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完成了对广东全省的统一，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奠定了基础。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将所辖的军队统一改编为六个军，北伐的时机日益成熟。我党两广区委军事部通过各种渠道向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派遣干部，开展党的工作，积极推动北伐。1926年5月底，以黄埔军校部分学生为骨干、由共产党员担任各级领导干部的叶挺独立团出兵湖南，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为北伐开辟了胜利的道路。7月6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八个军共十万人正式出师北伐。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参加了北伐军，不少共产党员参加了北伐军的各级领导工作。

    由于北伐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提前结业，要求学员自己填报志愿。我表示愿意到军队去做政治工作，并向党组织递了申请书。经党组织同意，我于1926年6月下旬转到北伐军总政治部办的训练班，接受军队政治工作训练。我的党组织关系也随之转来总政治部。我在训练班里，结识了段德昌同志，彼此谈得很投机。北伐开始，他先后任唐生智部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和第三十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他到了南(县)、华(容)、安(乡)地区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在那里他发展了彭德怀入党。段德昌后来成为红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1933年5月，在湘鄂西肃反扩大化中，不幸遭到错误杀害。

    北伐战争的直接目的，是打倒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个军阀集团。

    我在北伐军总政治部训练班经过约两个星期的训练之后，被编入北伐军前敌政治部宣传队。我的党组织关系也随之转来。这个宣传队总共有一百多人，负责宣传队领导工作的是前敌政治部主任刘文岛和秘书长张其雄。刘文岛是国民党员。张其雄是共产党员。7月初，宣传队随前敌政治部自广州直抵衡阳。在此之前，吴佩孚曾派叶开鑫率部反攻长沙，唐生智被迫退守衡阳。待叶挺独立团出兵湖南之后，首战告捷，稳定了湖南战局。当我们到达衡阳时，唐生智的第八军正与叶开鑫部在衡山以北对峙。唐生智的前敌指挥部及其第八军正缺少政治工作干部，于是，就将我们这个宣传队全部编入唐生智所部。我被分配到第八军第四师第十三团，担任团指导员办公室政治助理员。

    我们到衡阳后约十天时间，叶开鑫所部被击溃，北伐军乘胜占领长沙。我们自韶关到长沙这一路上，沿途开展了群众工作，召开群众大会，进行革命宣传，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所到之处，群众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迎北伐军。抵达岳阳东南之策口附近，与吴佩孚的军阀部队萧耀南部交起火来。战斗打响后，我初次听到枪炮声，还以为是群众放鞭炮欢迎我们。后来听得枪炮声越来越密集，才知道是打起仗来。在此之前，我从未经历过战斗。此时听到枪炮声大作，子弹不断地从头顶上飞过或落在身旁，发出嗖嗖和噗噗的声响，我的心里不禁有些紧张。当时我紧紧地跟着徐恂一起行动，他比我沉着，一边往前走，一边嘱咐我要沉住气，别慌张。敌人的炮弹打来，他就拉住我卧倒在地上。不久，北洋军队被击退，北伐军占领岳阳后，继续向北挺进，进至武昌以南之纸坊镇。当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张发奎、陈铭枢两个师行进在我们的前面。叶挺独立团则在最前面打先锋。他们在汀泗桥、贺胜桥一线与吴佩孚所部发生过激战，将吴军打得大败。当我们经过这里时，看到沿途遗尸遍地，被打死的北洋军尸体横躺竖卧，由于天气炎热，所有的尸体都已肿胀腐变，真是目不忍睹。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死人的场面，给我这个初上战场的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我切身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性，亲眼看到革命所付出的血的代价。此后，战争就成了我的日常生活，见到流血牺牲也习以为常了。

    由于李济深的第四军尚未攻下武昌。唐生智的第八军即由武汉的长江上游渡过长江，攻击汉阳、汉口，与吴佩孚所部打了一仗，随即占领了汉阳。继之，架设浮桥渡过汉水，进入汉口。当地群众纷纷出来欢迎北伐军，情绪颇为热烈。部队继续北进，由第四师担任前卫，在汉口以北之横店又与吴佩孚所部打了一仗，吴军被击溃后，我们即进入黄陂。我所在的第四师第十三团，沿铁路东侧继续尾敌追击。沿途与北洋军队只有小的接触，未发生大的战斗。等进至鸡公山、武胜关一线，吴佩孚所部即据险固守，我们遂发起攻击。第十三团担任对鸡公山的主攻。经两天激战，攻占鸡公山。武胜关正面之敌遂放弃阵地，退守信阳。我们乘胜进至河南新店、柳林之线。

    是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至此，北伐军先后歼灭吴佩孚部队十余万人，吴佩孚率残部逃往河南郑州，湖北战事即告一段落。唐生智遂将其所辖的第八军扩编为三个军。我所在的原第十三团改编为第二师第四团，由原第三营营长凌兆尧升任第四团团长。凌升任团长后，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办了一个教导队，让我到教导队担任政治教官。这个教导队办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因继续北伐而停办，先后轮训了一百多名军士。部队继续北伐前，我被派到第三营任政治指导员。第三营营长彭光闾，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毕业生。

