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永兴家乡后，一边了解当地的情况，一边设法寻找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革命积极分子，然后再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开展革命活动。

    “马日事变”后，湘南各县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大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幸免于难的也都隐蔽起来，不敢露面了。在外地读书的一批青年学生，于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返回家乡。他们当中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青年团员，有的是革命积极分子。由于永兴县党的创始人、县农民协会委员长黄庭芳在“马日事变”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尹子韶被反动派称作“暴徒头子”，正遭通缉而潜伏了起来，从外地回来的青年学生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只好暂时在家里躲藏，不能开展活动。我回来后，首先与这批青年学生建立了联系，商量找党和开展革命活动的办法。我当时主要联系了八个人，他们是：

    刘申，原衡阳成章中学的学生，1925年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时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邝振兴，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在衡阳加人中国共产党。

    黄平(原名黄景藩)，衡阳第三中学的学生，在衡阳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当时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李卜成，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刘木、何宝成、刘明初，三人都是衡阳大同中学的学生，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上述七人都是以前我在衡阳组织的“永兴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此外，还有一个尹子韶，是我读高小时的老师，被反动派称作“暴徒头子”而遭通缉。我回到永兴后，很快也同他联系上了。我们这些人彼此早就互相了解。我们商量决定首先设法找到上级党组织，然后再按照党的指示开展革命活动。过了些日子，黄平打听到湘南特委已派人到了永兴县城。我便和刘申、邝振兴、黄平、李卜成五人，于1927年12月初进城，找到了湘南特委派来永兴担任特支书记的向大复。我用湖南省委的介绍信同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并介绍李卜成、尹子韶、刘木、何宝成、刘明初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来已是党、团员的，则承认其组织关系。

    向大复是湖南衡山人，原来也是在衡阳读书的学生。他刚被湘南特委派来永兴工作时间不久，以开照相馆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在我们去找他联系之前，他联系到的人还不多。他看到我们这些人主动来找，非常高兴。不久，就在永兴县城北一座塔上，由向大复主持，召开了中共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有十多人与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传达由瞿秋白主持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该决议提出反对军阀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组织工农武装暴动，一切权力归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工农革命军，实行土地革命等主张。这个决议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指明道路、鼓舞人心的作用。但同时，决议又提出了一些不适当的口号和“左”倾盲动政策，如要求在工农武装暴动中，不仅要对豪绅、工贼、反革命采取无顾惜的歼灭政策，而且对上层小资产阶级--店东、商人等，也要毫不犹豫地实行革命独裁，对群众过激的革命行动不许加以阻止等。听了传达之后，与会同志群情激愤，一致赞成组织农民暴动。但在讨论行动方案时，发生了意见分歧。邝振兴主张立即暴动，得到多数人的赞成。我主张先做群众工作，积聚革命力量，为举行暴动准备条件，待机而动。邝振兴立即指责我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反复说明目前立即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工作基础，我们人数太少，连“暴徒”都没有联系上几个，单凭我们少数几个人干，是不可能把暴动搞起来的。但由于当时与会者多数赞成邝振兴的意见，我被当做右倾机会主义者而受到批评。后来的永兴县委也一直认为我右倾，以致暴动胜利后，有一段时间不让我参加县委。这是我参加革命后被批判为右倾的开始。

    尽管多数同志主张立即举行暴动，但毕竟没有多少力量，立即暴动只能是一个口号而已。在研究具体部署时，向大复同意按我的意见进行，先做准备工作，党员分头下去联络“暴徒”，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壮大组织，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会议决定永兴全县以便江(即耒河)为界，江东的工作由向大复负责，江西的工作由我负责。

    准备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一天，几个到广东乐昌县坪石镇挑盐的农民告诉我说，坪石来了红军，为首的姓朱，打垮了白军，实行土地革命，平时一担盐卖九到十块钱，现在红军按一块钱一担的价钱卖给农民，群众非常拥护。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非常高兴!我意识到我们举行暴动的时机到来了，立即找刘申、黄平、尹子韶等人商议，决定发动农民暴动响应红军。考虑到尹子韶曾担任过县农民自卫军的负责人，在广大“暴徒”和农民群众中有号召力，遂决定仍由尹子韶公开出面领导武装暴动。

