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村子里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全都姓黄。族大人多，而我父亲这一支是弱房，经常受人欺凌。父亲和叔父等人商量打算培养一个孩子读书，学点文化，不求飞黄腾达，只图将来写个状子、祭文之类的东西不用求人。于是，议定从祭田里每房抽一担谷作为学费(当时称作“束修”)，供一个孩子上私塾。不知怎么把我选中，作为培养对象。于是，从九岁起我就入私塾读书，间或参加一些农田劳动。

    入私塾的第一年，先生教我读《三字经》、《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我似乎还不笨，记性也好，又肯用功，第一年就读到了《孟子》的“离娄章”,受到先生的夸奖，这就使父亲、伯、叔们决心让我继续读下去。一读就是五年。除“四书”读完之外，还读了《幼学》、《鉴略》、《诗经》、《书经》、《左传》等。但这位先生只管教认字，而不能讲解字义。所学的这些书，尽管可以背诵如流，却不能理解其中含意，纯粹是死记硬背。对这种读书方法，我越来越不满意，就向家里提出换先生的要求。但先生是几房公请的，强房的人不答应换，我们这弱房的人就没有办法。那位先生也很恃强，不准我到别处就读。扬言如果我到别处就读，仍要照旧给他交一份“束修”。一见这种状况，父亲就害怕了，认为哪一方也得罪不起，只得让我停了学在家参加农田劳动。我停学约有一年光景，成天在田间劳动，顶得半个劳力。除掌犁、撒种还不行外，其他的农活全能干了。割草一天能割二三百斤，还能从十五公里外挑五六十斤煤炭回来。

    我十五岁时，那些长辈们觉得我的学业半途而废太可惜，又让我到一个邓先生处读书。这个先生学识挺高，但非常懒，毫无责任心，只是敷衍了事。我在这里马马虎虎凑合了两年，通过堂伯父家的关系又换到一个史先生处读书。我哥哥送我去时，嘱咐史先生对我要严格，要多教给功课。史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写得一手好字，对学生要求严格，责任心很强。他给我讲解古文，教读《了凡纲鉴》之类的经史书，教我写大字、作文章。我在史先生处认认真真地读了两年书，很有些收获。我的史学知识主要靠这两年打了一点基础。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大大落后于时代的。我的家乡地处湘南偏僻的丘陵地区，风气闭塞，很不开通。那时已经是民国十年，而我家乡的人们对于君主、民主、总统、皇帝还分不清楚。我小时候，受母亲的影响，还肯安于现状。但这时我已经对家乡人们的生活状况发生疑问了。我常常问自己：人到底是为什么活着？似这样一年到头受苦受累，勉强维持个半饥不饱的生活，岂不是活着就是受罪，受罪是为了求活？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何在呢？我读了一些书之后，开始相信孔孟之道。古人中对我影响较大的是陶渊明和文天祥。我爱读《归去来辞》和《正气歌》，总想学习他们，对个人名利看得很淡泊，觉得为人必须做个忠诚正直之士。

    到我十八岁的时候，已经整整读了八年书了。虽然学会了咬文嚼字地写文章，但以后怎么办？我却茫然无所知。在我们这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里，当时只有两名中学毕业生。一名叫黄锡珍，中学毕业后在县里劝学所当所员(相当于后来的县教育局的职员)；一名叫黄廷珍，中学毕业后在县立高等小学当算术教员。这一年的春节，黄锡珍从县城回家过年，他动员我去县城读书。进县城上学，这在我们那家族里看来，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于是，家庭讨论，族房会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母亲不赞成，一是怕我远离家门放心不下，二是考虑到家庭无力负担我读书的学费。我父亲对我进城上学的事模棱两可、犹豫不定。只有我哥哥坚决赞成我去，堂伯、叔父等也多数赞成。他们认为已经花了许多谷子供我读了这么多年书，如果就此作罢，我仍旧务农，岂不是亏了么？于是大家议妥：每年由嫡堂公房继续凑六七担谷子，供我进县城读书。当时家里备不起衣服行李，族里各家纷纷来帮忙。黄廷珍把他一个旧书箱子借给我，并送给我一套他穿旧了的学生制服和一件布夹袄、一件长衫，其他人又凑了几担谷子和其他用品。1920年春节过后，我哥哥挑着书箱和行李，一直把我送到永兴县城。

    由于我的学业基础只有古文的经史知识，所以只能考县立高等小学。十八岁还读小学，这在现在看来未免有些稀奇，但在那个时代并不奇怪。在当时的同班同学当中，有不少人比我的年龄还大得多。县立高小规定三年毕业，我只读了一年半。从学业上来讲，除了新学得一些简单的数学基础知识外，其他收获可说是寥寥无几。我入学的头一年，每学期都是考第一名，可以获得几块钱的奖学金。又由黄锡珍在劝学所里帮我找点课余抄写的差事，一年能收入几块钱。就这样凑凑合合读了三个学期的高小。

