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师白驹镇

    在我们到达皖东北之前，苏皖区党委已于1939年4月成立，由金明任区党委书记。当时已有好几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于皖东北地区。张爱萍在这里组建了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由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由八路军--五师第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主力改编而成的苏鲁豫支队，在支队司令员彭明治率领下，由苏鲁豫南下。由钟辉、韦国清、孙象涵、李浩然等领导的山东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也到达皖东北，并先期开辟了邳、睢、铜游击根据地。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江华也从山东带过来一批干部和部队到皖东北。由于这几支部队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系统，彼此谁也指挥不了谁。后来刘瑞龙奉命到皖东北后，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军政委员会，但号令仍不行于军队。1940年6月6日，刘少奇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我在皖东北之部队，系统指挥不统一，内部外部情况均复杂，请中央及朱、彭令黄克诚同志速来苏皖地区统一指挥，任军区司令。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否则不能完成任务。”

    我于1940年7月下旬率部离开豫皖苏，于8月7日到达皖东北。8月10日我即赶到盱眙县中原局驻地，与刘少奇会面。遵照中央指示，研究了苏皖地区我军各部队的统一编制、统一指挥问题。确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的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任命我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五纵队辖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大队(团)，共二万余人。

    遵照中央关于“八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指示，我很快地结束了部队的整编工作，即着手部署开辟苏北地区的工作。自8月底开始，除第二支队一部坚持皖东北工作外，其余各部相继挺进淮海、盐阜地区。当时淮海区有一部分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联络知识青年和爱国人士，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第一支队到达后，淮海区的局面很快就打开了。第三支队进入苏北宿迁、沭阳临近陇海铁路一带开辟工作。我率纵队部和第六八七团于9月中旬逃入准海区。

    苏北(包括淮海、盐阜两个地区)地处陇海路以南，运河以东，大海以西。日军侵占苏北后，即抢占交通要追，逐步扩大伪化区。在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是国民党统治区，并建有县、区、乡、保各级政权。江苏省主席兼苏皖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拥兵苏北，不思抗日，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新四军，被称为“磨擦专家”。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部分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后，与先期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进驻黄桥地区。韩德勤自恃兵多势众，妄图将陈、粟部新四军一举歼灭。当10月2日顽韩军开始向黄桥大举进攻时，陈毅急电我率部驰援。我回电告以即刻出发。10月4日，中共中央就此发出指示:“韩德勤又大举压迫我军……八路军不能坐视。”“黄克诚部主力决心于本月4日开始行动，南下阜宁，并拟向盐城挺进，增援陈毅。”“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遵照中央指示和陈毅电令，我于10月4日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兼程南下，突破顽军盐河、旧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阜宁等城镇，直下盐城。沿途歼灭顽军第十常备旅和独立第三旅等部，切断顽韩军之归路，动摇其侧背，威胁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对顽韩军造成南北两面作战之势。

    黄桥之战形势发展很快。至10月8日，陈、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即取得黄桥决战的完全胜利，韩德勤遭到惨败后，率部退驻曹甸、兴化、车桥一带。

    这时，我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部机关直属队进驻阜宁县东沟、益林一线。10月10日，第五纵队南下之先头部队第一支队所部，与新四军北上之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地区胜利会师，完成了打通华北、华中联系的通道和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任务，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把我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八路军与新四军会师后，陈毅特地从海安司令部乘汽艇沿串场河北驶盐城，慰问南下的八路军指战员。我从东沟赶到盐城相迎，这是我与陈毅自井冈山分手之后的首次相逢。相见之下，分外亲热。我们在盐城相聚几天，阔叙别情，感慨交集。陈毅就众多老战友久别重逢，即兴赋诗云: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表达了广大指战员共同的喜悦心情。

    我回阜宁纵队司令部后，立即给刘少奇打电报，请他进驻盐城。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由皖东半塔集到达阜宁，随即进驻盐城。11中旬，陈亦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盐城。皖南事变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新四军军部。

