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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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和召开

2007-07-05 09:53:48

来源：《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前后》

作者：王运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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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心安排民主人士北上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人士从1948年秋开始，陆续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进入解放区。为保证这些爱国民主人士平安地到达解放区，中共中央作了周密的安排。
    1948年7月31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军委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港、沪将有一批党员干部和民主人士经大连来华北，已指定钱之光负责大连的接头、招待事宜；由大连到庙岛到石家庄，拟由后勤部负责。
    钱之光曾长期在国统区工作，抗战时期，担任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处长。8月2日，周恩来又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中央又派刘昂从西柏坡来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
    钱之光从大连出发，经安东（今丹东）跨过鸭绿江大桥抵达朝鲜边界新义州，转火车到平壤，同苏联的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的手续，然后去罗津乘租用的苏轮“波尔塔瓦”号，开始了远程航行。从罗津到香港，要经过朝鲜海峡、东海海峡和台湾海峡，航程漫长，为了应付意外情况，钱之光一行事先商量好各自的身份，并商定到了复杂地带，还要装扮成船上的职工。钱之光卧忆说：
    我们船上装的是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还带了一些黄金，准备到香港换回西药、电讯器材、高级纸张以及汽车轮胎等物资。在这次往香港的航行中，我们遇到过国民党海空军的监视，也遇到过龙卷风。有时国民党飞机在我们船的上空盘旋，并不时呼啸而过；有时还遇到过国民党的军舰，也许因为桂有苏联旗帜，他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当时气氛是紧张的。当我们的船颠簸地驶进台湾海峡时，又遇到了强大的龙卷风，只见船的正前方忽然升起了擎天的水柱，海水激烈地旋转着往上升。面对这样的惊涛骇浪，真是有些惊异和担心。幸好当时这股龙卷风离我们的船只还远，同时船已改变了航向，因此避开了龙卷风的袭击，继续向前航行。
    旅途的风险总算过去了，当我们的船快到香港时，就看到海面上有许多轮船，船杆上飘着不同国籍的旗帜，香港当局的缉私快艇，也来回穿梭。
    当时，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我改扮威船上的锅炉工，脸上、手上、身上都是煤灰，即使熟人见了，也很难认识。等海关人员上船检查后，我才洗了澡，换上西装。我们终于安全地到了香港。
    当时苏联方面在香港设有办事处，与船上有通讯联系。办事处事先就已得知“波尔塔瓦”号到达香港的时间，并通知了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设立的一个与外界进行公开联系的办事机构——“联和公司”。钱之光先到“联和公司”商量卸货事宜并布置今后的工作，然后与设在香港的中共华南分局进行联系。
    在钱之光启程赴香港后，周恩来于8月9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中共华南分局负责人方方并香港分局的电报：“为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并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望指定汉年、夏衍、连贯负责计划，并协商一个名单电告”。接到电报后，方方与潘汉年等人立即着手安排这项工作。钱之光到达后，向他们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传达了中央指示，并一同协商接送民主人士北上的问题。他们感到，接送民主人士进解放区，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筹划。他们还专门建立了电台，与西柏坡和大连沟通联系。
    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其中有与华南分局联系的，有和香港工委联系的，还有与中共其他方面同志联系的。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走，必须根据民主人士本人的准备情况、货物的采购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
    在基本上做好了第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准备工作后，钱之光向周恩来发出了请示电：准备租用苏联货轮运送第一批民主人士经朝鲜到东北解放区。8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致钱之光电：同意第一批民主人士乘所租的苏联货船开往朝鲜，但须注意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以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
    9月1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冯玉祥将军乘船由美国回国途中，在黑海因轮船起火遇难。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惊。并担心由香港北上的苏联货轮途中是否安全。9月7日、周恩来起草致潘汉年并香港分局电：“民主人士乘苏轮北上一事，望慎重处理。第一，如该轮确元航行保证，以不乘该轮为妥；第二，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表示有顾虑，亦可不乘该轮；第三，如该轮有保证，而民主人士也愿意北上，亦不宜乘一轮，应改为分批前来，此次愈少愈好。”
    接到电报后，潘汉年与钱之光对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做了更为慎重的安排。
    9月下半月的一天，被安排的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钩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钩4人，利用黄昏的掩护，打扮成短衫工人的模样，在章汉夫的陪同下，乘小舢板登上了苏联货轮。钱之光到船上送行，并派祝华和徐德明随船护送。