    1928年年关时节，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自广东转战到湘粤边界一带，发动湘南起义，首先占领宜章和坪石，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不久即挥师向郴县、耒阳推进。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民团(亦称“挨户团”)大部被消灭，少数逃到外县躲避。宜章县有一股民团逃到永兴县的板梁。板梁是个大村子，在便江西岸，这里是我们群众工作最好的地方。当时我们已在便江以西地区组织起一百余人的革命力量，宜章民团逃到这里，恰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我们当即决定由尹子韶率领已组织起来的一百余人，乘夜赶到板梁，将这股民团包围起来，全部予以缴械，一下子缴获到二三十支步枪，将自己武装起来。随后，将队伍拉到油麻圩一带，打起红旗，发动群众起来暴动。群众纷纷响应，几天之间，队伍发展到千余人。与此同时，刘木在油榨圩一带发动农民暴动，也拉起了近千人的队伍。

    朱、陈的红一师占领郴县后，在郴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曾任郴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的李才佳担任了县苏维埃委员长，夏明翰的弟弟夏明震任县委书记。郴县暴动拉起了两千余人的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第七师，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邓允庭担任师长。朱德、陈毅率红一师自郴县乘胜向耒阳挺进，路过永兴的油榨圩时，留下一个主力排，由张山川带领，协助刘木的农民暴动武装去攻打永兴县城。永兴县城里只有一些民团驻守，一击即溃。刘木率队占领了县城，随后，尹子韶也率队进城。我在家里接到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县城开会。我同刘申、黄平、李卜成赶到县城后，才知道特支书记向大复调往郴县任县委宣传部长，湘南特委派了李一鼎来永兴主持党的工作，并改特支为县委，由李一鼎任县委书记，刘申任组织部长，李卜成任宣传部长，黄平任青年团县委书记。原由刘木、尹子韶率领的两支暴动农民武装和县城里的革命武装合编为永兴红军警卫团(亦称永兴红色警卫团)，由尹子韶任团长，我任党代表兼参谋长。同时宣布成立永兴县苏维埃政府。随即，县委又派邝振兴、何宝成、刘明初、龙先图等人分赴各区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组建群众武装。不久，全县各区乡的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农民赤卫队。许多农民臂缠红箍，打着红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全县上下一片欢腾。

    在暴动之前曾是激进分子的邝振兴，这时却因工作中受到一些挫折躺倒不干了，躲在家里不肯出来。我到他家里去看望他，动员他出来继续为革命工作，但他仍犹豫不决。我就将了他一军，我说:“过去你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现在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你却躲起来了，你这是什么主义?”他无言以对，便跟我出来干工作了。这位同志后来一直表现不错，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继永兴暴动之后，资兴也举行了暴动。资兴县委书记黄义藻是原衡阳第三中学的学生，公开出面领导资兴农民暴动的曹亮华是原衡阳第三师范的学生。由于当时资兴的群众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农民武装比较弱小，缺少枪支，曹亮华只身跑到永兴县城来搬援兵。永兴县红军警卫团当时已拥有二千余人，百多条枪。县委当即决定，由团长尹子韶率警卫团主力去支援资兴县农民暴动。很快即将资兴县城攻占，宣布成立资兴县苏维埃政权。尹子韶率部队返回永兴后，永兴县委又派他率部队去支援安仁县农民暴动，打开了安仁县城，建立了安仁县及各区乡苏维埃政权，由唐天际出任县苏维埃委员长。唐天际是安仁人，原来也是在衡阳读书的学生，参加南昌起义后，到了广东部队被打散，他便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

