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9月底，红三军团从驿前镇战斗撤回于都。博古来到红三军团，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声称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准备突围。但他并没有讲明要转移到何处，更没有说要进行长征。这时《红色中华》上发表了张闻天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从博古的报告和张闻天的文章中，我觉察到临时中央已打算放弃中央苏区，有向外线转移的迹象。于是，我急忙赶到红三军团医院里，去动员伤病员立即出院，准备随部队转移。当时红三军团的伤病员约有一万余人，他们对部队马上准备向外线转移一无所知，绝大多数伤病员不想或不能出院，只有少数人当即出院归队。记得当时出院和我回前线的伤病员中，有张震、甘渭汉、钟伟等同志。那些没有跟部队转移走的伤病员，后来都损失掉了，大部分是被敌人杀害了。

    就这样，红三军团从于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

    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的编队情况是，红一军团为一路，红三军团为一路，左右齐头并进。中央和军委纵队在红三军团之后跟进。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走在最后边。我们第四师作为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走在最前边。张锡龙师长牺牲后，由洪超任第四师师长，我仍任该师政治委员。洪超是湖北人，十几岁就参加了红军，曾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一路上，第四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为后续大部队开辟前进道路。

    我和洪超率第四师离开于都后，先向南疾进，在信丰一线将陈济棠部击溃后，迅即占领了固陂，于10月21日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师长洪超不幸于此役牺牲，由张宗逊继任第四师师长。

    固陂战斗之后，红三军团西渡赣江，进至湖南汝城，又与湘敌何键所部接上了火。我军经英勇冲杀，于11月8日通过了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部队继续西进，于11月15日在郴县、宜章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后，进至广西界首。

    敌人已发觉我军西进意图，利用湘江这条天然障碍，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此时，左右有桂、湘之敌夹击，后有参加第五次“围剿”的蒋军主力尾追，强渡湘江是我军的惟一生路。11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各一部，于广西的兴安、全州之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觉山铺间的渡河点，为后续大部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人为了夺回渡河点，阻我西进，桂、湘两省敌军分路向我猛攻，蒋军主力则与我后卫部队展开激战，战斗打得相当艰苦。红一军团离开广东之后，粤敌就不再追赶了。这时红一军团掉头对付湘敌，红三军团则全力对付桂敌。白崇禧的桂军战斗力很强，红三军团在灌阳一线与桂军激战中，遭到很大伤亡。

    红一军团的部队防守在界首之湘江北岸。现在他们要转过头来对付湘敌，就把界首的防务移交给红三军团。当灌阳战斗打得正激烈之时，我奉命到界首红一军团司令部，接收红一军团的防务。当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我交代了任务和敌军的情况后，我问林彪:我们是否仍照红一军团这样在湘江北岸布防?林彪说不行，要过江在南岸构筑防御阵地，阻止桂敌侧击，以掩护我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通过湘江。不久，张宗逊师长率第四师赶到界首，我们就按照林彪的吩咐，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并很快接敌，与桂军打了一场恶仗。这一仗一直打了两天两夜，异常激烈，我们部队受到很大损失。战斗中，第十团团长沈述清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即前去接任该团团长。不久，杜中美也牺牲。

    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央、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但我们这个师还没有接到上级的撤退命令。我对师长张宗逊说，我师的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指挥部队撤离了。张宗逊说没有接到命令，不能撤。我说，现在不撤，再拖延下去想撤也撤不走了，将会被敌人吃掉的。当时红军部队中，政治委员有最后的决定权。我对张宗逊说，你迅速指挥部队撤离，去追赶主力，一切由我负全部责任。这样，才勉强着张宗逊把部队撤走，使第四师得以避免被歼灭的危险。

    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境内时的损失为最大，伤亡不下两万人。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重大的一次。

    我军过了界首之后，沿山地继续西进，沿途仍不断遭到桂系军队的截击。在两渡桥战斗中，由于我军抢先占据隘口，桂军此次侧击未能得手。接着我军又在龙胜(今资源)县境之两河口，与桂军激战两天。

