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黄克诚自1925年相识，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在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二人在革命的峥嵘岁月中有过生死考验，在和平的建设年代中有过分歧争执，毛泽东赏识黄克诚的才能和忠诚，黄克诚敬重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二人都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毕生心血。

    从革命事业出发结下深厚友谊

    虽然毛泽东和黄克诚同为湖南老乡，但是他俩的相识却是因为革命事业。黄克诚出生在湖南省永兴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22年，他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恰巧毛泽东在这年4月从长沙来衡阳宣传革命。他先后在湖南学生联合会厅堂和第三师范风雨操场，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造、中国农民运动等问题的著名演讲。黄克诚从同学那里了解到毛泽东演讲的内容，觉得他讲的都是穷苦人的心里话，很受教育和启发。从此，黄克诚开始阅读《向导》《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第三师范进步学生的活动。与此同时，黄克诚还发起组织了“永兴县旅衡学友互助社”，团结黄平、刘中等进步同学，经常一起探讨中国社会改革问题。1925年10月，黄克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实现共产主义成了他终生不渝的追求目标。

◆黄克诚北伐战争时期留影。

    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为北伐军进军湖南作准备，中共中央指示湖南党组织选送一批学生去投考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在第三师范读书的黄克诚被选送，经过报名考试于1925年12月被录取。毛泽东是讲习班七个领导成员之一，也是主要讲课人。他穿一身长袍，像个学生，可讲起打倒列强军阀的革命道理来，并不咬文嚼字，语言通俗但是道理深刻，十分吸引人。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指出，开办讲习班的重大意义在于表明革命分子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和反革命派，“在炮火中制造革命人材”。参加讲习班的学生，“必也是感受不自由而来此作革命工作”，“望诸位忍苦耐劳，大家联合起来，努力国民革命，努力世界革命！”毛泽东的演讲给黄克诚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二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结下了深厚友谊。

    从亲身经历出发认同革命真理

    在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岁月中，黄克诚通过自己的感同身受，对革命真理愈加坚定，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愈加敬佩。

    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参加了湘南起义。当时，中共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路线非常坚决，在对付敌人“会剿”时提出了“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和“坚壁清野，烧尽郴州、宜章大道两侧5里内民房，不给敌人半点东西”等错误口号，下令从郴州开始向两端大烧大杀，不管是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是县城的商店、民宅，统统烧掉。特别是要将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15里内所有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攻时无房可住，想用这个办法阻止敌人进攻。但是当地农民对这种乱烧乱杀的做法十分反感。黄克诚也认为，烧房子的做法不得人心，使老百姓不得安身，即使土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给穷苦人住，结果被批评犯了右倾错误。此时，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黄克诚听了却非常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认为他才真正懂得穷苦人的心。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

    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消灭何键部队，进占长沙”为行动目标，朱德、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二次攻打长沙，黄克诚时任红3军团第8军第4师第3团政治委员，负责率部攻打长沙东门。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发现长沙守敌已增至10万，并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红1、红3军团发动了两次进攻，均未奏效，部队伤亡很大。毛泽东提议撤围，并耐心说服红军各级指挥员，将攻打长沙的部队撤至醴陵、萍乡一带。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周以栗来到井冈山传达长江局再打长沙的指示。毛泽东又说服他放弃这个意见，转而攻打吉安。随后连克吉安、泰和、安福、吉水等地，使赣西南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筹粮筹款，使红军力量得到较大发展。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长沙，是错误的决策，对于毛泽东审时度势、实事求是的军事指挥，黄克诚深表赞同。

    1935年9月，红军右路军长征过了草地，张国焘对抗中央红军的北上方针，拒绝向右路军靠拢，并提出红军南下川康边的计划。党中央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中央率右路军红1、红3军团迅速脱离险境，先行北上。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是红四方面军参谋长，他要红军大学学员南下，脱离右路军，时任红3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的黄克诚见李特鼓动红军大学学员南返，就劝说他们要跟随中央北上，说明南下没有出路。李特根本不听，执意要红军大学学员南下。当时毛泽东态度非常镇静从容，他对红四方面军干部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随后跟上。”在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张国焘采取说服教育、耐心等待的方针，争取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为以后粉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顾全大局的广阔胸怀深为黄克诚所钦佩，以至于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他对毛泽东表现出的革命家的气度仍赞不绝口。