    朱德、陈毅率红一师在永兴没有停留，即向耒阳前进攻占了耒阳县城。耒阳是湘南各县当中党群工作基础最好的地方，那里的干部也很强。耒阳前任县委书记就是介绍我和黄庭芳人党的刘寅生，后来他调到酃县工作，不久就牺牲在酃县。接替刘寅生任耒阳县委书记职务的是邓宗海。邓是耒阳人，也是在衡阳读书的中学生。公开出面领导耒阳农民暴动的则是刘泰，原衡阳成章中学的学生。刘泰在当地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暴动胜利后，他出任耒阳县苏维埃委员长。当时耒阳暴动组建的武装有两千余人，枪支也多，是一支很强的武装力量，团长邝鄢是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

    湘南暴动后，湘南特委自衡阳迁到耒阳。特委书记陈佑魁“左”得很，执行“左”倾盲动路线非常坚决。他下令各县大烧大杀，不仅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还要把县城的整条街道和所有商店都烧掉，而且还要将沿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统统烧掉，使敌人来进攻时无房可住，想用这个办法阻止敌人的进攻。当时已是3月份，各乡农民已分配了土地，正忙于春耕。农民对这种乱烧的做法非常反感。我哥哥是个同情革命的老实农民，他曾悄悄对我说过:你们为什么要烧房子呢?把这么多、这么好的房子烧掉多么可惜!即使是土豪劣绅的房子也不应该烧掉，可以分配给穷人住嘛。烧房子的做法很不得人心，使老百姓不得安生。我哥哥的这席话，是人民群众的心里话，使我很受启示。我本就对这种做法有怀疑，很抵触。听了我哥哥的话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当永兴县委开会讨论贯彻湘南特委的指示时，我坚决反对烧房子。县委书记李一鼎严厉地指责我右倾，并责成我负责烧县城。我拒绝执行。李一鼎以组织名义命令我必须执行，否则将受到严厉处分。我被迫服从了，但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只在县城烧了衙门、祠堂、庙宇和个别商店，没有整条街地烧，最后永兴县城的大部分房屋商店还是保留下来了。当时郴县、耒阳都按照特委的指示，把县城烧得一空。

    郴县位于南北交通线上，县委在城郊召开群众大会，动员烧掉城郊的房子。地主豪绅反动派趁机进行煽惑，策动农民“反水”，将县委书记夏明震等一批干部打死。直到陈毅率领红一师的部队前来，才将骚乱平息下去。陈毅即留驻郴县主持县委的工作。

    这时，湘南特委委员周鲁奉命到井冈山传达省委的指示，回来路过永兴，谈他在遂川的见闻，大讲毛泽东右倾，不实行烧杀政策云云。我一听说毛泽东也反对乱烧滥杀政策心里很高兴，进一步坚定了我自己的看法。

    不久，永兴县马田圩高亭司一带的农民，受到邻县农民“反水”的影响，在地主豪绅的策动下，也打出白旗，反对苏维埃政府。县委当即派尹子韶率领警卫团主力和张山川排前往弹压。尹子韶带队伍出发之后，我在县城里总是放心不下，担心他们会对“反水”农民采取乱烧滥杀的报复行动。于是，我乘夜离开县城，去追赶尹子韶的队伍。待我于拂晓前赶到马田圩时，尹子韶正指挥部队放火焚烧马田刘家。马田刘家是打白旗的村子，全村有三百来户人家，此时已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我赶忙找到尹子韶问明情况，原来他们还准备去焚烧另外几个打白旗的大村子。我坚决予以制止，说明这种蛮干的做法太脱离群众，只会造成与农民的尖锐对立情绪，并有可能被反动派所利用。我先说服了尹子韶，然后召集干部开会，宣布今后不许烧农民的房子，并作为部队的一条纪律，严格遵守。

    队伍返回永兴县城。正赶上桂阳派人来报告说，桂阳北乡发生了农民“反水”骚乱，要求永兴县派部队前去帮助平息。永兴县委决定仍由尹子韶带领警卫团主力和张山川排去桂阳，平息“反水”骚乱后，再协助桂阳暴动武装夺取桂阳县城。这时，永兴城里只留下不足三分之一的部队和妇幼老小，枪支只有二十余条，由我负责留守县城。