    北伐进展顺利，蒋介石却叛变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奉系军阀张作霖亦在北方屠杀共产党人。李大钊、陈延年、汪寿华、肖楚女等著名共产党员先后被杀。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党内部分同志曾提出东征讨蒋的建议，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亦纷纷发表讨蒋通电。但中共中央的决策者却不赞成东征讨蒋。武汉国民政府则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同冯玉祥的国民军相配合，消灭奉系军阀，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头讨伐蒋介石。于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军总司令，于1927年4月19日再次誓师北伐，出兵河南。我们即由新店、柳林驻地出动，未经战斗，即占领信阳、驻马店等地。待进至郾城、漯河之线，始与奉军隔河对峙，每日互相炮击，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乘夜渡河袭扰。我所在的第三营驻守在漯河街一段。有一次，奉军派出约一营兵力，于拂晓突破我军前沿防御阵地，进到漯河街上。我同营长彭光阊立即离开指挥所，到街上带领部队进行反击，经激烈战斗，将奉军这股部队击溃。像这类规模的战斗，当时时常发生。

    正当北伐军与奉军在豫南展开激战的时候，冯玉祥的国民军东出潼关，策应北伐军会攻河南。至5月，奉军大败，向北溃退。北伐军沿铁路尾敌追击，于6月进至郑州，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我在郑州被晋级为上尉。这一段时间，我经常上前线，同战士们一起作战、谈话，因而与基层官兵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战士们对我很有好感，说这个指导员不错。他们有什么心里话也愿意对我说。我由此体会到，政治工作人员只有深入第一线，起带头作用，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才能得到战士们的信任。

    在北伐军对奉军作战取得胜利的同时，武汉政府内部的危机日益增长。一方面，蒋介石煽动和勾结其他军阀对武汉实行包围、封锁;帝国主义者又调集大批军舰停泊武汉，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反动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他们以“纠正农民运动过火”为借口，采取了一系列压制工农的政策。与此同时，武汉政府管辖地区的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叛变接踵而来。5月17日，驻在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变，攻打武汉，幸被叶挺领导的警卫部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中央农民讲习所的学生军以及武汉地区工农武装所击退。21日，湖南军阀何键部许克祥团在长沙叛变，封闭革命团体，解散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制造了“马日事变”。6月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等人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分共”，并决定以“东征讨蒋”为口号，将北伐军唐生智部和张发奎部由河南前线南撤。这样，我随唐生智部从河南撤回湖北，第二师第四团驻防孝感。这时第四团的政治指导员调走，改派我担任该团的政治指导员。

    唐生智率部回师武汉，其真实目的是准备反共，镇压两湖工农运动。我当时并不了解这个内幕。我到北伐军工作之后，党的组织关系改为单线联系。与我联系的人先后是孙志豪、夏秀峰(即夏明钢)、曹壮父。起初，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经常开会、碰头。尽管当时上级不准许在部队中发展党员，但我还是发展了几名党员。后来形势日趋紧张，共产党员纷纷离去，党员会也不开了，也没有人给我通报情况，因此，我对形势的真实情况很不了解。当时我们党被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所统治，先是对蒋介石的阴谋叛变一味妥协、退让，甚至在蒋介石杀机毕露，许多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人头落地之时，陈独秀还与汪精卫发表“汪陈宣言”，麻痹群众，解除共产党人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武装。结果在“四·元二”反革命政变中遭到了惨重损失。继之，又对汪精卫日益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面目不予揭露，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也不对党员进行教育，更不在党内作应变的准备，直至宁汉合流势成，汪精卫集团已举起屠刀，准备对共产党下手之时，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者还大谈“国共合作”，高喊“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的口号，并于6月28日决定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6月30日在党中央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这样，我们党在突然事变面前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遭受到更大的损失。6月29日，驻武汉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以“处理湘事”为名，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举行中执委扩大会议，决议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15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后，汪精卫集团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屠杀。

    我对当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震惊之余，又极为愤慨。但由于得不到党组织的明确指示，我无法了解事变的真相。起初，我对武汉政府及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存有幻想。记得尚在河南与奉军作战时，军队中就有许多关于“农民运动过火，军人家属被游街，财产被没收”之类的流言。不仅国民党人这样说，我们党内也有人跟在别人后面应和，对当时的农民运动横加指责。只有毛泽东对农民运动提出了正确的见解。但他所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们在下边根本看不到。因此，我还不能认识上述种种流言正是在煽惑军心，制造反革命舆论。后来听到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有上万名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被杀的消息，心中不禁对武汉政府产生了怀疑。但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公开反共，唐生智也在口头上声称要查办许克祥。所以，我仍然没有对当时的严重形势看清楚，还幻想汪、唐等人会对“马日事变”有妥善处理办法。当北伐军回师，我随部队驻守孝感以后，看到和我一起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纷纷离去，我又陷入迷茫之中。自己该何去何从?留下来会不会出问题?离开又该到哪里去?左思右想，总也拿不定主意。我急切地盼望这时能得到党组织的指示，但总不见来人与我联系。我决定自己去找上级党请示。于是，我找了一个借口，请了几天假，到武汉去设法找党。