    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两河口之后，张宗逊师长仍然坚持固守在山头上，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前，不许部队撤离。我再次强勉他指挥部队撤离险境，并让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带领一支部队先撤走，其余部队随后跟进。

    两河口战斗之后，我军翻越了几座高山，摆脱了桂敌，进入苗族聚居地区。我爬上一座小木楼，倒头便睡着了。待到半夜，突然火起，我住的小木楼被烧着了。我惊醒后，已被大火包围，楼内浓烟呛人，什么也看不清。我费了好大力气才摸索着下了楼，但眼镜放在楼上的桌子上面，被大火烧毁了。

    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的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

    我军离开广西后，进入湖南通道县境，继而进入贵州黎平。这时，中央红军主力已折损过半。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的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毛泽东先同王稼祥交换意见，并提出需要认真考虑军事路线的是非问题，得到了王稼祥的赞同。接着，毛泽东又说服了张闻天等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这样，中央政治局于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改向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挺进。

    黎平会议使中央红军避免了陷入绝境，并为后来的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由于临时中央支持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左”倾冒险和蛮干，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并使中央红军遭受巨大损耗。中央红军今后如何行动，这是当时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首先提出要考虑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

    我们第四师在黎平未作停留，于1934年12月底进至瓮安县，并在瓮安县进入1935年。过元旦时，我曾千方百计地想搞一点好吃的东西，让战士们过新年稍许改善一下伙食。结果连一点豆腐也没能搞得到，当时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那年过元旦时的窘迫景状，使我后来许多年都不能忘记。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决定北渡乌江。红一、红三军团等主力红军在瓮安会合后，即着手北渡乌江的准备。红一军团在右，红三军团在左，齐头向乌江边进发。红一军团路近，首先抢渡乌江天险。待红三军团渡江时，就顺利通过。红一军团突破乌江后，直扑遵义，于1935年1月7日攻占遵义城和桐梓。红三军团则进至遵义以南以及川黔交界地区，一边休整部队，一边开展打土豪、扩军等项工作。当时大家都盼着能早日进入四川，因为感到贵州太贫穷，部队在这里难以立足和发展。

    1935年1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圆满地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批判了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决定立即恢复过去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保持红军的高度机动性，以便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创建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的新胜利。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以后，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分工，以张闻天为总书记，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事指挥小组，全权负责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和红军的作战行动。我没有参加遵义会议，是会后听的传达。我对在最危急的关头解决了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心中非常高兴!感到中央红军又有了希望，长期以来紧缩的心情开始松弛了下来。可是，我对这次会议只谈军事路线而不谈政治路线问题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没有明确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而深感不安。直到后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分离，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我才认识到，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把问题处理得非常得体，表现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政治远见。假使遵义会议上提出解决政治路线是非问题，短时期内肯定解决不了，而当时的形势又不容许长时间争论不休，久拖不决。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战争，军事路线问题一经解决，就可望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挽救红军，为革命保存有生力量。另外，暂时不谈政治路线是非，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也更便于为原在中央执行过错误路线的同志所接受，有利于党中央的团结一致。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样做确是英明之举。后来张国焘搞分裂，党中央的全体同志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整体，团结一致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而张国焘则完全陷于孤立，其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企图终未能得逞，使红军又一次转危为安。至此，我对遵义会议只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而不谈政治路线是非的处置方法心悦诚服，脑子里再也不纠缠这个问题了。政治路线的解决，是在七年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中，那时才具备了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切条件。因此，解决得非常彻底，使全党全军政治上、思想上达到空前的团结一致。