    1928年4月间，敌人集结兵力向我大举进攻。敌军自衡阳出发，向耒阳、永兴、郴县、宜章一路杀来。这时陈佑魁已被调回省委，由杨福焘接任湘南特委书记。耒阳县城烧毁后，朱德率红一师移驻耒阳乡间，湘南特委机关亦经永兴迁到郴县。敌军大举进攻时，朱德率部撤向井冈山，陈毅率特委机关和郴县农民暴动武装先撤往资兴，再从资兴撤往井冈山。当从资兴向井冈山撤退时，特委书记杨福焘说什么也不肯上山，他说特委守土有责，不能离开湘南。杨福焘是湖南省委委员，原是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的领导人。他带领特委机关几十名同志自资兴与陈毅分手，单独向衡阳进发。这些同志对革命真是忠勇无比，但确实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离开资兴后没走多远，就被民团包围，全部遇害牺牲。

    敌军占领耒阳后，即向永兴进攻。我当时带领少数部队和一批家属留守在永兴县城，由于不懂得要做必要的情报工作，外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了解。县委书记李一鼎与朱德、陈毅所部及特委保持一定联系，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情况他应有所闻，至少敌人进攻耒阳他不会不知道。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对我始终守口如瓶。直至敌军快打来了，我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后来我回顾这一段的历史，估计当时李一鼎已对我不大信任了，觉得我太右倾，处处与县委、特委唱反调。李一鼎对我存有戒心，像敌人大举进攻，耒阳失守这样的大事，他也不通知我。直至敌人快抵近永兴了，我才从别处得知消息。情况已非常紧迫，我急忙找到李一鼎，建议速将尹子韶带领的部队和分散在各区的干部和武装收拢起来，到县城里集中，以应付敌人的进攻，一旦情况严重时，也便于组织撤退，免遭损失。李一鼎听了我的建议后，大骂了我一通右倾，又说我是怕死鬼，敌人还没有到就考虑撤退等等。当敌军离永兴县城已很近的时候，我又建议县委乘夜撤离县城，李一鼎执意不肯撤。直至敌人兵临城下，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我们根本无法招架，李一鼎才慌了手脚，命令我指挥县城里仅有的少数部队，掩护县委机关干部和部分家属向资兴方向撤退。幸好敌军不明了城里的情况，攻势不算太猛，我们在县城里的这部分队伍、干部和家属总算安全撤出去了，但分散在各区乡的党员、干部由于事先毫无准备，全部被敌人打散，大部牺牲了。刘木、李腾芳、邝振兴、黄楚魁、龙先图、唐乐尧、罗树梅、刘芳全、何宝成、刘明初等一批干部，都是在这次敌人进攻时遇害的。还有一大批参加暴动的农民群众，也惨遭敌人的报复屠杀。更令我痛心的是，尹子韶所带领的警卫团主力和张山川排千余人武装尚在桂阳，由于事先没有得到县委的通知，毫无准备，全部被敌人消灭了，连一人一枪也没有回来。对于这一惨痛损失，我虽然不能原谅李一鼎那种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不负责任作风，但作为县委主管军事工作的负责人，我还是深深地责备自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过于麻痹大意，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未能做到及时掌握敌情，以致在敌人迫近的情况下，来不及采取应变措施，而使我们的同志付出了重大牺牲。

    这时，湘粤军阀开始联合对湘南进行“会剿”。敌人大军压境，敌我众寡悬殊，朱德、陈毅率部撤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各县农军亦随之上山。我率领永兴县城里的部队和干部、家属共八百余人，出县城南门，撤到资兴县三都集结。再撤至彭公庙，到达酃县县城。在酃县住了三四天，县委决定将全部人员编为永兴独立团，由我任团长，李一鼎任党代表。县委委员刘申、李卜成、黄平等人都在军中分别担任组织、宣传和青年团的工作。邓孝榜、刘在南也随军行动，邓仍负责财政。由于人少枪更少，独立团之下只设两个营，分别由刘承高和一名姓黄的同志任营长。这时候我比较有决定权了。我下令严禁部队乱烧滥杀，部队纪律比以前好些了。

