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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组织领导国统区人民的反蒋斗争
2007-07-05 09:44:34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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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统区人民反傍蒋斗争高潮迭起
    1946年底至1947年初,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彻底破产。为了挽救自己的垂死统治,采取了召开伪国民大会,驱逐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代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等项疯狂步骤。这反而表明“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业己异常深刻化”。
    从1947年4月开始,蒋管区物价开始了新的疯狂上涨,使蒋管区整个经济发生严重的混乱。各方消息表明,这次物价暴涨的激烈程度已超过了2月黄金美钞风潮。而且不仅是黄金美钞上涨,生活必需品皆涨,广大贫苦人民生活日趋绝望。广大学生也遭受着饥饿、贫病和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国立大学学生每天的公费只能买两根半油条,伙食极差。据查,学生中营养不良者众,因营养不良而致健康受损者占十分之七,因经济桔据而休学者更是难以计数。学生中充满着一触即发的愤怒情绪。
    沉默啊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中国人民牢记着鲁迅先生的警言。
    “读书事小,饥饿事大”,青年学生首先发出了反饥饿的吼声。
    随之,群众性的争生存的斗争日趋活跃,从学生要求保障学业与增加公费、公职人员要求公平配给、城市贫民的抢米风潮,到职工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虽然还是分散的,却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处境日益窘迫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的统治也公开表示不满。各种不满情绪和分散斗争正在逐渐汇合成为一股愤怒的洪流。国民党政府突然发现:它已没有一个可靠的后方,而是坐在喷薄欲发的火山顶上。
    饥饿迫使千千万万挣扎在死亡边缘的人民为生存而斗争。而隆隆的炮声使人民惊醒:饥饿的根源在于内战,在于当局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是内战使得大量财富毫无顾惜地塞进炮筒;是内战使得千百万人民遭受惨痛的毁灭;是内战使得法市象天文数字般地贬值,物价飞涨。内战不停,当局的武力统一政策不停,则饥饿永远追随着人民,“吃饭问题”将永远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于是人们愤怒地呼喊:“举起我们骨瘦的手向饥饿宣战,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我们反对内战,我们反对饥饿”。使反内战与反饥饿运动迅速结合,造成更强大的群众运动声势。
    5月初,全国各地青年学生开展纪念“五四”,争取民主,保障人权运动。学生们悲愤地质问:“五四”二十几年了,“民主在哪里”?“科学在哪里”?“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这28年前的旗帜,如今中国是否扭断了强权国贼的桎梏站立了起来?一些学生还到社会上进行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争取民主政府的实现,制止内战的宣传活动。
    在纪念“五四”宣传中,上海法学院学生遭到国民党特务殴打,其中两人致重伤,多人被捕。学生们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得到全国各地的响应和支援。由此揭开了红五月斗争的序幕。
    局势发展得如此之快!抗暴爱国运动结束后不过4个月,第二个新的高潮又将到来。而且与抗暴运动相比,它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以蒋介石的师傅陈英士命名的浙江英士大学和蒋介石自己命名的江西中正大学,以往没有参加过学生运动,这次也站在了斗争前列。甚至蒋介石的党校“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学员也在高涨的学生运动中提出了六项关于生活的要求;它也不象抗暴运动那样带突发性,而是由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分散的生活斗争逐步准备起来的全面的政治斗争。1947年3月1日,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指示中指出: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继续遭受失败,人民在活不下去,忍受不了的情况下,“新的斗争会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基础上增长起来”,从而推动学生运动新高潮的出现。
    其时,周恩来正协助毛泽东带领中直机关转战陕北至王家湾,部署指挥西北战场幡龙镇战役。此役全歼国民党整编第一六七旅70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等,与此前青化砭、羊马河战役并列,三战三捷,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局势。
    在两大战场均对我有利的形势下,1947年5月5日,周恩来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时时注视情势的发展,坚持我党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的方针,灵活地既结合又分别合法与非法的斗争。将适合群众迫切要求,提高群众斗争情绪的口号,均经过群众面目提出,以发动群众。将党的宣传工作,侧重于以群众中有职业有地位人物,利用公开刊物、报纸、集会,批评时政,增强不满;而将党的广播言论、解放区胜利消息,经过极可靠关系,辗转秘密散布。”
    与此同时,将上海中央分局改为上海中央局,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于必要时指导香港分局,以刘晓为书记、刘长胜为副书记。这就为行将到来的群众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在政治指导和组织领导上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上海中央局决定,首先在南京发动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使其向全国范围内推广。
    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3000人高举着“我们饿,上不得课,”“炮弹乎,面包乎?”的旗帜,直奔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反对饥饿,要求增加伙食费,并支持中大教授会提出的增加教育经费等项要求。