    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

    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在军事行动总方针的指示中说:“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应由陈毅、黄克诚部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由黄克诚部发展阜宁、淮安、盐城以北地区，陈毅部发展泰县、如皋及其以东地区。不仅扩大主力，并且应努力与地方党共同建立无数小游击队，建立政权，把这些地区抗日民主化。”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近万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受八万余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除傅秋涛率领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押，政治委员项英、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负伤后自杀。如此惨重的损失，是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的第一次。

    “院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华中，引起新四军、八路军全体指战员无比愤慨。1月25日，由我领衔，华中八路军将领十八人，致电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严厉声讨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这起反共卖国罪行，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反击国民党顾固派的进攻。电文说:

    江南新四军遵令北移，惨遭当局下令围歼。消息传来，全军震愤!此次惨变，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反共顽固派有计划地制造内战，实行卖国罪行之开端。阴谋家不仅欲置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于死地，且欲将全国一切抗日爱国军民一并出卖，以求得他随时向敌人作投降之勾当。阴谋险恶，罪恶滔天!民族生存危如垒卵，克诚等为国家生存、民族解放计，特提出下列七项建议，请鉴核示遵:

    (一)迅(速)撤回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后方各地之办事处。
    (二)撤回我党在国民参政会之参政员。
    (三)调必要的武装加强陕甘宁边区，保卫陕甘宁边区。
    (四)我全党全军应紧急动员起来，以应付事变的继续发展。
    (五)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回大后方去肃清内奸。(六)联合抗日党派及军队，准备成立新中央政府来坚持抗战大业。
    (七)立即布置全国性的清除内奸的计划。

    克诚等谨率全华中八路军，随时准备待命行动，誓在我党中央领导之下奋斗到底。临电悲愤，立候明令。

    “皖南事变”发生后不久，中央军委即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在华中的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

    共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我八路军第五纵队奉命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我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雄任参谋长，新四军第三师兼苏北军区，仍由我任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辖淮海、盐阜两个军分区。

    长期以来，苏北广大农村为国民党特务、反动地主武装所把持。当地一般地主均有武装，大者甚至有五百支人枪。这一带土匪众多，封建会道门武装组织遍及各地。民间枪支不计其数。当地的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我党我军尚缺乏了解。

    我们到苏北后，在中原局(华中局)的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扩大抗日武装，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清剿土匪，消灭反动地主武装叛乱，粉碎日寇的“扫荡”，打破顽军的“磨擦”进攻，发展生产，加紧进行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当时我们着力地抓了下列几个方面的工作:

    (1)抢修海堤

    还在我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刚进入苏北的时候，就遇到海啸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曾迫于当地群众和士绅的一再呼吁，勉强拨了一点经费，修了一道海堤。但因国民党各级官员层层克扣，偷工减料，海堤修得极不牢固，海啸到来，一冲即垮。我们到了此地，目睹人民群众离乡背井、苦不堪言的凄惨景状，决心重新修筑海堤，帮助群众战胜水灾，渡过难关。在中原局及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支持下，我们采取发行修堤公债、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了上万民工，军民一齐上阵，终于在1941年7月底，将全长九十华里的海堤修成。新海堤竣工的第二天，又遭海啸袭击，且比前次的水位高出六寸。但新修筑起来的大堤屹然不动，保障了沿岸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此同时，我们组织人民群众生产自救，初步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我们切实关心群众疾苦的实际行动，恰与国民党横征暴敛、鱼肉百姓的行径形成鲜明对照。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为老百姓办好事的!”连一些曾对我们抱怀疑或抵触情绪的士绅，也渐渐改变了看法，开始向我们靠拢。当地群众还以领导修堤的我方县长宋乃德之名给海堤命名为“宋公堤”。通过一系列切实的群众工作，我们逐渐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为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2)消除匪患，减租减息