    部队改编成独立团后，即向井冈山进发，于4月下旬经沔渡到达井冈山下的大陇。这里已属江西省宁冈县的地界。当时朱德、陈毅的部队已经和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了。耒阳、资兴、郴县、宜章各县的暴动武装都相继到达井冈山。这几个县的武装因组织撤退及时，损失不大，每县都保留有二千余人的武装。耒阳县因首当敌冲，撤退时虽遭到一些损失，但干部保存得很完整。加上我们带来的永兴独立团，湘南五县撤到井冈山的农民暴动武装总共八千余人。

    朱、毛会师后，将部队整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共三个师。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第十师师长由朱德兼，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团。

    第十一师师长由毛泽东兼，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共三个团。第十二师由陈毅任师长，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共三个团。第三十五团是永兴独立团，团长是我，党代表李一鼎。

    部队整编完毕，陈毅师长从砻市来大陇视察。我由于身体弱，视力差，向陈毅提出希望上级派一个团长来，我自己仍以做政治工作较为适宜。

    我们在大陇住了十天左右时间，即经茅坪上井冈山。部队在黄坳与朱培德部的一个营打了一仗，该敌被我击溃，逃向五斗江。黄坳战斗中，第三十五团姓黄的营长因畏缩不前，于战斗结束后被枪毙，改由曹福昌继任营长。曹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后来在南京被敌人杀害。当晚在黄坳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由朱德军长作形势报告。次日我军进至五斗江，将溃退之敌大部歼灭。五斗江战斗结束的第二天，正好是5月5日马克思诞辰，部队召开了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5月6日，陈毅率第十二师进至永新县的拿山，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第十、第十一师则发动对永新县城的攻击，即日攻占永新县城。

    部队在拿山活动的时候，上级派戴诚本来任第三十五团团长。戴是浙江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几天之后，部队又进行整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个团合编为第三十团，由原第十二师参谋长刘之致任团长。原来的各团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营。我先是被派到第三营(资兴暴动武装)任党代表，没过几天，又调回第二营(永兴暴动武装)任党代表。不久，部队即由拿山撤回井冈山。

    回到井冈山后的一天晚上，部队正在大井宿营，李一鼎突然告诉我说，上级已决定把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四个县的农民武装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各县去打游击。我觉得我们对撤离后的湘南各县情况还不明了，部队匆忙分散回去活动把握不大，因而对上级所作出的这个决定心里在犯嘀咕。由于考虑到自己一再被批判为右倾，所以这次没有贸然提什么意见。很快上级就正式宣布了这个决定，任命我为第二路游击司令，李一鼎任党代表并担任永兴县委书记。原来的两个营长刘承高、曹福昌任副司令。我当然只能服从命令，并于第二天率部队返回湘南。永兴和耒阳的部队走的是同一条路线，经酃县中村和安仁船形，到达永兴县界。当部队正在向永兴龙形前进的途中，李一鼎告诉我说，他要到衡阳去找特委，让我代理县委书记的工作，并负责将部队带回永兴打游击。说完他就带着妻子走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我们和耒阳的部队走到离永兴县城三十里的树头下宿营。在这里，两县的部队将要分路。这时，我们已得知永兴县城里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我们这支游击队虽然有几百号人，但枪支极少，战斗力很弱，而且还带着一些老幼妇女，机动性差。李一鼎一走，我是主要负责人，必须对这几百号人负责，下一步如何行动，需要迅速作出决定。我于当晚宿营时召集县委和游击队的干部开会，讨论研究部队的行动部署。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仅没有力量攻打县城，而且部队也不能过到江西岸;即使侥幸过到江西岸，敌人发觉后，我们也不可能站住脚。因此，我提议先动员妇女老幼分散回家，留下精干力量在江东岸，活动于永兴、资兴、安仁三县边界一带，机动作战。一旦形势不利，也便于向井冈山靠拢。对于我的这个意见，县委的几位干部都赞成，部队中的干部却极力反对。尤其是以副司令刘承高为首的一些人，坚持要去攻打永兴县城，否则也一定要回到江西岸。他向我发牢骚说:“你既然把我们从家乡带出来，就得把我们带回家乡去。”当时部队都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组织纪律观念很差，而家乡观念极重，思家心切。我们暴动后即忙于开辟工作，接着就是仓促撤退、改编、上山、下山、作战等等，没有来得及进行必要的整顿和训练教育。老实讲，我当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也没有抓紧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