    学生们质问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国家的钱到哪儿去了?”“国家财政有困难,为什么还要打内战?”王云五理屈词穷。
    这次请愿斗争获得初步胜利。16日,国民党政府被迫调整学生副食费,从24000元增至48000元。
    初步的胜利使群众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斗争意志,也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鉴于此,党组织决定乘势把经济斗争提高为政治斗争,在5月20日——伪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那一天,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展开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在群众中揭露美蒋互相勾结、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打电报到北平、武汉等地,请求北大、清华、武大等校同学支持南京学生的斗争;并且派人到上海、杭州联络,希望沪、杭各校在5月20日采取共同行动。
    南京学生的斗争,迅速得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学生的声援。函电雪片似地飞向南京,极大地鼓舞了南京学生的斗志。
    18日,北大、清华学生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学生响亮地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等口号。
    同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面对汹涌高涨的学生筐动怒潮,国民政府有些惊慌失措了。蒋介石宣布要对学生运动“采取紧急之处置,作有效之制裁。”全副武装的宪警密布南京街头。
    爱国学生无所畏惧。19日晚,上海、杭州、苏州各校代表齐集南京,应邀参加五·二○大示威。
    翌日,京、沪、苏、杭学生5000人在南京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学生沿途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尸等口号。游行队伍到珠江路时,早已部署在此的大批国民党宪警、特务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等突然冲入队伍进行毒打。学生重伤20余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爱国学生的鲜血染红了南京街头。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五·二○”血案。
    中共中央十分关注运动的发展。
    5月23日,周恩来再次为中央起草给上海局《关于蒋管区党的斗争方针的指示》。《指示》首先肯定这次学生运动的发展“完全循着我党的指导方针前进。望即坚持此项方针,并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有时直进,有时迂回,有时集中,有时分散,公开与秘密,合法与非法,既区别又结合,使一切群众斗争都为着开辟蒋管区的第二战场,把人民的爱国和平民主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要求上海局“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学生斗争继续进行,并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庸卷长沙、昆明、重庆、广州、福州、南昌、桂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将五·二○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教授,纷纷举行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致函、捐款,慰问学生。正如毛泽东在同年5月30日指出的那样:“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蒋介石及其走狗完全陷于孤立,蒋介石的狰狩面貌暴露无遗。”
    在学生的抗议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同时,又在许多城市里宣布戒严,实行宵禁。5月25日,在上海封闭《文汇报》、《新民晚报》、《联合晚报》等三家民营报纸。
    6月初,国统区中国共产党组织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五·二○”群众斗争已取得重大胜利,大大教育了群众,发展了进步力量,争取了中间群众,暴露并孤立了反动势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斗争,学生群众已感疲劳,需要休整。中间学生、教师和社会上层分子对一部分学生提出的无限期罢课的主张不十分赞成。如果坚持长期罢课,或者提出其他过高的要求,将会脱离群众。为了巩固已有胜利,避免反动当局的进一步镇压,决定改变斗争方式,一面复课,一面休整,开展一些分散的活动,以教育积极分子和学生群众,待机而动。
    6月3日,周恩来在《关于学运方针给上海局的指示》中,肯定上海局“领导斗争向前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今天京沪平津学生停止街上游行改在校内开会的办法也是对的。这样,可以巩固校内(包括教职员)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丁能实现的条件(如释放所有被捕学生教员、医治受伤学生、惩办暴行人员、取消紧急措施及军事戒严等),然后再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
    至此,轰轰烈烈的“五·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暂告一段落。 对这场规模宏大的学生运动,国内外评价甚高。
    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关注着运动的发展,前后刊载了有关文章60余篇,真实地报道了运动的进展情况,并通过其影响远播于美、英、法、日、马来西亚等国。该报认为:“中国学生们始终是平民的代言人。他们总是发表平民所最想往而无法使自己内心呼声让人们听到和理解的东西”,“当青年人发起一场全面性运动时,他们必然有值得为之战斗的东西,”并“迟早会取得胜利”。
    当蒋介石亲自发表文告,指责学生受共党“策动”和“利用”,告诫青年“切勿为暴乱好徒所胁制与玩弄”时,《评论报》不以为然。它认为这样一个拥有大多数中国学生、知识分子、一部分工业家和商人参加的全国性的运动,“必定有使得这样一个运动成为可能的相当的政治或社会的背景,你不可能靠一个仅仅主观上的愿望来发起一个运动。”
    针对国民党当局殴打、逮捕、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评论报》形象地指出:这“正象拧紧锅炉盖子,同时在炉底燃烧起熊熊烈火,不消说锅炉总有一天会爆炸的”。