    船顺利地从香港出发后，钱之光又向西柏坡和大连通报了情况。这次航行，在过台湾海峡时，遇到了强台风，船被冲到了澎湖列岛附近，经全体船员的努力，摆脱了触礁的危险。8天以后，放心不下的钱之光终于收到了刘昂从大连发来的电报：“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罗津，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已前往哈尔滨。”9月29日，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4人顺利到达哈尔滨。10月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电表示欢迎。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后，刘昂直接在大连港租用苏联的货轮装载着东北解放区出口的大豆、土豆、人参等物资到香港，然后接回第二批民主人士，并带回解放区需要的物资。此时，“联和公司”已进行了改组和扩大。钱之光提议新的公司取名为“华润公司”，并解释说：“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设的贸易公司”。
    10月中旬，大连方面祖用的苏联货轮抵达香港。但是，到达时，因与另一只船相碰，搁浅在海湾，要就地检修。由于已与民主人士商量好行期，钱之光又租了一艘挂挪威国旗的船一一“华中”轮。11月23日，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曹孟君、韩炼成等人离开香港北上，王华生随船护送。12月1日，“华中”轮抵达安东（今丹东）石城岛，上岸后，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去迎接。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中共党员共有30多人。主要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王绍螯、柳亚子、马寅初、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盂、吴茂荪、李民欣等。
    李济深是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中共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当局与他常有往来，美国方面同他接触也很频繁。国民党已分崩离析，一些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有人对李济深挑拨说：你不能去解放区，你到了那里就身不由己了。另一些人正策划“划江而治”，也想利用他的声望与影响。白崇禧就写了亲笔信，派黄绍政赶到香港，表面上请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上想以他的旗号，由桂系与共产党“划江而治”（黄绍政到达香港时，李济深已经北上）。在如此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李济深要顺利离开香港，确实阻力重重。本来安排他第一批北上，因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而没能实现。廖夫人何香凝曾作过他的工作。她说，任公，你还是走的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任公自身的安全。中国共产党为了解除李济深的后顾之忧，对他的家属作了妥善安排，同时在安排同行的人员时，尽量组织民革中与他亲近的人一起，以增加他途中的安全感。最后，李济深终于决定北上。
    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对李济深等民主人士的北上极为关心。周恩来事前给大连方面打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靠岸；到达后，要安排在大连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领导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都有明确指示。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经过与苏方交涉，租用苏联“阿尔丹”号船，苏方允诺从香港回来的船可在大连靠岸（当时大连港由苏军管辖）。刘昂还特地宴请了船长、大副等人，对他们说：“我们这次来回除装载货物外，还有不少人要乘这次船回来，请多加照顾”。船长边吃边说：“请放心，船已租给你们，由你们安排，我们尽力协助你们的工作”。
    周恩来又给香港的钱之光打来电报，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弓！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的确，这时的“华润公司”已被注意。经过慎重考虑，香港的地下党组织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定在圣诞节后的第二个深夜。
    12月26日晚，为了安全，避人耳目，要走的人，事前都不知道与谁人同船，各走各的路，也看不出出门旅行的迹象。这天晚上，为了迷惑外界，李济深还特地参加了邓文钊的宴请，同时参加的有朱蕴山、吴茂称、梅龚彬、李民欣、陈此生，何香凝也到场作陪。席后，他们还带着酒菜，上了备好的小艇，装成泛舟游览的样子，一个多小时后，才靠近苏联货船。这一次走的人，有的西服革履，扮成经理模样；有的则是长袍马褂或普通衣着，装成商人，口袋里还装着一套货单。大家事先准备了一套话，以便应付检查时的盘问。
    李济深走后，确实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反应。香港当局的政治部主任找到“民革”副秘书长吕集义，责问说：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的，他走了，你们为何不事先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离开香港，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样交待？香港《大公报》在1949年1月4日登载了一则消息：“美联社香港3日讯：据可靠人士告本报记者：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据说……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以前北上开新政协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
    1949年1月7日，轮船到达大连港。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迎接。李济深等民主人士在大连受到热烈的欢迎。当他们得知这是周恩来指示办的，连声称道，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在大连期间，这些民主人士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在天津上岸的。此时，天津已经解放。北上的有黄炎培夫妇、盛丕华父子，还有姚维钧、俞衰澄等。3月25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民主党派代表和著名爱国人士，主要是这四批，也有一些民主人士通过其他关系，经过其他路线进到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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