    经刘承高带头一煽动，大家异口同声要求过江回家，尤其是部队背枪的多系便江西岸人，都听从刘承高的话，谁也不想到三县交界处去打游击。我再三陈说利害关系，终不能扭转大家的情绪。这时夜已经深了，有些人已很不耐烦了，说是太累了，要休息。我看意见一下子很难统一，只好宣布散会，先宿营休息，明天再议。

    当时我疲劳已极，躺下不大工夫，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我翻身起来一看，除了刘申、黄平、李卜成三人之外，其他的人都不知去向。原来在拂晓前，刘承高就悄悄拉着队伍跑掉了，连邓孝榜、刘在南也随他们去了。我急忙叫醒剩下的几个人，他们醒来一看就明白出了问题。大家又惊又气，你看我，我看你，一筹莫展。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追赶部队，设法把部队拉过来。

    我们四人离开宿营地没走多远，就听见前边传来枪声。我们加快了脚步往前赶，又走了一阵，就见有两个背枪的战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回来。一问，才知道刘承高带着部队还没有接近县城，一听到枪响，就乱了营，各人奔自己的家乡跑散了。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就这样一哄而散地垮掉了。这些人跑回家乡以后，陆续被民团抓住杀掉，刘承高亦未能幸免。我这个人一向被领导视为右倾，考虑问题总是要充分想到不利因素。但眼前所发生的这种突然变故，却是我作梦都没有想到的。一支几百人的部队，说垮一下子就全部垮掉了，什么组织纪律性，全然不顾了。思想的涣散竟然会起到如此大的破坏作用，这对我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

    我和刘申、黄平、李卜成以及刚跑回来的两名战士共六人，重新回到原来的宿营地，经过商量，决定去追赶耒阳的部队。耒阳部队骨干较强，枪也多，刘泰、邝鄌、邓宗海都在部队里，我们彼此很熟悉，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在附近先立住脚，再图发展。耒阳部队刚出发不久，我们很快就追上了他们。

    我们六个人随耒阳部队渡过耒阳河，到了耒阳南乡后，即与耒阳部队分了手，来到永、耒交界一带。离开部队，我们单独行动，只好昼伏夜行，白天在山林之中隐蔽，夜间下山到村子里找点吃的。这样经过两天之后，就潜回到我们的家乡附近。先在黄平家附近的山上隐蔽起来，到了夜间，找到黄平的父亲黄开桂。我知道我父亲反对我参加革命，不敢告诉父母我回来的消息，便设法与我哥、嫂取上了联系。通过黄开桂和我哥、嫂，了解到这一阵子敌人搜查很紧，白色恐怖很厉害。为了便于存身，我们经过商量，决定六个人分开活动。刘申、黄平带枪到桂阳、常宁两县交界的太平山区活动。太平山一带人烟稀少，是土匪出没地。打算在那一带串联群众，并相机做山上土匪的工作，搞点武装，以求建立一个活动基地。我与李卜成以及两名战士暂回我村中潜伏，进一步了解情况，并设法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开展工作。我们这样商量决定之后，约定了互通情况的联络办法，就分头行动了。