    苏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我军到后，国民党顽固派更利用土顽、匪特纷起作乱。他们互相勾结，打砸抗日政府，杀害我方干部，抢劫残害群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我们于1941上半开始，抽调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清剿镇压土匪顽劣，迅速将横行苏北地区的股匪予以剿灭，使该地千百年相沿的匪患得以完全平息，人民得以安生。同时，我们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时，有的地方群众心有疑虑，白天减了，晚上又偷偷送回去，形成了明减暗不减的局面。我遂派出一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下去仔细检查，查清了这一情况后，立即进行了纠正。同时我们的文艺宣传队伍进行了广泛深人的宣传教育，消除群众思想中的疑虑。记得当时文艺工作者曾编演了一出话剧，叫做《照减不误》，在群众中进行演出之后，收到很好的效果。由于减租减息进行得比较彻底，再加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深入开展，根据地的面貌大为改观，进一步密切了我党我军与各阶层群众的关系，我们开始在苏北站稳了脚跟。

    (3)精兵简政，加强主力

    1941夏，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即原八路军三四四)在豫西反顽斗争中失利，部队受到较大损失。第四师撤离豫皖苏而移驻皖东北地区后，经我建议并得到上级批准，于同年9月将第十旅与建制完整、充实的第三师第九旅互相对调，以利于部队的休整补充和发展。同时我还向军部建议，把第九旅旅长张爱萍调任第三师副师长，第九旅部队则由该旅政治委员韦国清带领归人第四师建制。

    遵照我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自1942年11月起，实行了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主力化以及一元化领导等措施。为统一全苏北地区党政军的领导，成立了苏北区党委，我任区党委书记，金明任副书记，金明还兼任淮海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向明担任盐阜地委书记(反“扫荡”期间，为便于统一指挥，盐阜地委书记曾由张爱萍同志兼任)。当时的领导机关做了最大限度的精简，基层部队得到了充实。我们在实行主力地方化过程中，先后以四个主力团分散编入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充实了骨干。这样一来，迅速加强和巩固了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主力化。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后，又重新组建起新的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地方化和地方部队主力化的结果，不仅巩固了地方政权，加速了地方建设，同时也使主力和地方部队都得到发展和壮大。第十旅归人第三师建制时，仅有两个团四个营，三千二百人。该旅进人苏北后，兼淮海军区(1942年冬改为军分区)，由于实行了主力地方化措施，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发展很快。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战斗，该旅由原来的两个团发展为两个旅六个团，由原来的三千二百人扩大为-万五千人。在盐阜区，第七旅和第八旅各有一个团实行地方化，不仅使地方武装大发展，主力部队也都成倍地扩大了。

    (4)进行经济文教建设

    在与敌伪顽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我们在根据地内抓紧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开展大生产运动，军政机关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恢复和发展了中小学教育，并且办了公学、冬学，教育规模和质量都超过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团结和吸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使得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向我党靠拢，对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在根据地内统一了税收制度，实行进出口管理，依靠公粮、田赋和盐税、关税，加上厉行节约，使苏北地区能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做到经济逐渐好转，军民生活有较大改善。我们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逐渐停止法币在根据地内的流通，以与敌伪顽作金融斗争。由于我们发行的货币只作为流通工具，不作为财政开支的来源，又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为后盾，因而币值稳定，信誉很高。

    (5)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华中局的直接领导下，苏北根据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刘少奇、陈毅十分重视对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亲自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以及广大知识分子接触，宣传我党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陈毅还倡议创建了“湖海艺文社”，与各界知名人士诗文交往，团结他们参加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他们在抗战救国中的特殊作用。在当地颇具影响的人士，如李明扬、韩紫石、杨芷江、庞友兰、计雨亭等，在我党政策感召下，为抗日救亡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韩紫石先生时年已八十五岁高龄，日寇威逼他出任伪江苏省长，他横眉冷对，坚辞不就，以身死节。盐城县参议长、著名教育家宋泽夫先生被日寇捕去后，面对敌伪的淫威，大义凛然，手指敌酋痛骂不休。他在狱中不食敌人一粒米，不喝敌人一口水，宁死不屈，表现了很高的民族气节，深为各界人士所称道。当时许多著名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钱杏邨(阿英)、沈其震、薛暮桥、贺绿汀等，纷纷来到苏北，参加抗日革命工作，不仅繁荣了苏北根据地内的文艺宣传活动，而且还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革命文化战士，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不搞“抢救”运动