    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是长征以来迈出的艰难而关键的一步。这一步的迈出，是我们党和红军发展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广大指战员在迷茫之中看到光明，受到鼓舞，增强了信心。回顾长征所走过的这一段艰苦的路程，是有许多教训值得记取的。当初中央作出长征这一重大决策时，比较仓促，部队几乎是刚从火线上拉下来，就匆匆上路。加之一路上连连苦战，没有打过什么好仗，眼见部队消耗殆尽，红军指战员谁个不心痛!而像瞿秋白、何叔衡等一批名声很大、在白区很难立足的同志，却没有随主力红军行动，让他们留了下来，结果相继遇害牺牲，这更是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约占中央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亦属没有必要。况且，留下来领导坚持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人选亦欠周密考虑。其中项英缺乏指挥作战经验，陈毅、贺昌二人负伤未愈。这三位同志都不是江西本地人，活动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后来，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受到了重大损失，贺昌牺牲，项英、陈毅等转移到苏区与白区交界地方才得以保存下来。闽西的情况稍好一些，那里的领导人张鼎丞、邓子恢等都是本地人，他们对龙岩、永定家乡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在人民群众中生根立足，使闽西这块革命根据地得以坚持下来，并且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此外，长征选择走广西这条路线也是一个失策，使我军一开始就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损失了大批有生力量。由于遵义会议之前这一段，中央红军的指挥权仍控制在李德手中，以致有如此重大的损失。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决定移师北上，拟在泸州上游的兰田坝、大渡口、江安一线北渡长江，进至四川西北部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三军团奉命率先出发，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于途中宿营时，担任掩护任务的第五师突遭黔敌王家烈部袭击，使部队受到一些损失。第五师师长李天佑因此而被撤职，由彭雪枫任第五师师长。第五师旋与军团直属队一起行动，改由第四师担任掩护任务。

    当时敌王家烈所部紧紧咬住我军不放，我们只得边行军边打仗，还得寻找吃的东西。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付出很大代价。由于张宗逊师长负伤，第四师即由我负责指挥。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地图，需要花费很大气力侦察地形，摸索前进的路线。后来我们集中杨勇、王平的两个团，向尾追之敌发动了一次猛烈反击，将敌击溃。王家烈的部队战斗力虽然不强，但爬山的本领极高。我们将其击溃后，他们跑得飞快，我们追击了好一阵子，也没能追得上。但经过这次反击之后，敌人不敢紧紧追赶了，只是远远地跟在我军后边移动。

    1935年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集结于赤水河边的土城东皇庙，与川军刘湘所部打了一仗。此役由红一军团担任主攻，我们第四师的部队部署在土城以东三十华里处待敌。当时张宗逊师长已住进卫生所，我又赶上害病，躺在担架上指挥部队。适逢朱总司令前来督战，看到部队疲惫不堪的样子，朱总司令非常恼火，对我大发了一通脾气。土城这一仗没有打好，我军受到一些伤亡。中央红军旋即西渡赤水河，向叙永、古蔺前进。这一路上尽是大山，漫山遍野尽是桔树，枝头挂满熟透了的桔子，也不见有人采摘。

    过了春节没有几天，中央红军就经川南进至贵州的扎西。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了整编。红一、红三军团均取消师的建制，各缩编为四个团。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部撤销后，保留了第十、第十一、第十二三个团的番号。第五师则缩编为第十三团。缩编后，红三军团直辖四个团。

    当时，湘敌集结重兵对中央红军进行追堵截击，并加强了沿长江两岸的防御。鉴于此种情况，中央乃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当各路敌军追踪而至并迫近扎西村，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东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桐梓、遵义地区进攻，于2月18日东渡赤水河，是为“二渡赤水”。这样，敌军主力即被甩在川南。当我军进至桐梓时，黔敌王家烈所部已在娄山关占据制高点，对我军进行堵截。我军遂于2月26日对娄山关发起猛攻。是役以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第十团攻敌左翼，第十二团攻敌正面。我第十团首先突破敌左翼阵地，将守敌压下关去，并尾敌猛追了五六十里。第十二团突破敌正面阵地后，守敌被迫退守关后一线阵地。我军再次发起猛攻，遂将敌击溃，并一直尾敌追至遵义城下。我军旋于2月28日凌晨再次攻克遵义城。