    我和李卜成等四人潜回我村后，我哥、嫂对我们十分同情和关心，帮助我们在附近一座山上找了个地方潜伏，每天由我嫂子偷偷给我们送饭。我哥哥还帮我找到了远房堂叔黄品清，帮助我们打探消息。黄品清是个有胆识、讲义气的人，同情共产党，好打抱不平。他与三教九流都有交往，关系颇多。因此，他能方便地打探到各种消息，对我们帮助很大。

    和我们在一起活动的两名战士，其中一名叫廖子厚，是永兴城里人，他要求设法送他回家。我们就给了他二十块钱，通过黄品清找了一个可靠的人，把廖子厚送到永兴县城。廖子厚后来参加了十九路军，在江西与红军作战时，他又跑回到红军中来，我与他又见过一面，不久他就牺牲了。另一名战士的姓名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衡阳人，原来在永兴城里当铁匠，永兴暴动胜利时，他参加了警卫团。他见廖子厚回家了，就也提出要求回衡阳老家。我和李卜成把身上仅余的二三十块银元又都给了这个战士，让他回家。听说他在回衡阳的路上，曾被民团抓住盘问，他什么也不讲，敌人只好把他放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就剩下我和李卜成两个人，在我村附近的山上继续潜伏。白天我们躲进树林深处，以防被人发现。晚上到了夜深人静之时，便悄悄摸回村里，趴在我家房后的猪栏上边睡上一小会儿觉。不等天亮，就由我嫂子来把我们喊醒，赶快回到山上躲藏。我们的行动，必须非常小心缜密，不但不能让村里人知道，而且还得瞒着我父母。我父母始终不知道我已回到家乡来了。

    我们请黄品清到外边打探各地的情况，寻找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以便进行联络，开展工作。从黄品清打探到的消息中，我们才知道，自我们撤离永兴城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屠杀。永兴全县被杀三千多人。原来旅衡学友互助社的成员，凡留在永兴未走的，几乎全部被杀掉了。邓孝榜、刘在南回去后也牺牲了。听说尹子韶正被通缉，不知下落。曹福昌夫妇二人回到家乡后就分了手，曹妻跑到南京，背叛了革命。曹福昌在家乡存身不住，也跑到南京，被其妻出卖而牺牲。和永兴相邻的几个县的情况，与永兴差不多，被杀掉的人成千上万。仅耒阳一个县，被杀的有上万人。我们还了解到，耒阳游击队在同我们分手以后不久，也被打散垮掉了。刘泰、邝鄙等领导人遇害牺牲。郴县游击队回去以后，也垮掉了，只有少数人半路折返井冈山才保留下来。邓华、向大复、邝朱权、邓允庭等人，就是半路折返井冈山才幸免于难的。资兴县离井冈山较近，境内多是大山。资兴游击队回去以后，保存了一个时期，并在龙溪洞一带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但坚持了二年左右时间后，也垮掉了，县委书记黄义藻牺牲。

    上述这些情况，有的是我后来才了解到的。

    我和李卜成经过两个来月时间的活动，千方百计寻找上下级关系，最终一无所获。原来县委派到各区乡的特派员和区苏维埃干部，凡未逃到外地的，全都被杀掉了。乡干部和暴动积极分子也大部被杀。从井冈山上回来的人，除个别小孩外，大都被杀害。少数埋伏下来的，也不敢出来活动，找不到他们的下落。我们多方打听湘南特委的消息，也杳无音讯。当时传说耒阳捕杀了几个大共产党，不知是不是特委的干部。我们在村子附近隐蔽活动的时间久了，挨户团已察觉到了一点风声，不断搜山围捕。我们经过慎重考虑，目前干部死的死，逃的逃，群众情绪低落，与上级党又联系不上，开展工作很困难;敌人搜捕越来越紧，继续在这里潜伏已是害多利少;况且，生活上全靠哥、嫂暗中接济，终非长久之计。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决定离开家乡，到外边去寻找党组织。我和李卜成找到刘申、黄平，把我们的想法同他们谈了，他们都赞成，并商定我和李卜成两人先走，等找到党组织后，再与他们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