这位旅长作进一步的考察？”

　　王季青立刻羞红着脸说：“组织上已经考察他这么多年了，还用得着我考察呀？”

　　贺龙一听，爽朗地笑道：“好，我来给你们当红娘。”

　　一周后，在奇岚河畔一家简陋的农舍里，关向应为王震和王季青主持了婚礼。两人从见面到认识到结婚，只有几天时间。关向应打趣地说：“志同道合者一见如故，才有这战场上的‘罗曼蒂克’。”王震一口接过话茬：“么子‘蒂克’，这叫‘速战速决’！”

　　结婚后，王震要回三五九旅。贺龙打趣地问王季青：“季青同志， 如今你是三五九旅的人啦，是跟王胡子去三五九旅，还是继续留在师部？”王季青笑道：“既然我是三五九旅的人了，那我就去三五九旅吧。”

　　于是，王季青随王震到了雁北。1938年秋，她生下第一个孩子。生孩子时，王震正率部与日军作战。几天后战斗结束，王震听说王季青给自己生了个大胖小子，高兴得哈哈大笑说：“好么好么，老子打鬼子后继有人啦！”他给儿子取名叫王兵。

　　1949年，王震率部穿祁连、越戈壁、过水河、跨天山，解放了新疆，其后担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当时，王季青完全可以留在北京。但她毅然决定跟随王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边疆去工作。1949年11 月6日，王震率部分进疆部队指挥员，乘飞机从甘肃酒泉飞往新疆迪化(1952年改为乌鲁木齐)，王季青随机前往。

　　在“文革”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王季青的荣辱与共、同甘共苦，给了王震巨大的安抚和慰藉。王震和夫人王季青在战地相识并结合，一生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相依相恋的革命爱情之歌。

　　“我们那儿有句俗语：‘新人娶进门，媒人扔过墙。’我这个大红媒可是要保到底的哟！”

　　1940年，日军春、夏、秋三次残酷的“扫荡”和连年的自然灾害， 致使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另一方面，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历经三次反“扫荡”战斗后更加巩固了。

　　可是领导三次反“扫荡”斗争的指挥者之一、贺龙在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周士第参谋长，却因操劳过度累垮了身体。贺龙为此着了急，一面嘱咐后勤、警卫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照顾好周参谋长，一面指示参谋、作战人员对周参谋长采取适当的“封锁”措施：有事直接找他自己，尽量减少周士第的工作量。但多年来的戎马生涯和强烈的事业心使得周士第早已养成了一种事必躬亲与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因此，后勤和警卫人员的劝阻和照顾使他觉得累赘与啰嗦，而参谋和作战人员的“封锁” 更使他大动肝火。参谋和后勤人员完不成贺老总的“特殊任务”，无奈何地只能干脆找贺老总“告状”与“诉苦”。总之，都无济于事。

　　怎么办？贺龙找来政委关向应、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一块商量解决此事的良方。贺龙诚挚地说：人常讲“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周士第是一员虎将，不能让他累垮了。甘泗淇考虑应当有人照顾周士第，他想到应该给周士第成亲，让妻子来照顾是最好的办法。据他观察，周士第对一位叫张剑的女同志有好感。想到这儿甘泗淇向贺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且介绍了张剑的大概情况--有文化、能力强，不仅能照顾好周士第，还可以成为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贺龙听了这个主意连连点头。他也觉得周士第三十好几了，应该成亲，关向应也非常同意这个主意。

　　贺龙关心这员爱将心切，随即就付诸行动了。以前，周士第每次到贺龙处时，二人都要先随意地闲聊几句，才开始谈公事。然而，这一次，周士第刚一进门，贺龙就先发制人地给来了一通当头炮：“老周， 近些日子可是有人来告你的‘状’了。”

　　在外突然受令被请回的周士第乍一听，有点摸不着头脑。只听贺龙不依不饶地继续说着：“昨晚我和关政委、老甘核计了一下，都觉得你这个问题应该认认真真、彻彻底底地解决一下！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要你明确表个态。”