    1942年1月，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奉调回延安党中央工作。在他临离开华中局之前，主持召开了一次华中局扩大会议，各区党委书记和各部队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刘少奇作华中局工作总结报告，陈毅作军事建设报告，让我作政治工作报告。还记得我在那次的报告中，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讲了目前军事建设中的部队政治工作、根据地政治工作、友军政治工作和敌伪军政治工作四个问题。在讲到干部问题时，我特别强调了使用干部和爱护干部两个方面:使用干部应注重德才兼备，注重干部的党性、知识和独立工作能力;对干部要爱护，不仅要关心他们的生活与健康，更重要的是注意从政治上爱护，平时发现干部思想上的不良倾向苗头，要及时进行教育、批评、帮助，不要平时不关心，或者平时看到干部有什么问题当面不说，记在心里，到时候一齐算总账。在谈到审查干部和锄奸问题时，我强调要区别对待，信证据不轻信口供，宁可错放，不可错杀，注意纠正违反政策、刑逼口供的现象等。后来，华中局把我的这个报告作为“华中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据”，发表在《真理》1942 年第8期上。

    刘少奇离开华中后，即由饶漱石代理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不顾全大局，硬是把陈毅从华中排挤走。陈毅走后，饶漱石还召开华中局扩大会议，大谈陈毅如何如何。我曾对这种做法提出不同意见。我说，不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都很不利。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426月，在苏北开展了整风运动。我们正确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和风细雨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帮助干部提高政治觉悟。通过整风，团结教育了广大干部，调动了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党政军民形成了空前团结的局面。

    1943 年4、5月间，华中局和军部召开会议，布置开展“抢救”运动。会议期间，我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华中不要搞“抢救”运动了，以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之类的事，要接受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但由于“抢救”运动是中央在康生的主持下布置下来的，华中局和军部不能不执行。

    从华中局开完会回来之后，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久久安稳不下来。想起我们党内历次搞肃反，总是出现扩大化的偏差，有过许多沉痛的教训。眼下大敌当前，开展“抢救”运动，搞不好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按我当时的想法，“抢救”运动不应该搞。但是上级有布置，又不能不执行。为了稳妥起见，我先抽调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第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失足者”。我亲自到第七旅去实地考察，掌握动向。第七旅被“抢救”的几个人，开始在软逼的情况下就有点表现不正常，后来被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气了，简直不着边际。我一见这种情况，就知道不对头了，看来老毛病一下子是改变不了的。我让第七旅立即停止搞“抢救”，把被“抢救”的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这时，我的心里反而踏实下来，事实证明了搞“抢救”运动这种做法行不通。我的心里有了底，决心也下定。我从第七旅返回师部(区党委)机关，立即通知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可按照正常工作程序，由主管部门解决处理。在整风运动当中，只搞正面教育，提倡主动反省，不准逼供、诱供。这样，苏北各区和第三师部队在整风中，就没有搞“抢救”运动。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证明广大干部确实是好的，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过了一个时期，华中局召开会议。

    会议期间，我同第七师政治委员曾希圣住在一起。我俩是老相识，每次一见面都是无所不谈。可是这次我却发现曾希圣情绪有些不正常，沉闷不乐，很少讲话。我估计他心里可能是有点什么事情，就问他。开始他不肯说，后来，我一再问他，他才说，他的爱人可能是个特务。我问他:你自己相信不相信?他说，人证、供词都有，不相信有什么办法?我问是什么人供出来的?他说是在第二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个女干部供出的。原来那个女干部与曾希圣的爱人是在上海的同学，当时她们都很年轻，在“抢救”运动中，那个女干部不仅供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了她的同学。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大靠得住，就通过第二师政治委员谭震林，把第二师政治部那个女干部找来，我单独同她谈话，了解详细情况。

    开始，我问那个女干部，是如何加入特务组织的?她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绘声绘色。我又问她都搞了哪些特务活动?

