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组织领导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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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组织领导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

2007-07-05 09:44:34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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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时调整斗争策略里应外合迎解放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巨大变化，战争已经临近最后决战的关头。
    国民党军在战争第二年，损失正规军和非正规军152万人，此时能够分布在第一线的兵力仅170万人，且士气低落，战斗力弱，分别被人民解放军箝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5个战场上。广大后方地区，只有正规军23万人，被日益活跃的人民游击队籍制，加之又分出一部分兵力用于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蒋介石已没有机动兵力了。
    国民党政权在政治经济上的危机也日益加重。
    经历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学生、工人、市民、农民觉悟空前提高，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广大的中间阶层也迅速觉醒，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进激化。副总统“李宗仁”企图伺机取代蒋介石的“总统”职位；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同共产党联系，准备投向人民。蒋介石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统区的经济更是急剧走向崩溃。1948年，上海3000余家工厂，开工率仅20％。青岛1000余家工厂，只有四分之一能维持半开工状态。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纸币发行，不仅飞涨，而且狂涨、暴涨，达到天文数字。如1948年6月，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达4345656亿元，当月财政收入仅有支出的5％，以至于印钞厂竟来不及印出当日所需钞票。到1948年8月21日，法市发行额由1937年6月的14.1亿元，增至6636946亿元。
    一直倾全力支持蒋介石内战的美国政府，见其溃败已成定局，在“有限援助”的政策下，也不那么积极援蒋了。蒋介石在经济上失去了后台。
    在这种情势下，为了挽救经济崩溃，蒋介石决定“改革”经济。
    1948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司徒雷登的帮助下，抛出一个《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实行“市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8月19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实行《经济紧急处置方案》。据该《方案》规定，从8月20日起，废止自1935年开始发行的法市，另发行“金圆券”，以1元金圆券对300万元法市的比价收兑法市，强迫人民把所持金、银、外币一律换成“金圆券”；同时限制物价，将其冻结在8月19日的水准。
    蒋介石寄希望于市制改革和限价政策成功，以得到经济状况的好转，从而将内战继续打下去。因此把这一重任交给其长子蒋经国。于是出现世人皆知的蒋大公子上海“打虎”的闹剧。按理说，蒋经国还是干出了一番成绩的。一月之中，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美元3.73亿元；打击了一些好商、污吏、腐恶势力，其中包括孔祥熙的公子、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然而，上述“辉煌”战绩，在整个即将崩溃的经济形势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国民政府厉行暴力限价的上海，从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了135742倍。“金圆券”的发行额原限定为20亿元，到1949年5月竟达679458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圆券”便如同刚被废止的法市一样成了废纸。
    “金圆券”、法市大贬值，坑苦了广大百姓。如果说他们手里的100无法市，1948年能买五百分之一两大米，1949年则只能买五十万万分之一两大米。手握一堆废纸，老百姓呼天不应，拜地不灵，陷于空前绝望。
    市制改革和限价政策彻底失败，把挽救国民党失败的最后一根稻草淹没了，经济陷入彻底崩溃的绝境，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扫除净尽。“蒋先生的政治生命也就日薄西山了”。
    同国民党正相反，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发展到280万人，且后方稳定，兵力能完全集中于第一线。解放区已扩展到23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人，支持战争的力量增强。在南方，中共领导下的游击队到1948年秋已达4万余人，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大后方的统治。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人民解放军自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相继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4个月19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5万人，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的精税部队基本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得到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已从根本上瓦解，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指日可待。对蒋介石政权己彻底绝望的国统区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欢欣鼓舞，并以积极的反蒋行动，期盼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早日到来。
    越临近灭亡，越要作垂死挣扎，这是一切反动势力临死前的规律。蒋介石回天乏术，又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除绞尽脑汁泡制一个个军事方案，力图挽救军事败势外，还以更残暴的手段“巩固后方”。1948年8月以后，国民党统治区成立“特别刑事法庭”，搞特种刑事检举，实行大逮捕，对爱国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进一步升级。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处境险恶。国统区处在黎明前的一段黑暗时期。
    而对人民解放战争来说，则已看到黎明的曙光。在这种形势下，根据以往的经验，革命队伍里最容易犯“左”的急性病，高估自己的力量，低估敌人的力量，盲目乐观。如果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此时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城市中急于提出过高的口号，甚至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那就必然会“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这是最失策的事”。
    因此，正在西柏坡帮助毛泽东谋划大决战的周恩来认为，有必要提醒国统区各级党组织，在目前形势下，“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和灵活的策略，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并于1948年8月22日起草了《对目前蒋管区斗争策略的指示》。明确指出，“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非到大兵压境与敌总崩溃时，不可决战”。因为，“在国民党统治的城市，单独进行工人、市民的武装起义，肯定他说，一般地是不可能的。故城市的工人、学生及一切人民斗争的发展，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尚能控制的地方，是有其一定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是说要提出或接近于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口号，采取或准备采取武装斗争的直接行动，都是不许可的，都有使少数先锋队脱离广大群众、遭受严重摧残与招致一时失败的危险。”至于蒋管区城市中党的领导机关，周恩来认为“亦须严格遵守单线联络、分散领导的原则。”
    同年9月，上海局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确定上海地区党的中心任务是：积极发展革命力量，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为彻底解放京沪，准备接管而斗争。