　　这一路听下来，周士第以为自己工作上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嚯”地站起来说：“老总，同志们有啥反映，常委有啥意见，你就直说好了！我一定诚恳接受，坚决改正！”

　　“好哇！你这次可得真拿出点实际行动来哪！”贺龙进一步让周士第作出铁实的“保证书”--“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共产党人说话都是算数的！”

　　见周士第一脸的认真劲儿，贺龙还要卖一下关子：“老周，事情不算太大，可也不能算小……”

　　周士第再也按捺不住了，着急地大声说： “老总，啥事你就快说吧！”

　　“是这样，最近同志们纷纷反映，你不爱惜革命的本钱，搞垮了自己的身体。这怎么成哪！”

　　“原来是这么回事！老总，你别听他们瞎叽咕，你看，我这身体不是满结实的吗？”

　　“哼！五尺高的汉子都瘦成干猴筋了，还嘴硬呢！同志，给你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共产党人连骨头渣渣也是党的。搞垮了身体，对革命事业也是损失。”

　　贺龙边说边走到周士第身旁，感情诚挚地继续说：“老周，考虑到你近来的身体状况和工作份量，我和老甘他们也合计了一下，与其给你增加参谋人员，还不如干脆尽快把你和小张的婚事办妥，不仅你的寒热冷暖有人照料，工作中也有了个帮手。我今天特意把你叫来就是要给你保这个大媒的……”

　　贺龙开场这么费尽心机地“兜圈子”，其实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的。因为贺龙早就多次劝说过周士第要抓紧成婚但均被他毫不客气地当下坚拒了。

　　一听说贺老总要给自己保媒，周士第急得涨红着脸抢过话头说：“老总，现在情况这么紧张，哪里还顾得上谈这个哪！”

　　“怎么，难道你还真的要拣个黄道吉日才娶老婆不成？”贺龙风趣地插了一句，接着庄重地说道：“老周，你已是三十好几的人了，让你和小张现在成婚，并非完全是个人的事哪！小张是个很好的同志，决不会成为你的包袱和累赘。相反，会减轻你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许多负担，使你能腾出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考虑工作……” 说到这儿，见周士第嚯地站起来张嘴还想申辩什么，贺龙一伸手将他按回到椅子上，满怀深情地继续说：“老周哇！你早已是中年人了！也该成个家了。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是苦行僧哪！只要对革命事业有益无损，个人的事情为何不可以兼顾一下呢？我给你讲，不要钻牛犄角了。只要你打心底里对小张没有意见，这个大媒，我可算保定了！”

　　周士第听着贺老总这一番完全好意、苦口婆心的话，再想到自己刚进门时已经有言在先，立下了“军令状”，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不再吭声了。

　　与此同时，甘泗淇和李贞夫妇也做了张剑的工作。张剑对周士第是充满敬慕的，她愿意同周士第结为革命伴侣。

　　看来，贺龙迂回加激将的妙计生效了。没过几天，贺龙亲自张罗着，让部下给爱吃狗肉的新郎官--周士第买来了两只狗和烧酒，来了个喜事巧办。简朴却风味别致的婚宴上，大家谈笑风生，连声祝贺新婚夫妇并肩战斗、白头偕老。席间，甘泗淇主任一语双关、雅中带谑地说：“人们常说‘大姑娘坐轿头一回’，我看哪，小张吃狗肉也是头一回呢！”

　　贺龙笑着回应道：“嘿！老甘这话说得可真俏皮。我们那儿有句俗语：‘新人娶进门，媒人扔过墙。’我这个大红媒可是要保到底的哟！”

　　看着小张羞涩地低下了头，贺龙继续说道： “小张同志，老周这个人哪，说起行军打仗，冲锋陷阵，真不含糊。可是讲到注意身体，‘保存自己’可就差远了。从现在起，老周这个人就交给你了。他要是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尽管来找我好了。”