    她照样又是讲了一大套，神乎其神，我一听就觉得不可信。最后我问她，讲的这些是不是真话?她说是千真万确。我耐心做她的思想工作，打消她的疑虑，对她说，要向组织讲实话，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志。这时，她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说她以前讲的那些话全是编造的假话。我问她为什么要讲那些假话?她说，起初搞“抢救”时，她讲的是真话，但人家不相信，对她进行“抢救”，大会小会斗争、逼供，被整得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瞎说一气，问什么就交待什么，还得说得有鼻子有眼。这样一来，反而受到表扬、欢迎和优待。于是，她就索性胡编乱供起来。

    我把谈话的情况告诉了谭震林，对他说，这种“抢救”法真是害死人呀!我问谭，第二师搞出来多少特务?谭说每个团都是数以百计。我说:“哎呀!你一个团里有那么多特务，部队驻地离敌人那么近，你又在审查他们，部队还不乱了套，都跑光了?”谭说，一个人也没跑。我说:“老兄，你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你那么整人家，人家一个都不跑，哪有这样的特务?”随后，我又向饶漱石谈了我的意见，饶也觉得这样搞法有点问题。我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饶漱石表示同意。

    我开完会回到师部不久，接到华中局电报，让立即将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长杨帆逮捕，押送华中局，并说明是延安有人供出杨是特务，需要逮捕审查。我因情况未经证实，觉得不便贸然执行逮捕，就告诉杨帆说华中局让他去开会，并派部队护送他前往。杨帆一到华中局驻地，就被关押起来。后来查清他确是受了冤枉，饶漱石在释放他时，向他道了歉。解放以后，杨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饶漱石、潘汉年出了问题以后，杨帆再次被捕人狱，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与潘汉年才得到平反。康生在中央主持搞的“抢救”运动，真不知害了多少好同志。幸而毛泽东虽支持搞“抢救”，但他吸取了打“AB团”的教训，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使许多蒙冤的同志后来还能有机会得到平反。否则，这种“左”得要命的运动方式，不知道要整掉多少人了。

    反“扫荡”斗争

    苏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我军的不断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惊恐和仇视。1941年7月，日军一万七千余人，并出动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对以盐城为中心的我苏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妄图消灭我华中局及军部首脑机关，摧毁我根据地。

    第三师主力部队在利用河网港汊复杂地形对“扫荡”之敌阻击、侧击歼敌后，即转入日伪军侧后打击敌人，先后攻占敌伪占据的部分市镇，牵制了敌之行动。在苏中新四军第一师部队积极出击支援下，敌兵力开始南移，对苏中进行“扫荡”。我第三师主力部队随即转入全面反击，策应苏中，连续收复阜宁、东沟、建阳等城镇，使敌顾此失彼。至8月下旬，经我苏北、苏中军民协同作战，共歼日伪军三千八百余，击沉敌装甲汽艇三十余艘，粉碎了日寇“扫荡”。

    1942年底至1943年春，是苏北抗战斗争最艰苦的阶段，日寇集结重兵，先后对我淮海区和盐阜区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42年11月，日本华北派遣军调动了日军第十七师团一个旅团及伪军第三十六师等部，开始对我苏北淮海区进行分进合击式的大“扫荡”。我淮海区军民在地委书记金明和军分区司令员刘震的指挥下，以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战，消耗、疲惫、迷惑敌人;机关和大部分主力则从敌合围间隙跳到边区，寻机歼敌。经过反复周旋，使敌人处处扑空，被拖得精疲力竭。敌“扫荡”临近结束之际，日伪军在我根据地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安设据点，抢修公路，扩大伪化区，企图分割蚕食我根据地。我第十旅兼淮海军分区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和交通破袭战，并采取袭击、围点打援等战术，先后攻克敌伪据点多处。到1943年，我们发动了春季和夏季攻势，先后拔除敌伪据点三十五处，使根据地基本恢复到“扫荡”前的态势，又一次粉碎了日军的大“扫荡”。