    课余做些抄写的事情，不仅给我补贴了一部分费用，同时也给了我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机会，使我增加了不少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社会知识。如帮助华洋筹赈会编造灾民册，为赵恒惕的省宪选举编造选民册等，使我懂得这统统是些骗人的把戏。名册上的名字多是伪造的，达官要人们以此来骗钱、骗地位，还要冠冕堂皇地标榜是兴办慈善事业、实行民主政治等等。这些都增加了我的愤懑和不平。

    我在县立高小读到第三学期时，黄锡珍告诉我说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要在暑期招生，动员我去报考。因为读师范可以免费，我决心报考。为此，这年的暑假我没有回家，就住在县城劝学所黄锡珍处，一边替劝学所抄写文件赚钱糊口，一边补习未学完的高小课程，准备报考师范。由于我高小尚未读完，没有领到毕业文凭，只得借了别人(也姓黄)的一张文凭报考。初试、复试都很顺利，遂于1922年夏，考取了衡阳省立第三师范。那年我整二十岁。

    衡阳省立第三师范，是当时湘南地区很有影响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始建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原名省立南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址设在衡阳江东岸晏家坪，位于湘、耒、蒸三水汇合之处，是个风景幽雅的所在。清朝末年，曾在此地办过几所学堂。在学区与外界相连的石桥前面，立有一块牌坊，上书“南学津梁”四个大字，把此地称为南方人士寻求新学的必经之途。在我入学的那几年，第三师范每年招考两班学生，共一百二三十名。其中湘南每县各择优录取四名，免试选送部分师范附小的优等生，此外便是不分县别地择优录取若干名。学生考取入校以后，免收学费、膳食费、讲义费，只稍许收一点课本费。这是我当时惟一能读得起的学校。我考取后，被编入第二十三班。

    入学之初，我情绪很高。对我来说，真是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免费读书的机会，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学校食堂的伙食虽一向为学生们所大为不满，但对我说来已经很满足了，因为比起我在家时要好得多。衡阳比永兴县城远为繁华、开通，在这里可以看到许多报刊杂志，环境使我耳目一新，眼界大大开阔。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脑子里除了想学习之外，似乎再没有其他的想头了，心情很平静。但这种平静没有维持多久，思想上就发生了变化。环境的改变，接触面的逐渐扩大，特别是读了一些报刊杂志以后，脑子里开始考虑许多问题：社会的弊端，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出路等等，使我无法安静下来。因为，这许多问题都使我感到忧虑。加之由于我家境贫寒，在同学中间显得格外土气；我患了一场重感冒后，因无钱医治，也吃不起滋补食品，身体失于调养，便形成慢性气管炎，时常咳嗽，被看做是痨病鬼，在学校里大受歧视。我在读私塾和高小时成绩突出的优越性没有了。这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而我在英文和数理化方面的基础很差，我所熟悉的古文在这里却不大受重视。于是，我逐渐产生了自卑感，形成孤僻、不爱活动的习惯，常常一个人坐在那里考虑问题。展望将来，不知向何处去。读了师范又如何？对国家、社会、家庭能起到什么作用？当时社会上就业很困难，我这个贫苦农民的子弟有什么办法去谋个职业？家族花那么大力气培养我，岂不使他们大失所望。要能考上大学也许会好一点，但路费、学费又从何而来？不能上大学，又不能就业，那么眼下学这些功课又有什么用？想到这些，脑子里像一团乱麻，总也理不出个头绪。因此，我的情绪日渐低沉，学习的积极性没有了。

    到了第二学期，学生们因为伙食问题而大闹学潮，我也跟着卷了进去。按规定，学生每人每天伙食费是两毛钱，但实际上只有八分钱用在伙食上，余者均被校长刘志远及经办人员等克扣、中饱，因而激起公愤。刘志远平时顽固守旧，惯用封建专制手段压制学生，在大多数学生中不得人心。学生们本来就恨他，这次着实抓住了他的把柄，于是，就对刘志远群起而攻之。学潮开始时，学生们的行动完全一致。当时学生们举行罢课，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发表宣言，向外界通告第三师范学潮的真相，揭露刘志远等人的种种劣迹。学校当局不但不理睬学生们的合理要求，反而牌示开除袁痴、罗严、唐朝英等三名为首的学生，这就激起了同学们的更大义愤。同学们遂选派代表到省城长沙向教育司请愿，呼吁社会各界同情声援。前去请愿的学生代表露宿省城教育坪，闹得满城风雨，全省哗然。省长赵恒惕看到事态越闹越大，不好收拾，便出面进行镇压，将请愿的学生代表强行押解回校。学校当局遂开除了五十名学生。但学潮非但没有被平息，反而更加剧烈地展开，尤其是一些为首的学生，态度相当坚决，毫不妥协。当学潮逐步发展到驱逐校长刘志远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学生中分成了两派，一派赶校长，一派保校长。两派的矛盾相当尖锐。我那时还有点“君子群而不党”的思想，又不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遂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两派我都不介入。