    我自从在苗区木楼上被火烧毁了眼镜之后，就没有眼镜戴了，行军打仗非常困难。尤其是与黔敌王家烈所部作战，常常是要跑很长的路，追击敌人。王家烈的部队本不堪一击，一打就跑，但他们跑路快得很，我们总是追不上。娄山关和遵义城两次战斗，虽然将敌人打败，但我军收获不大，我们自己也受到了不小的伤亡。第十二团政治委员钟赤兵和参谋长孔权，都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当时部队中没有麻醉药品，钟赤兵硬是咬紧牙关锯掉了一条腿。卫生部门决定将一批不能随军行动的重伤员就地寄养起来，其中包括钟赤兵和孔权。钟赤兵听说要他离开部队就地寄养，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谁来劝说他都不听，并且拔出手枪来要拼命。这样，只好把他放在担架上抬着随部队走。由于他年轻，身体强壮，体力恢复得很快。过了不久，他就可以骑马了，用一条腿在马背上翻上翻下，跳跃自如。最后终于随部队坚持到达陕北。孔权当时留下来就地寄养，以后就与部队失掉了联系。全国解放以后，我突然接到孔权的来信，知道他还活着。孔权在信中表示，虽然身体残废了，但还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求组织上考虑分配他工作。我把他的来信转给了有关部门，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了遵义纪念馆的馆长。

    第二次攻打遵义时，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不幸牺牲，这是红三军团一个重大损失。邓萍是一位很优秀的共产党员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他牺牲后，红三军团指战员一直很怀念他。

    中央红军再次攻占遵义之后，蒋介石调集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向我军进攻。吴、周所部占据了遵义周围的几座山头，虎视眈眈地要将我中央红军及中央首脑机关消灭在遵义城下。我们第十团奉命向敌人占据的山头发起进攻，一举攻下两座山头。不久敌人又组织兵力反扑，我军被迫退了下来。接着，我们再次发起进攻，又将这两座山头上的敌人赶了下去。敌人仗着人多武器好，不断地组织反扑，敌我双方在山上山下反复攻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第十团当时有二千五百多人，善于打硬仗。面对敌人兵临城下，严重威胁中央首脑机关安全的情况下，指战员们个个都明了自己肩上的重担，战斗中英勇顽强，一往无前。我们趁敌人新的反扑被打退之机，组织部队勇猛追击。团长张宗逊看我没有眼镜，跑山路很困难，就让我带领少量部队守在山头阵地上，他和参谋长钟伟剑率领第十团主力向溃退之敌猛追而去。追了一阵子，敌人发现我军兵力并不很大，便稳住阵脚，重新调整部署，向我追击部队反攻过来。因敌人兵力占绝对优势，攻势又很猛烈，我追击部队顶不住了，吃了很大的亏。张宗逊再次负伤，腿被打残;钟伟剑英勇牺牲。

    这时我身边只有两个班的兵力，用一挺重机枪守在山头阵地上。当我发现溃退的敌军突然像潮水般又压过来时，情知不妙，便对身边这两个班的战士们说:“山下就是遵义城，领导机关就在城里，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决不能后退一步!”我们连续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坚持了两个来小时。但敌军仍然轮番向山上冲锋，攻势越来越猛，情况已相当危险!恰在这时，陈赓率干部团赶到，接替了我们据守的山头阵地防务。陈赓说红一军团已包抄了敌军的后路，敌人很快将被打垮。不大一会儿，我就发现敌军的阵脚大乱，原来气势汹汹地向我进攻之敌，此时纷纷溃退。我赶忙从山上下来，去收拢部队。在山底下我见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我对林彪说:“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卫在山头上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我说:“敌人已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么得了!”林彪若无其事地说:“当敌军正在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了你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说话之间，果然敌军已全线崩溃。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溃退之敌。我基于前次追击吃亏的教训，建议林彪多派些部队追击。林彪说，全线溃败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问题，无需动用大部队。就这样，溃敌一直被我军追到乌江边上，大部就歼。这次战斗，我军共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八个团，俘敌三千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乱了蒋介石的追剿部署。