    蒋介石政府也以为,这次“学潮为以往任何时候所没有”。
    1947年5月23日,新华社发表题为《蒋介石的末路》,指出:中国近代有三次群众运动可以和今天比较,就是“五四”、“五卅”和“一二,九”运动。但是“这三次运动中的群众都没有象今天这样指出如此悲惨和如此普遍的反饥饿口号,也没有公然看到人民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公然看到反动统治者如此摇摇欲倒”。
    5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庄严宣告:
    蒋介石已陷入全民的包围中。“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叉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事实如此,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从而形成学生运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大好局面,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准备了必要条件。
    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120万工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罢工次数达3000次。
    城市贫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7月的5个月中,国民党统治区上海、南京和江苏、安徽、四川等九省的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参加的城市贫民达17万人。
    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迫害的广大农民,被“逼上梁山”,也纷纷起来反抗抓丁、征粮,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民变运动,并发展为武装斗争。1947年国统区的形势,为这一斗争提供了充分条件。
    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队的分布是南线157个旅,北线70个旅,在后方的只有21个旅,兵力分散,数量少,又要对付各地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这就显得后方空虚,顾此失彼,捉襟见时。许多省份只有保安团,没有正规军,东南各省更是如此。蒋介石政府在前线不断失利,有些地方连保安团也被抽赴前线。财政经济愈破产,人民生活会愈艰难,不论城市乡村,群众的斗争情绪和要求将会高涨。这是推动和发展农村武装斗争的有利时机。
    1947年3月,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致刘晓转曾镜冰、华东局的电报中指出,在蒋管区发动与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的客观条件与时间已经完全具备。为了有利于群众斗争,“斗争的口号应多从为人民生存着想,在斗争形式和组织上,先从合法斗争形式上建立群众基础,先从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武装斗争,求得存在和发展。尤其在组织上,开始不要铺张门面,过分刺激敌人,反易招致敌人过早过大的打击。”
    据此,上海局、香港分局分别向华南、西南以及江浙地区党组织作了部署,各省区选择有一定群众斗争基础、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首先发动群众进行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斗争,并在条件较好的地方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外发展,以点带面,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解放全中国提供可靠的基础。
    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政策,不仅激起了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反对,而且也使国民党内具有正义感的民主人士和一部分将士怨恨。国民党元老李济深、何香凝、蔡廷揩、王昆仑等,于1947年12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们当时虽不再握有兵权,但大多数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又广泛联系团结着遭蒋介石排挤打击的、曾在军政界担任过要职的、又在国内外有相当影响的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影响很大的反蒋力量。如冯玉祥、陈铭枢、陈绍宽、朱蕴山等人,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做国民党军队将领工作,动员他们不参加内战或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卖国政策,搞得蒋介石十分头痛。
    更使蒋介石头痛的是,1947年有400多个中训团将官到南京中山墓地哭陵。黄埔一期生黄鹤将军任哭陵总指挥。黄鹤在中山墓地痛哭:“今天我们不是谒陵,是哭陵,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要大哭,一哭、二哭、三哭!现在我们的政府对我们1000多个将官不加理睬,简直要断绝我们的生路,我们也是一个人,我们要求活着的时候有一碗饭吃,死的时候要一块板!”
    黄鹤哭说完以后,便领大家到陵前献祭、诵读祭文。当读至“今白骨成狱,碧血为渊;婆妇夜位,羁魂不昧……念及先烈之血迹未干,遗族之孤寡谁矜?成仁者固死得其所,成功者也应返归故里……”大家放声大哭。最后,振臂高呼“打倒贪官污吏!”
    在庞大的哭陵队伍中,还有国民党第十军第一九○师副师长陈天民的太太和5个孩子。陈天民于5月1日患肺病去逝。他在长沙会战时有战功,死后4天却元钱买棺掩埋,由全体受训学员每人捐6000元办理后事。可是,物价暴涨,买一担米就得费资50万元,每人6000无只能是杯水车薪了。当黄指挥官介绍给全体学员时,全体大恸,泣不成声。
    哭陵队伍中还有·一位叫奚泽的老华侨,同盟会员,53岁,早年是华侨富商,追随孙中山革命时,曾变卖家产捐献革命。如今年老体衰,家境窘迫,甚至举家挨饿,夫人不别而行,留书“今生不能见面了”而自杀。奚泽不堪刺激,于哭陵时当场晕厥。
    上述情形,是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向蒋的汇报,却没有引起蒋的丝毫内疚与反省,反愤然道:“我现在正倒霉,他们却为了什么生活给找出难题,不以党国利益为重,真叫人生气!”
    陈布雷暗自叹息,颓然而去。
    蒋介石多行不义必自毙。全面进攻失败,重点进攻输得更惨,一年时间(1946年7月一1947年6月)即被共军吃掉97个半旅的正规军。1947年8月晋冀鲁豫野战军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向他的心脏插了一把刀子。后方经济又是一片混乱,民怨沸腾。当此内忧外患之时属下竞不与他“同舟共济”,反给他出难题,能不气吗?