◆1936年黄克诚在陕北留影。左起：李伯钊、邓小平、杨尚昆、陆定一、 黄克诚、杨奇清、罗荣桓。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率红军主力由陕北出发，东渡黄河，突破阎锡山黄河防线，进入山西作战。黄克诚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也随前方总政治部一起到山西，驻在石楼县。在这里，黄克诚聆听了毛泽东的一次讲话。毛泽东说：阎锡山在这里统治了几十年，群众对我们红军不够了解，你们要想办法多接触群众，做好宣传工作。4月下旬，阎锡山集中兵力反攻，蒋介石也增派十几个师进入山西参战，还命令东北军、西北军进犯陕甘根据地。在此复杂形势下，有人主张继续在山西打游击，毛泽东果断下令西渡黄河，返回陕甘根据地。这次东征，途经山西多个县，通过宣传发动群众，扩军筹款，大大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黄克诚跟随在毛泽东身边，亲眼目睹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心中无比佩服。

    毛泽东总能在历史关键时刻指出正确方向，这使得黄克诚对他的敬佩之情日益加深。

    从现实需要出发接纳正确建议

    黄克诚具有胸怀大局的独特素养，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提出具有战略思想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和赞扬。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平型关伏击战以后，八路军115师到五台山一带休整，时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黄克诚，在115师师部和下属两个团作了半个月的调查，发现部队取消政治委员制度后，政治工作大大削弱，军阀习气滋长蔓延，当即写了调查报告，建议恢复部队政治委员，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报告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阅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批准，下令恢复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机关，保证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

◆1937年，黄克诚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留影。前排坐者杨尚昆，二排左起：李伯钊、邓小平、杨奇清、陆定一；三排左起：罗荣桓、黄克诚。

    日本投降后，时任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奉命率主力由苏北向淮南津浦路西出动，会同新四军第2师，阻击桂系顽军东犯。新四军第2、第3师部队集结在津浦路两侧，等候半个多月，未见国民党军进犯的动静。黄克诚估计：国民党军队正忙于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时还不大可能向我根据地进攻。而我军旷日持久地集结于津浦线两侧，势成守株待兔，却失去肃清根据地内残敌的有利时机。他和谭震林联名向中央发电报，建议将第2、第3师主力调回津浦路东，夺取铁路一段，牵制国民党军队；主力一部回师肃清苏北、苏中各城市伪军，创造联成一片的大块根据地，作长期斗争准备。当时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刘少奇将黄克诚的建议转告毛泽东，毛泽东立即赞同，要刘少奇电告华中局，“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三师部队抽调（或再加上二师一部）向东，肃清苏北敌伪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地位。以前黄（克诚）主张三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黄克诚立即奉命回师东返，一举解放了淮阴、淮安，使苏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北局的指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作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决策。1945年9月14日，黄克诚亲自起草了给中央的电报，提出多派部队进入东北，以创建大的战略根据地。集中收缩关内各根据地兵力，以晋察绥和山东为中心，形成两大战略根据地，为尔后的战略决战作好准备。他的建议与中央的想法不谋而合。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接到黄克诚的电报后，立即转报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抽调10万部队迅速进军东北。黄克诚的远见卓识，受到陈毅同志的赞许，说他有一双“千里眼”。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名义亲自起草给华中局转黄克诚的复电：“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电谅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当月底，黄克诚即率3师主力进军东北。

    随后，黄克诚再次致电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建议。12月22日，党中央致电黄克诚“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统一了东北各级领导的认识，为最后夺取东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黄克诚关于进军东北的建议是一封极有见地的电报， 成为改变解放战争进程的重要建议之一。

    从真实能力出发委派重要岗位

    鉴于黄克诚的战略思维和卓越能力，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三次亲自点将，委以重任。

    第一次是点名负责接管天津。天津解放前夕，毛泽东认为，打天津主要是东北的部队，选择一名有威望的东北部队的领导干部主持军管会工作，有利于天津地区的稳定和工作开展，黄克诚沉稳、老练，富有开创新局面的经验，是最适当的人选。于是在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战斗结束后，黄克诚率军管干部进入天津，开始对天津进行全面接管。由于事先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加上攻城部队纪律严明，入城后又正确执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接收工作进展顺利，基本上达到了“完整接收，免遭破坏”的目的。天津很快消除了战争痕迹，全面恢复生产，开始进行城市管理与建设。2月25日，黄克诚给总前委并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从进入天津前的准备工作、天津情况与各阶层的动态、接收工作的经过、迅速完成完整接收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和教训等方面作了全面汇报。报告体现了黄克诚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向中央报告经验教训对以后新解放的城市搞好军管很适用，得到毛泽东的赞赏。