    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开展反对国民党屠杀，反出卖，反搬迁，以及开展保厂、保校、保业、保命的斗争，直接配合解放军渡注作战与城市接管。
    由于适时改变了斗争策略，取得了好的效果。解放前夕，上海地下党组织了人民保安队约6万人，其中职员、工人、教师、学生约两万人为骨干，保护工厂、机关、学校，进行反屠杀、反破坏、反搬迁的斗争，配合解放军完成了接管上海的光荣任务。许多大城市在解放前夕，也由于执行了这个方针，才避免了国民党政府的疯狂镇压，保存了革命的力量和国家财产兔受严重损失。不仅有力地配合人民军队解放并接管这些城市，并且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一批重要力量。
    在三大战役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政府的策动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和平”攻势，企图利用“和平”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卷土重来。
    对这场新的“和平”运动，一部分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曾寄予希望。因为他们害怕革命的发展危及自身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色彩。原来主张“中间路线”的分子，也企图在和谈中与国民党、共产党三分天下。
    对于国民党的和谈阴谋，中共中央、毛泽东予以彻底揭露，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响亮口号。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八项条件基础上愿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谈判的声明，获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
    1949年1月12日，己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对中共声明的坚决支持。他们还旗帜鲜明地指出，“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亦决不容许有中间路线之存在”。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新中国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2月5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对于各大城市，首先是长江流域各大城市，应该有准备地发动工人、学生等群众运动，要求完全实行中共的八项条件，按照北平办法和平解决。
    国统区人民对于国民党的“全面和平”已毫无兴趣。他们最关心的是何时解放，怎样才能在解放军到来之前，在反动派暴政下安全地生存下来。据此，国统区党组织提出：“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储粮应变，争取生存，争取真和平”的口号，结合群众切身利益，开展揭露国民党假和平阴谋，争取真和平的群众运动。
    4月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
    同日，南京11个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余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南京政府接受中共实现和平的八项条件，却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血腥镇压，死学生两人，伤100余人，造成“四·一”惨案。这就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的真面目。同时也再一次告诫人民，要争生存、争自由、争和平，只有坚决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四·一”惨案激起国人的强烈愤慨。国统区人民用召开追悼死难同学大会，举行罢课抗议，募捐慰问受难同学家属等方式，支援南京学生的斗争。
    4月20日，南京政府终于向国人表示，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撕下了和平的伪装。
    2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100万雄师抢渡长江，开始了解放江南广大地区的伟大进军。国统区人民的斗争更加直接地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和城市接管。
    国民党在掀起假“和平”运动的同时，即已做好了“应变”的准备。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政府下令组织“应变”，发给公职人员应变费，将行政院南迁广州，京沪一带重要工厂迁往台湾和华南等地。并部署“在必要时坚决实行破坏政策，将工厂、机器、原料炸毁、烧光”。
    针对国民党的这一部署，国统区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对破坏，反对屠杀，反对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保护城市完整的斗争。
    2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利用国民党的“应变”口号，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护厂护校及发放应变米的斗争。
    8日，上海铁路局戚墅堰铁路机车厂工人首先提出发给每人应变米两石、家属疏散费食米五石等五项要求。京沪、沪杭路局职工相继响应。9日，列车全部停驶，两路交通中断。路局被迫于16日同意工人要求。此后，上海公交、纺织、市政、机器、邮电等各行各业工人以及银行职员、商店店员、学校教师等纷纷起来开展各种形势的“应变”斗争。
    随着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国民党加快了拆迁机器设备，劫掠资财步伐。国民党行政院接连发出火速将上海等地黄金、自银、外币运往台湾的电令。
    上海等地地下党组织把“反搬迁、反破坏”的护厂护校斗争与广大群众自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提出“机器是工人的命根子”，“保住工厂就是保住饭碗”等群众性口号，使斗争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
    1949年1月27日，上海装载1000余箱国民党中央银行重要卷宗账册的轮船，在开往台湾途中经舟山海面时沉没，押运人员罹难。金融业地下党组织抓住这一事件，开展“反迁移、反逃跑”的群众斗争。中国银行职工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行方将资产、案卷、帐册和库存金银移交国民党中央银行。海关职工在“保护关产完整”的口号下，进行武装护关。
    当国民党企图将上海的交大、同济医学院迁到台湾时，交大成立了以校长为主席的“应变委员会”，进行反搬迁护校斗争。同济大学将工学院、理学院的图书、仪器设备分散转移保存下来。
    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是工人的护厂斗争。在上海，各厂都建立了护厂队、纠察队或巡查队。上海江南造船所（今江南造船厂）是敌人破坏重点目标之一，该厂地下党支部领导1000名工人纠察队，团结全体职工与敌人展开斗争。他们把26000多张图纸和英美造船造军舰的资料完整地保存下来，当敌人炸船坞前，工人们将船坞注满水，减少了破坏程度；当敌人强迫工人在车间里放置炸药，在旁边埋汽油桶时，工人们将汽油换成了自来水；当敌人逼着工人拆卸机器装船时，工人们“偷梁换柱”，将废铁。旧机器装进船舱，使轮机车间100多台机床完好地保存下来。
    4月22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各院、部等机构纷纷南逃。在中共南京市委策反下，南京大校场431电台和指挥塔台官兵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撤退工作。
    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大陆的结束。
    5月12日，解放军向上海外围发动进攻，国民党军败退市区，进占重要工厂，准备实施其破坏城市计划。中共上海市委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护厂斗争，防止敌人破坏，并对敌军进行瓦解工作。要求水。电、煤气、电话、交通等公用事业单位的党员和职工力争在上海解放过程中不停电，不停水、不停交通。在上海人民的积极配合下，27日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
    第二条战线，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给予人民解放战争以直接的配合。因此，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上功不可没。它在政治上揭露和孤立了美蒋反动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反美抗暴斗争促使驻华美军撤退及美对华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五·二○”运动则为中共中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直接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还直接牵制了国民党的力量，削弱了它的一线兵力。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学生、工人、农民骨干分子，成为支援解放战争，配合人民军队接管城市的基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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