    蒋介石这口气还未平下,秘书又送来一束卷宗。报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济深在外面批评政府,说当今国民党是独裁专政,没有民主,没有言论自由。 蒋介石一看就火冒三丈。“这简直反了,我一定重办!重办!”立即又让秘书把陈布雷叫来吼道:“你看看卷宗!李济深太不象话了,他违犯党纪,反抗中央,应该开除他党籍,送交中央监察会议处理!”
    陈布雷小心翼翼地劝道:这样一来不正中了李济深的话了?”你不加追究,反而显得你宽容大度,讲究民主。”
    蒋介石唉声叹气不再言语。
    其时,陈果夫又来求见。他刚接到旧金山出版的一份《世界日报》,上有一篇冯玉祥写的《国是声明》,拿来给蒋介石过目。
    蒋懒得去看,要陈果夫念给他听。当听到冯玉祥说他是步希特勒、墨索里尼后尘,不会有好结果,劝他悬崖勒马,还提出停战议和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八项建议时,蒋介石满脸涨红。他强耐着怒火说:“如今党国有难,一些党国元老,不但不与我同心协力,反而和共党勾结在一起,专拆我的台,使我内外受敌,照此下去,前途危殆!”
    见,蒋介石已是众叛亲离,四面楚歌,政治上完全陷于孤立。
    尽管如此,蒋介石尚困兽犹斗。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更加疯狂地镇压后方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1947年7月,国民党当局颁布《勘乱动员令》。一方面尽一切可能征发人力物力财力,继续进行内战;另一方面大肆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志士。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不再提反内战口号,而是寄希望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一次又一次掀起反饥饿、反迫害斗争浪潮。
    1947年10月,浙江伪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并将其残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于子三事件”,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反迫害”学生运动。国际学联得知“于子三事件”后,立即发来电报,表示“愿尽一切力量支援中国学生的英勇斗争”。
    1948年1月,上海同济工学院校长丁文渊借口整顿校纪,无故开除学运骨干,禁止学生自治会一切活动。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激起上海学生的愤慨,引发了一场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
    2000余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血腥镇压以同济工学院为主体的4000余名赤手空拳的学生,制造“一·二九”血案,更激起了全国广大学生及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的公愤,纷纷举行“反迫害、争自由、支持同济、营救被捕同学”运动,迫使国民党当局放弃解散同济的企图,释放了被捕学生。
    1948年4月初,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公然宣布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北大、清华等十所大学学生举行抗议总罢课,各校还分别成立“保卫华北学联”机构,进行“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与北平各大学的教职员工、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一致要求调整待遇而举行的罢教、罢研、罢诊、罢工、罢职相结合,汇聚成“六罢合一”的,“四月风暴”。
    同年5、6月间,以学生为先导形成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运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急呼:“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绪提醒我们,假如不顾其他因素给予(国民党政府)支援,其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
    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的民主党派和许多元党派民主人士也日益走向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人民革命的道路。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迫害。1947年10月7日,民盟中央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杜斌丞在西安被暗杀;民主同盟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非法团体,明令取缔”。11月6日,民盟总部被迫发布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民盟被宣布解散时,毛泽东即适时地提出:“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的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民主人士的行动没有使共产党失望。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会议严厉谴责蒋介石的迫害行为,宣布不接受被迫解散的任何决定。会议重新确定了民盟的政治路线,决心为彻底推翻整个国民党集团而斗争,表示积极地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武装。这时,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在革命的立场上实行联合。1947年11月12日至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在《成立宣言》中宣布,“脱离蒋介石劫持下的反动中央,集中党内忠于总理、忠于革命之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其行动纲领是,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意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其他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也明确地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它们中有些领导人秘密由上海到达香港,继续反蒋斗争。有些人则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积极支持民主运动。1948年春,随着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取得节节胜利,新中国诞生的前景,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4月23日,周恩来、任粥时等率中央机关来到平山县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中央工委会合。5月27日毛泽东也由阜平县花山村移驻西柏坡。五大书记聚集,一面谋划大决战,一面规划新中国的蓝图。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从5月5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民革、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还在香港等地就召集新政协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热烈的讨论,提出许多积极的意见。
9月,决战在即。西柏坡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正处于最紧张的时刻,但是仍未放松筹备新政协的工作。为使各方民主人士在1948年冬至1949春顺利进入解放区,一封封电报、指示飞越山川,由西柏坡传向国统区地下党组织和东北等解放区。
    在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各路民主人士安全抵达解放区。1949年1月23日,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联合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由此可见,在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不仅是工农基本群众,而且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已经团结到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在政治上彻底孤立的国民党统治者,已经无法逃脱彻底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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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辉: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深切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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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幕悲壮,一个故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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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称习仲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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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李讷、毛新宇等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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