    日军在“扫荡”我淮海区之后，紧接着对我盐阜区实行更大规模的“扫荡”。敌此次“扫荡”，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拟定战役计划，调集日军第十七师团、三十五师团、十五师团之独立十二混成旅团万余人及伪军八九千人，以海、空军配合，于1943年2月中旬，对我盐阜区分进合击，自北至南构成一弧形大包围圈，并以舰艇封锁我沿海港口。在飞机掩护下，实行“梳篦式”的反复搜索。

    为适应斗争需要，华中局和军部于1942年底转移到淮南路东。敌“扫荡”开始时，我先率师部(区党委机关)跳出敌包围圈外。我军在第三师副师长兼第八旅旅长、盐阜地委书记张爱萍统一指挥下，首先避敌锋芒，采取内线与外线、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开展了反“扫荡”斗争。在敌向我合围时，我以一部主力沿途阻击、袭扰，消耗、疲惫敌人，大部主力则转至敌侧后，寻机反击。敌合击扑空后，又实行分区“扫荡”。我各地区相对集中兵力，袭击敌据点，予敌以沉重打击。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积极展开袭扰战，陷敌于四处挨打的境地。至3月中旬，敌被迫开始撤退，我军即集中主力进行反击，取得黄营子、单家港等战斗的胜利。旋即我军转入全面反击，连克敌伪据点十余处。我军又乘胜收复滨海县小尖子地区，攻克陈家港。至4月中旬，历时两个月的盐阜区反“扫荡”胜利结束，共毙伤俘日伪军一千八百余，攻克敌伪据点三十余处，并争取一批伪军携枪反正。

    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我新四军第三师指战员英勇作战，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第七旅第十九团第四连血战刘老庄，杀身报国的悲壮事迹，被朱德总司令赞为“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3月18 日，该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日军千余人合击。全连八十二名指战员激战竟日，反复肉搏，在毙敌一百七十余后，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人民军队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值得永远怀念。

    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改善了苏北地区的战略态势，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坚定了抗战的胜利信心。由于统一战线的工作扎实有力，在日军“扫荡”期间，根据地内的地主、士绅多能以各种形式帮助和同情我军，为我们掩护干部，保存资料，抵制“伪化”等，没有发现有资敌、通敌等情况。盐阜区士绅在慰军大会上，称颂我军“运用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时分时合，神出鬼没，或攻或守，将卒用命，民族精神发扬无余，民气鼓励，收效甚宏，于此足知中国之不会亡”。阜宁县国民党书记长亦称:“敌寇以泰山压顶之兵力，‘扫荡’新四军，新四军能保全主力，已属难能可贵。不料又大举反击，恢复阵地，足见抗战必胜之前途。”国会领袖邹韬奋先生目睹反“扫荡”的胜利，喜不自胜，感慨地说:“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绝非谎言，余不到敌后根据地，余亦不信能做到如此成功之地步。”

    反“磨擦”作战

    以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始终把我苏北抗日根据地视做眼中钉，不断寻隙挑衅，制造磨擦。因此，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成为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和建设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

    1940年10月，新四军黄桥决战胜利后，韩德勤纠集余部二万人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依托坚固据点继续与我为敌，并与向我皖东进犯的国民党反共军相策应，叫嚣要恢复黄桥战役前的状态。

    1941年8月，当日军正对我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之际，韩德勤指使其部属江苏常备第七旅王光夏等部，乘机向我进攻，并在淮海区构筑据点，企图分割我根据地，策应由豫皖地区东犯的反共顽军汤恩伯部。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第二十二团于9月对顽军固守的号称“模范工事”的郑潭口发起攻击，全歼守军六百余，拔除了其插人我根据地内的钉子，取得了苏北攻坚战的首次胜利。是年10月，作为军部机动部队的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一部与兄弟部队发起陈道口战役。担任对敌中心据点主攻任务的第七旅第十九团，以勇猛顽强的攻势，突破敌深沟高垒，攻克陈道口据点，王光夏仅率百余人乘乱化装逃跑，其余一千五百余顽军全部就歼。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顽军对淮海区的进攻，使我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四块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