　　说着，贺龙扭过头去，看着含笑不语的周士第，一字一板、情深意长地说：“老周，你甭以为我在讲笑话哟！今天当着关政委和老甘的面，要给你约法三章：在小张面前，一不准你耍大男子主义；二不准你摆参谋长的架子；第三呢，在生活上要乖乖地听小张同志的安排和‘指挥’，注意自己的身体。不然的话，我可要去干涉你们的‘内政’了！ 总而言之，我这大红媒是一保到底！”

　　这样，周士第和张剑就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缔结了良缘。从此， 周士第认真遵守贺龙给他提出来的“约法三章”，同妻子张剑患难与共、恩恩爱爱地渡过了近40个春秋。

　　“对！我这个联防军司令员也赞成。这还不行吗？我是你的娘家人，总可以当一半的家吧？”

　　王树声和杨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相识的。这两人最终能够顺利而幸福地步入婚姻殿堂，则是贺龙和徐向前恰到好处地适时助推了一把。

　　1942年9月，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 奉命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军事队队长。转眼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1943年秋，王树声在中央党校举行的一次周末文娱晚会上，遇见了中央门诊部的医生杨炬，并对她一见钟情。来自于水乡泽国、出身书香门弟的杨炬，今年22岁，她身材苗条，脸俊眼美，浑身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在中央门诊部有着“一枝花”之誉。年近不惑之年的王树声，第一次陷入了“单相思”。

　　好一段时间，经老战友唐明春夫妇撺掇着旁敲侧击做杨炬的思想工作，甚至火烧火燎的王树声直截了当地主动出击而强攻硬取，但结果是，王树声出师不利，第一次“攻击”就被杨炬“打”得败下阵来。

　　事情传到了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的耳朵里。这位“红军医圣”决定亲自出马给王树声当“月老”。

　　傅连暲的这一举动，使杨炬大吃一惊：这位医术高明、待人彬彬有礼、受人尊重的典型知识分子，平时一向视中央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如同珍宝，对“白鸽外飞”一贯不投赞成票，而今天却一反常态，诚挚地要给自己当“红娘”。这使杨炬不能不认真对待这件事了。杨炬吞吞吐吐地向自己尊敬的领导披露出内心的担忧：“可是……我觉得……和他合不来，况且……院长，你知道他是怎样向我求爱的吗？”

　　经傅连暲推心置腹地劝说半天后，杨炬最终点头答应了。

　　三天后，杨炬就收到了王树声寄来的一封信。浑厚遒劲的墨迹，情真意切的文笔，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年轻姑娘的心。杨炬颇感惊讶：原来他不是个“大老粗”，还是个“小秀才”呢！

　　俩人就这样谈起了恋爱，一谈就是一年多。1944年的中秋佳节那天，杨炬结束了巡回医疗，回到了延安。王树声喜出望外。他拉着心爱的姑娘，提议说：“今天是中秋节，咱们一起去拜访贺老总、徐老总吧！”杨炬说：“我可怕见那些大首长。”“两位老总和气着呢，你见面后就晓得了。”

　　王树声和杨炬来到了西北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欢天喜地，忙叫警卫员泡茶、拿月饼、端瓜子招待他们。

　　在闲谈中，得知杨炬是湖北南漳县人，贺龙摸着胡子，笑呵呵地说：“小杨，长征前我在湘鄂西根据地的那阵子去过南漳，湖南湖北， 分南北而饮一湖水，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所以，我算得上是你的娘家人哟。哈哈哈！”

　　徐向前接过话头：“我在鄂豫皖呆了好多年，麻城又是我的管辖范围，树声一直跟着我。既然贺老总是你的娘家人，那我也算得上是你的婆家人哟！”

　　大家一阵欢笑。杨炬被说得不好意思，低头满脸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