◆1949年，黄克诚（左三）在天津解放前夕留影。

    第二次是点名主政湖南。当黄克诚汇报接管天津的工作时，毛泽东对其工作大加赞许，并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让他去主持湖南的工作。毛泽东强调：“你有天津的经验，又是去我们的家乡，风土人情熟悉，你去我放心。”黄克诚深感这是一项新的重要使命，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他当即表示道：“我一定在党中央和主席的领导下，带领全省人民建设一个新湖南，让桑梓之地的山山水水变得更美好，让父老乡亲的日子过得更幸福！”黄克诚在湖南主政3年，遵照中央规定的政策，在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调整城乡关系、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同时，完成了剿匪、土改、支援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工作，消灭了封建势力，根绝了百年匪患，发展了生产，培养了大批人才，安定了社会。湖南人民安居乐业，一个崭新的湖南展现在世人面前。

    第三次是点名负责统管全军后勤工作。正当湖南各项工作走向正规，全省上下准备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之际，黄克诚接到中央电令，调他担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虽然黄克诚仍愿意留任湖南，但是当党中央坚持让他回军队工作时，他立刻表示：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央的。既然中央作出了决定，我坚决服从中央决定！1952年，黄克诚主管全军后勤工作一个月，就同其他领导同志联名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写了工作情况汇报。毛泽东批示：“后勤工作有进步。”黄克诚要求总后的干部，动脑筋想办法，克服困难，勤俭建军，有效地保障了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的后勤供应。他在给毛泽东呈报的《对后勤系统浪费物资情况的报告》中主动“自查报忧”，并提出改进意见。军委批示“报告很好”，并转发全军。1954年10月，黄克诚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开始协助彭德怀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在研究人民解放军领导体制问题时，黄克诚针对当时照搬苏军单一首长制的弊端，明确提出我军“应该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得到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肯定。

    从国家大局出发坚持实事求是

    黄克诚爱领袖，但更爱真理。即使在政治环境较为紧张之时，他也依然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讲真理。庐山会议上，他没有为了明哲保身而违心讲话。他认为“大跃进”中的成绩和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与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他坚持“成绩讲够，问题讲透”，对“大跃进”中的不良影响和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审慎的分析。因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黄克诚的发言受到了错误批判。为了争取黄克诚转变思想，7月30日毛泽东亲自找黄克诚等人谈话。这次谈话，毛泽东尽管有批评，但不很严厉，始终是安抚的姿态，平和的调子。黄克诚回忆说：“这次谈话，尽管主席对我的指责颇重，但空气不紧张，能让我们说话感不到压力；即使说的话让主席不满，他表示不同意时，态度也不严厉，所以我们的心情较好。我甚至还有点轻松感，到底有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说了。”但是，这次谈话，没有解开毛泽东心中的“疙瘩”，也未实现说服黄克诚的初衷。庐山会议后，黄克诚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受到错误对待。

◆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与将军们在一起，右一为黄克诚。

    黄克诚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是1961年国庆节。赋闲几年的黄克诚在老朋友陶铸的劝告下，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庐山会议上犯的错误进行了“检讨”。9月底，黄克诚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上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10月1日，黄克诚早早地登上天安门城楼，坐在休息室等待。当毛泽东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赶快站起来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很热情地和他握手，说：“你的信看到了，很好！我已批示中央各领导同志阅。”随后二人又进行了详谈。黄克诚向毛泽东请求分配一些工作，并明确不回军队，而是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作参考。毛泽东同意了。这也成为了黄克诚1962年浙江调研和1965年山西任职的前因。此后，“文革”期间，黄克诚再次遭受磨难，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1975年黄克诚被解除监护，回到山西。直到毛泽东逝世，二人再没有见过面。

    1976年，当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时，黄克诚内心异常悲痛。虽然他曾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误解和错误批判，但他仍敬重毛泽东。对此，黄克诚曾说道：“虽然我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蒙冤，但我们这代人对他的感情是超越一切个人恩怨的。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者之一，他为创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军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成功了，成了党和国家的领袖，全民爱戴的英雄。”

    从人民利益出发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

    改革开放初期， 刚刚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到底应该怎么认识？我们党还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同时国内出现一股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潮流，人们的思想一度出现混乱。针对当时的状况，邓小平曾明确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在1980年11月中纪委召开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三次座谈会上，黄克诚讲了怎样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要不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讲话中，他首先明确表示：“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 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 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 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黄克诚坚决支持邓小平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意见：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 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 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黄克诚(左一)在六中全会上投票。

    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贡献作出系统阐述后，黄克诚真诚地表示：毛泽东“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主要缔造者，多次在危机中挽救了革命，这是我们党内任何其他人都不能比拟的”，因此要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正确评价毛泽东。当然，对于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黄克诚也没有刻意避讳，认为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指导上犯了贪多求快的错误”；另一条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了”。他指出：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把党曾经犯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一个人头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另外，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黄克诚认为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几亿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产物，是“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有中国的特点，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人民作出过伟大的贡献，现在我们要团结人民、战胜困难、聚精会神搞“四化”，还要靠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