    那时武汉形势正处于剧变之中，我虽不了解内幕，但已感觉到空气异常紧张，变化莫测。在武汉我找到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曹壮父，问他我现在该怎么办?曹问了我和团长凌兆尧相处的情况后，认为我一时还不会有危险，就嘱咐我仍回凌团，他答应随后派人和我联系，最迟不会超过三个月。这样，我从武汉又回到孝感团部。这时我接到一封家信，得知永兴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黄庭芳已被反动派杀害。我和黄庭芳在学生时代就非常要好，又一起找党，一起人党。得知他的死讯，使我非常难过。而各处不断传来共产党员被杀害的消息，更使我痛心不已，此时，我才真正认识到革命并非一帆风顺，将来曲折可能会更多。从前头脑中认为革命军打到哪里，革命就会在哪里取得胜利的幼稚想法，一扫而空。此时，我对唐生智部带兵军官及其旧军队完全失望，认为靠他们取得革命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不安心在旧军队中工作了。我自7月在武汉与曹壮父见过一面之后，一直盼望上级党派人来取联系。但三个月过去了，我望眼欲穿，始终杳无音讯。我担心日子久了，会失掉党组织关系，也感到在唐生智部不可久留。于是，我决定离开此地，再去武汉找党。我把要走的决定告诉了团长凌兆尧时，凌对我加以挽留，说我继续留在他那里工作，安全会有保障。但我决心已定，坚辞不干，遂向军政治部请长假。当时军政治部主任已换成国民党派来的皮作琼，皮立即准了我的假。我即离开，直奔武汉。

    10月的武汉，完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报纸上天天登载杀人的消息和共产党员脱党的启事。找党的关系已非常困难。当时第三十六军第二师第四团在汉口大智门车站附近设有留守处。我在留守处住下之后，就天天到街上去转悠，希望能够碰到熟识的党员同志，打听党组织的下落。因我身着唐生智部队的军装，还不致引起敌人的注意。有一天，我转到江汉关附近的马路上，突然碰见一个熟人。此人名叫何家兴，四川人，是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共产党的，后来他又到莫斯科学习过。我一见到何家兴，不禁心中大喜，一把将他拉住，悄悄告诉他说，我是专为找党组织而来武汉的，问他是否知道党组织现在何处。何家兴见到我后，先是一言不发，待到我说明来意后，他往周围看了看，见无人注意我们，便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撕下一页纸，匆忙写了一个地址，递到我手里之后，他就扭头走开了。我一看他写的地址是武昌某地，我便按照这个地址赶到武昌。何家兴后来到了上海，成了叛徒，被我党中央特科派陈赓将其处死。但他当时写给我的地址是真实的。我在武昌长江边附近的一条小街上，找到了接头地点，接头的人正好是与我相识的曾在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过的刘镇一、朱国中夫妇。我当即与他们接上了组织关系。刘镇一问明了我的住处后，即告我先回住地等候，过几天组织上会派人找我联系。

    我回到汉口没有几天，党组织就派人来联系，并交给我一封组织介绍信，介绍我到长沙去找中共湖南省委取得联系，参加湖南地方党的工作。于是，我即离开汉口，奔赴长沙。后来听别人告诉我说，我离开武汉没多久，刘镇一、朱国中夫妇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我到了长沙后，先在永兴旅省同乡会的公寓里住下，然后就到湖南省委接头处接组织关系。当时党组织活动已转入地下，我来到接头地点，与省委接上组织关系后，我又回到原住处等候分配工作。过了几天，省委派了一位同志给我送来一封组织介绍信，介绍我到衡阳找湘南特委。于是，我又赶往衡阳。湘南特委的接头处设在一爿小商店里，我按照预先约定的接头办法前去接头，不料他们见我穿一身国民党军装，便产生了怀疑，不肯与我接头。我先后去过几次，与他们搭话，他们都不理睬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先回家乡去，永兴的熟人多，或许能够找到当地的党组织，然后再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这样，我就回到了永兴，开始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地下革命活动。

    回顾大革命失败前后这段历史，深感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思想幼稚，在许多问题上都带有盲目性，更不懂得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革命运动的曲折性。因而，我对大革命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相继叛变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当时，我曾对陈独秀颇为迷信，以为此人很有本事，在党内很有威望。但后来的事实告诉我，陈独秀所推行的右倾投降路线，正是大革命失败得如此惨痛的原因之一。当然，我并不认为陈独秀是存心出卖党，但他那右倾的理论和错误的指导思想，确使我们党深受其害。他又固执己见，坚持错误立场，听不得逆耳的正确意见，这就必然使他的错误犯得愈加严重，对全党的危害就愈大。而我自己当时好像蒙在鼓里一样，在武汉国民党公开叛变，到处捕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还不知道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经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