    后来我才知道三师学潮的真实背景，这里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和影响，赶校长的一派多是具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学生，而为首者多是党、团员。第三师范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我党早期曾在这里播下过革命火种。早在1920年8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就在第三师范设立了衡阳分社，并开办书报贩卖部，出售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向导》、《先驱》、《新潮》、《新青年》、《少年中国》、《劳动界》等革命报章杂志。1921年10月，毛泽东在上海参加党的“一大”回长沙不久，就乘轮船溯湘江而上，到衡阳考察。翌年4月，毛泽东再次来到衡阳，在湘南学生联合会厅堂和第三师范风雨操场，发表关于马克思的革命斗争史、社会问题、中国农民运动等著名讲演，并在这里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蒋先云、黄静源、雷晋乾、唐朝英等即是其中的优秀分子。当时在衡阳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著名共产党员夏明翰，曾是毛泽东为培养党团骨干所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的第一批学员。1922年暑假期间，我党早期著名的活动家张秋人，经陈独秀推荐，从上海来到湖南，先在长沙会见了毛泽东，随即被聘为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英语教员。毛泽东、何叔衡还介绍第一师范学生、共产党员戴述人到第三师范担任国文教员。这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分别以读书和当教员作掩护，秘密领导着衡阳地区的党团活动，第三师范成了湘南地区党团组织和革命学生运动的中心。自五四运动以来，以第三师范为基地，联合设在衡阳的省立三女师、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省立第三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师生，开展了许多次颇具影响的爱国学生运动。

    三师学潮从1923年的3月一直闹到6月，学生坚持斗争，拒不复课。学校当局没有办法，就宣布放假，食堂不开饭，学生只好散掉了。张秋人、蒋啸青、屈子健、贺恕等党员教师被强行辞退。张秋人后来在黄埔军校任教官，1927年9月在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不幸被捕。翌年2月遭反动派杀害。他是我在第三师范时最尊敬的一位教师，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

    三师学潮是我接触的第一次群众性的斗争，它给我的教育很深，感触甚多。虽然当时我还不能理解这场斗争的意义，但那些为首的学生们不畏强暴、奋不顾身的斗争精神，使我由衷地钦佩。事后我曾问自己：是什么力量驱使袁痴他们那样勇敢忘我地去进行斗争？为什么我就没有这种力量？答案当然是后来才找到的。

    由于三师学潮在湖南全省引起很大震动，省长赵恒惕不得不对三师校长职务作了调整。到了1923年下半年，第三学期开学以后，第三师范的校长换成夏寿康。夏校长是一位庸碌无能的老学究，又未聘到得力的教员和助手，因而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学生中因袁痴、罗严、唐朝英等一批革命分子被开除，也不活跃了。整个学校处于一片沉寂之中。这时我对学业已毫无兴趣，全神贯注地阅读我所能接触到的各种书刊报章，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政治问题。一时间，国内的各种政治思潮一齐进人我的视野，我从中发现了许多过去不知道的问题。例如国家、民族正受到外国列强的宰割；军阀战争连年不断，土匪蜂起，灾民遍地等等。我看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既然国家、民族、社会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个人出路还从何谈起？这样，我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不再考虑个人的出路问题了，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要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

    当时，国内的救国论调多得很，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佛教救国，基督教救国……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究竟什么才是拯救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正确道路，自己该何去何从，我一时又找不出满意的答案。我开始广泛地接触和了解社会，积极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像抵制日货运动、援助工人罢工运动、反基督教运动等等，我都是自觉主动地参加进去的。

    到了1924年春，第四学期开学以后，我认真地阅读了《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以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的一些著作，开始明白了一条道理：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才会有出路；要救中国，必须进行革命；而要革命，就须有革命党，即由立志革命者加入革命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当时，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着手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国民党在全国各地大发展。我认为国民党“一大”的宣言不错，就决定去找国民党。那时国民党还不完全公开，直到1924年冬或者是1925年春节前，我才在衡阳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当时主持国民党衡阳党部的是共产党员贺恕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