    我进到遵义城后，找到了一些报纸看。看到方志敏、寻淮洲、刘伯坚等同志被俘、牺牲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牺牲的消息也登在报纸上。这时，我才知道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损失严重，许多领导人或被俘或牺牲，而项英、陈毅等同志的情况则不明。看到这些令人痛心的消息后，我深为红军的安危担心。我当即找到一位领导同志谈心，讲了我的看法。我说，老相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挫折，剩下来的部队已经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受不起消耗了。必须与敌人作战时，当要注意掌握时机，作通盘考虑，并应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来，等等。由于我长期以来就被批判为右倾，这次我同领导同志谈话中，可能有些问题没有讲透，表达得不够清楚，因而反映上去以后，引起了误会。领导怀疑我缺乏信心，认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领导工作了。于是，便把我调离所在部队，回到军团司令部赋闲。我这个人不愿意闲着没事干，就又恳求领导分配我做点工作。不久，任命我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由于我的视力太差，又没了眼镜。搞侦察工作困难太大，曾几次遇到险情，差一点被敌人打死，但还是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干下去。

    中央红军离开遵义之后，进至鸭溪停留了两天，我这时认识了陈云同志。后来陈云奉中央命令前往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的组织。

    中央红军离开鸭溪后，继续西进，到达茅台。于3月16日再次西渡赤水河，是为“三渡赤水”。敌人又纷纷向川南调动兵力，进行堵截。为进一步打乱敌人的部署，中央红军又于3月21日东渡赤水河，是为“四渡赤水”。旋即从敌军空隙中插过，向南疾进，突破乌江天险，直逼贵阳。当时蒋介石正坐镇贵阳指挥追剿红军，我军突然逼近贵阳，使得蒋介石惊慌失措，急忙调兵遣将进行堵截。中央红军已于4月9日从贵阳以东越过公路，向云南疾进。曾与敌军交火，但当时红军子弹极缺，打仗非常困难，不敢恋战。先由红三军团在后面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一军团通过公路之后，再由红五军团掩护红三军团通过。红五军团的子弹更少，与敌军稍一接触，就垮了下来，拼命向南奔跑，将红三军团的队伍也给冲乱了。

    随后，中央红军乘虚占领了贞丰、兴义等滇黔交界的几座县城，摆脱了尾追之敌，我军才得以停下来稍事休整补充。我这时才设法找到了一副眼镜戴上。尽管不大合适，但总比不戴眼镜好得多。

    我们离开贞丰、兴义后，即向西进入云南境内。红三军团先占领了沾益、寻甸。在沾益火车站我们缴获到一批待运的宣威火腿，正好解决了部队的给养补充。

    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已进入云南，急忙调集兵力保卫昆明。我军乘虚直抵金沙江畔，兵分三路渡江。刘伯承率中央先遣队和干部团在中间，于5月3日晚偷渡成功。刘伯承过江之后，搞来一批船划到南岸，红一、红三军团才次第渡过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进入到川南地区。红三军团奉命包围了会理城，发起强攻。结果城未攻下来，我军徒遭不小的伤亡。我军被迫撤围会理，就在会理附近驻下来。5月12日，中央在会理附近召开了一次会议，史称“会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彭德怀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因为在此之前，林彪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要求由彭德怀来指挥部队。毛泽东批评他们是违背遵义会议决议，企图改变中央的军事指挥。刘少奇则是因为在贵州时，曾向中央提过建议，他认为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我曾经同刘少奇在一起交换过看法，彼此意见颇相吻合。毛泽东批评这种观点是对革命丧失信心，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理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续执行北上计划。当部队进至会理以北的德昌县时，红三军团召开会议，会上不便对彭德怀直接点名批判，便把我拉出来狠批了一通。真正矛头是对着彭德怀的。