    1943年日军对我盐阜区实行“梳篦式”大“扫荡”之前，曾先“扫荡”韩德勤所部。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应韩德勤所求，我们曾允准韩部和东北军霍守义部官兵转移到我根据地内暂避，并向其供应粮秣，接济经费，掩护其安全转移至淮海区。尤其对东北军霍守义部，自该部南下苏北以来，我始终对其采取团结、忍让态度，晓以团结抗战大义。即使在我军同顽韩军交战，霍部通过我防区增援韩部时，我军亦未消灭它。我们考虑的是，东北军发动“西安事变”，对促成全国抗战局面作出过历史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伤害他们。及至1943年日军“扫荡”时，霍部在我们的协助下，从苏北撤回山东。但韩德勤却背信弃义，当其所部从我淮海区西渡运河进人皖东北后，即强占我淮北区金锁镇、山子头一带，公然宣称要在洪泽湖畔建立反共基地。韩部顽军所到之处，残酷破坏我抗日民主政权，捕杀我抗日干部和群众，并暗中勾结津浦路西国民党反共军王仲廉部，企图夹击淮北新四军第四师，以实现其卷土重来的野心。为了保卫抗日革命根据地，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在军部统一指挥下，调动第三师第七旅、第二师一部，配合第四师主力，于1943年3月18日，向顽韩军占据的山子头据点发起反击，一举全歼韩德勤总部及保安第三纵队、独立第六旅等部，击毙王光夏，生俘韩德勤。韩被俘后，起初还充硬汉，不吃不喝搞绝食，也不开口讲话，蛮有点“不成功则成仁”的架式。经我方做工作，他很快软了下来，口也开了，饭也吃了。为了表示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旋将韩德勤释放，并发还部分人枪。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留置于苏北的这一抗战障碍，始被彻底扫除，为坚持苏北抗战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高沟、杨口、阜宁及两淮战役

    1944年后，日军为加强太平洋战场和向正面战场进攻，从苏北抽走部分兵力，为苏北我军开始局部反攻造成有利机是年4月，我新四军第三师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对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主力和第七旅一部，采取各个击破战法，将位于涟水县西北之敌伪高沟、杨口中心据点逐一拔除，并数次击退自新安镇、大伊山等地出援之敌。是役共歼日伪军二千余。攻克大小据点十四处。

    5月至10月，我军又发动滨海地区攻势，攻克苏北产盐重地陈家港及合顺昌、通洋港、青龙港等据点，解放了日寇掠夺盐、棉的基地合德，并攻克运河线上敌新设立的重要据点林公渡。随即又乘胜在苏北各地发起一系列攻势作战，将淮海区之敌分割在几个孤立区域内，并将我边沿区推向陇海路，使陇海路百余里地段处于我军打击之下。12月至翌年3月，我军又重创敌从冀鲁豫南调以增援沿海的伪军孙良诚部。1945年2月，我军强攻敌叶圩子据点，全歼守敌。

    1945年4月，我军发起阜宁战役。阜宁城是盐阜区的军事要地。三师以第八旅、第十旅各一部及师特务团，在部分地方武装配合下，于4月24日午夜，对阜宁城守敌发起攻击，于25 日下午突入阜宁城，与守敌展开巷战。至26日，守敌相继就歼和缴械投降，历时三天的阜宁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我军共歼伪副师长以下四千余人，攻克阜宁县城及周围据点二十余处。这是苏北我军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座县城。这次战役锻炼和提高了我军攻坚作战的能力。

    经过几年来的艰苦斗争和一年多来的局部反攻，苏北敌伪已被压缩在一些孤立的城镇据点内，解放区进一步扩大， 我军壮大了三倍，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