    中央红军继续北上途中，很好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顺利地通过彝族区，先头部队于5月24日晚占领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5月25日，杨得志的红一团选派敢死队抢渡成功。但由于水深流急，缺少渡河工具，大部队迅速过渡已不可能。乃决定留少许部队在安顺场继续渡河，主力则沿大渡河右岸北上，渡过大渡河的部队亦沿左岸前进，两路夹河而上，直取泸定桥。于5月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大渡河右岸桥头。是日下午4时，红一军团的红四团选派敢死队，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强行越过铁索桥，攻占了左岸桥头堡，并就势攻入泸定城。至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胜利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渡过大渡河之后，中央红军随即进至雅安，攻占天全，于6月8日突破敌芦山、宝兴防线，占领芦山、宝兴县城。部队准备过雪山。这一带气候寒冷，前一段因天气暖和，我把皮大衣丢掉了，感到非常后悔。这时还有人为了轻装，要丢掉皮大衣，我力劝他们不要丢，过雪山时用得着。

    我们爬的第一座雪山是夹金山。这座山看上去并不算高，海拔不过三千多米，但爬起来却感到非常吃力，每移动一步，都相当困难。当地居民对我们讲，这山顶上有神灵，爬山时不能说话，更忌讳高声呼叫云云。由于我们刚刚进入藏民区，吃的东西还算充裕，体力消耗还不太大。所以在过夹金山时，部队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失。

    翻过夹金山之后，就完全是藏民区了。这时，红四方面军正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其先头部队在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下，攻占懋功(今小金)。6月12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之先头部队在达雅附近地区胜利会师。至16日，中央红军全部到达懋功地区，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此时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余人，而且装备不整，人疲马乏，个个破衣烂衫。红四方面军见到这种情形，不免大失所望。当时的红四方面军正处于鼎盛时期，兵力有八九万，人强马壮枪多。由此，张国焘便不再把中央红军放在眼里了。

    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央决定继续执行北上方针。而张国焘却力主向青海、新疆或西康等偏远地区退却。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据此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在会议上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会后却出尔反尔，故意延宕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中央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为了加强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的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向前、陈昌浩分兼前敌总指挥和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将中央红军的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九、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实行统一指挥。但是，张国焘继续阻挠中央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的实施，使红军失去了北出松潘的有利时机，而陷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博古当面批评张国寿自恃兵多枪多，目中无人，骄傲自大，无组织无纪律。但张国焘对此根本听不进去。

    两河口会议之后，我们又翻过一座雪山，到达卓克基。卓克基是藏民区的一座较大的镇子，镇子上有一座很大的庙宇，却找不见一个老百姓。藏民全跑光了。部队在卓克基未作停留，继续北上，经过梭磨，又翻越了一座雪山，进至黑水、芦花地区。部队在这一带一方面搞粮食，一方面打通芦花与红四方面军之间的通道，以便红四方面军顺利通过。

    黑水、芦花地区藏民居住的房子，是用石头砌成的三层小楼，楼下养牲畜，中间一层住人，顶层摆设经堂。藏民纷纷躲到深山密林之中，偶尔还朝我们打冷枪，放冷箭。我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一位藏民，通过翻译同他谈话，并招待他吃饭。我再三向他讲道理，解释红军的性质和我们党的民族政策，试图打消他的对立情绪，请他帮助红军筹集粮食以便过境。但是，我费了许多口舌，他就是不通，回答只有两句话:“不行!”“你们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们只有打!”

    由于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支持，部队只好找到什么吃什么。我们设法弄到一批青稞，但水磨芯子被藏民破坏掉，无法磨面，就只好发动战士用手搓脱粒，然后把青稞粒炒干了吃。这时候我已经由侦察科调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教导营营长是彭绍辉，吴信泉任特派员。如果抓紧备足干粮，迅速北上过草地，大家的体力还可以坚持，过草地时就不至于那样艰难。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我们在这一带滞留了一个多月时间，食物吃尽，体力拖垮。吃了炒青稞，再喝雪水，很难消化，尤其是肠胃不大好的人，吃下去之后，又原样排泄出来。因此，拉肚子的人越来越多。
直到8月初旬，我们才离开黑水、芦花，又翻过了一座较大的雪山，名叫沙窝山。这座雪山与夹金山差不多，山势也不算陡，可就是爬不动。因为大家的体力已相当衰弱，只能勉强挣扎着往上爬。每爬行一步，都相当吃力。谁要是放任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就再也动弹不得了。所以，大家互相勉励，尽量不停留下来。尽管如此，仍然有不少人没能坚持住，倒在路旁。一停留下来就意味着死亡，倒在一旁的人，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路上死亡相继，惨不忍睹。

    翻过沙窝山，就进入毛儿盖。为了贯彻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8月初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毛儿盖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教育，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继续经草地北上。但张国焘仍百般加以抵制。中央乃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兵分两路北上。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即红一、红三军团)为右路军，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即红五、红九军团)为左路军。中央随右路军行动，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巴西、班佑地区前进;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从毛儿盖南下卓克基再向阿坝地区前进。中央作了这样处置，是煞费苦心的。如果不把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分路北上，红四方面军就可能会被张国焘全部带上错误的道路，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我们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过草地，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走在最前边，红一、红三军团的部队和中央机关随后跟进。在草地里大约共走了个把星期的时间，真是艰苦异常。茫茫草地，一望无垠，遍是水草沼泽，人迹罕至。在草地里行军，不仅格外费气力，而且一个小心，就会陷人泥沼之中，愈陷愈深，人马俱没。草地里的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大作，时而暴雨倾盆。休息时，只能就地而卧或坐着打盹。当时有一块油布用树枝架起来遮遮风雨，就算是极好的条件了。进草地的起初几天，吃一把炒青稞，喝一口冷水，还可以填饱肚子。后来食物断绝，只能靠野菜充饥。再后来野菜也难得吃上，饥饿和疾病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许多身经百战的英雄好汉，在战场上没有倒下去，却倒在了草地里，默默地死去。在艰难的跋涉中，死亡越来越多，后边的人无需向导，顺着络绎不绝的尸体，就可以准确地找到行军路线。记得有一天晚上休息时，突然风雨交加，气温骤降。用树枝架起的一块油布，既遮不住风雨，也挡不住寒冷，我们只好在暴雨淋浇之下过了一夜。还有一次，部队正在踏水过一条河，又突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军战士陈尸草地，为革命英勇捐躯。

    部队好不容易挣扎着出了草地，进入阿西、巴西地区，才找到了吃的东西。但当地藏民悉数跑光，到处找不见一个人。8月29日，徐向前率部在包座与敌人打了一仗，全歼企图堵截我军之敌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并攻占了上下包座，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张国焘却无理地要求中央及右路军退返草地，回到他所在的阿坝地区。中央急电张国焘速率左路军出阿坝向右路军靠拢，以便继续北上，并告诫他左路军滞留阿坝地区将有危险。张国焘一意孤行，顽固地对抗中央的北上方针，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提出红军南下川康边的计划。当时还传闻张国焘密令在右路军的陈昌浩扣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以胁迫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当时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携带陕甘地图，脱离前敌指挥部，向毛泽东及党中央作了报告。党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彭德怀曾主张先发制人，扣留陈昌浩作为人质，以逼使张国焘就范。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乃决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陈昌浩听到下面报告，询问是否应派红四方面军部队去追击时，遭到徐向前的坚决抵制。徐向前义正词严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才避免了一场红军之间的自相残杀。

    当时随右路军行动的红军大学校长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要红军大学的学员回头南下，脱离右路军。学员中发生了激烈地争吵，有人主张随中央一起北上，有人主张南下去寻找红四方面军部队。当时我们教导营担任后卫，掩护中央和红一、红三军团北上，并负责收容掉队的同志。我见李特鼓动红大学员南返，就劝说他们要跟随中央北上，说明南下没有出路。但李特根本不听，执意要带领红大学员南下。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之后，赶来进行劝阻。彭德怀指着李特的鼻子大骂他是反革命，并气愤地说要枪毙李特云云。当时毛泽东的态度则非常镇静从容，他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随后再跟上。”在形势非常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表现了一个革命家顾全大局的宽阔胸怀，对张国焘始终采取说服教育、耐心等待的方针，并做到以诚相待，仁至义尽，以求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

    我们在川甘边界翻越了最后一座雪山，到达拉界。部队在拉界休息的时候，我看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坐在一起，摆弄着一张地图，筹划着下一步的行军路线。最后确定部队沿白龙江前进，红一军团在前，红三军团殿后，次第进到俄界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张国焘公开违背中央的指令，分裂红军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决定》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中央同时还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部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错误主张，并擅自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四、第三十军南下川西南，企图在川康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建立根据地。

    俄界会议之后，中央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支队辖两个纵队。原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由林彪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李富春任政治委员。在这次部队整编中，红三军团的第十三团拨给了红一军团，编入第一纵队建制。我所在的教导营编入军委纵队(亦称第三纵队)，由叶剑英兼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

    部队开始整编时，上级拟派我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宜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

    说我反对整顿纪律，确有其事。那是在红军出了草地之后，中央派了几位领导干部到红三军团工作。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共同过着艰苦的生活，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这次从上面派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常聚在一起改善改善伙食，红三军团有些同志就对这种作风看不惯，下边的干部战士也常常发点牢骚，讲些怪话。那时一般伙食条件很差，有的同志饿得受不住，偶尔会发生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这些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但是，从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来要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我当时对这种做法提出了反对意见。我说，某些干部战士表现得情绪不高，发点牢骚，这与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有关系。同时，有些领导干部在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不能以身作则，对下面有影响，不能够完全责怪下边的同志。下面同志偶尔违反群众纪律，固然是不对的，但还是应以教育为主，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同志。何况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的情况仍然很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很不适宜的，等等。

    由于我提了上述意见，有的领导认为我不可靠，不适宜担任政治工作，更不能带兵。在召开各种会议对我批判了几天之后，就安排我去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

    部队离开俄界继续北上，翻越了岷山，向岷县方向前进。彭德怀指挥先头部队赶到天险腊子口，敌鲁大昌第十四师所部在这里据守隘口。9月17日，彭德怀指挥部队一举突破敌军重兵把守的腊子口阵地，为全军打开了北上的通道。毛泽东得悉这一捷报，高兴非常，当即挥笔疾书了“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一首，电达腊子口前线，高度评价了彭德怀和参战部队的功绩。

    9月18日，我军乘胜占领了哈达铺，进入甘南。至此，我们才最后走出了藏民区。我们自5月中旬进入藏民区以来，就始终见不到一个老百姓，这对于一向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情同鱼水的红军部队来说，不免有孤独无依之感。到了哈达铺之后，看到遍地都是老百姓，红军战士如鱼得水，高兴的心情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哈达铺的街上卖东西的很不少。记得当时一个馒头卖到五角大洋一个，虽然是价钱太贵，但我看到经过长期饥饿折磨的红军指战员能够买到吃的东西，可以饱餐一顿，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哈达铺可以看到报纸。从报纸上得知刘志丹、高岗等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真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喜讯，大家高兴得都跳了起来。这时，中央政治局在班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于是，中央遂率部向陕北挺进。陕甘支队加军委纵队这时只剩下近万人，另外红五、红九军团还有两三千人，正随张国焘的左路军行动。

    我们从江西出发长征，艰苦跋涉两万多里，一路上连共产党的支部都很少遇到过，真没有想到会在陕北找到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无异于绝处逢生，使大家受到极大的鼓舞。历史是按照其必然规律在发展，但往往表现出许多偶然性。陕北根据地当时并不大，陕北红军也比较弱小，且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之中。要不是中央红军长征到此，陕北革命根据地要想坚持下来是很困难的。然而，正是这块不太大的革命根据地，此时却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中央红军得以站住脚跟，休养生息，重整旗鼓，为尔后创建红色的首都、抗日的圣地，奠下了基石。刘志丹的不朽功绩正是在这里。高岗后来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协助刘志丹创建陕北根据地的功劳，也是不应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