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和李卜成离开家乡，打算取道武汉、南京，到上海去找党。黄品清又找了两个可靠的农民一起护送我们到常宁县白沙镇。在白沙河下游，找到开往衡阳的民船后，两农民即转回家，由黄品清一人扮作小商贩，送我们去衡阳。船驶到衡阳，我和李卜成没有下船，黄品清一人上岸去为我们买了去长沙的船票，把我们送上开往长沙的轮船后，他才与我们告别回家。这一阵子黄品清对我们的帮助真是太大了，他那种助人为乐、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至今感念不已。

    我和李卜成乘船到了长沙，没有停留，直奔火车站，爬上一列开往武昌的煤车，向武昌而去。来到武昌，刚过双十节没有几天，街上庆祝双十节的标语、牌匾等举目皆是。我们用化名住进汉阳门附近的斗级营旅馆，我化名黄彬，李卜成化名李天赞。我们已半年多没有洗澡、理发了，头发长得盖住了耳朵。住下后，我俩就上街理了发，痛痛快快洗了个澡，买了点衣服、鞋袜等生活用品，我还配了一副眼镜(我是高度近视)。我们整理好外表仪容，感到与常人没什么两样了，就去逛大街，撞大运，希图能碰上个把熟人，设法寻找党的关系。但转悠了三四天，一个熟悉的同志也没碰到。我们不敢到处乱闯，手头的钱也不多，不便在此地久留，决定赶往南京。

    我们买好去南京的船票，在去码头上船的路上，遇见了一个过去和我在唐生智部共过事的小军官，名字已忘记了。他告诉我说，唐部失败后，他转到桂系军队工作，现驻武汉，并邀我到他那里去玩。我怕引出麻烦，没有去找他，当即同李卜成一起乘船到南京。到南京一上岸，我们就在下关一个比较偏僻的巷子，找到一家旧式旅馆住下。巧得很，我们在这里与曾希圣不期而遇。曾希圣是我在衡阳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又同进广州政治讲习班。他比我们早来几天，也住在这家旅馆里。相见之下，我们都非常高兴，互相畅谈了别后的情形。从交谈中，我才知道曾希圣到南京来也是为了寻找党的关系，但至今没有找到。

    我离开永兴时，因家里穷，又受到挨户团的搜抢，临走时没有弄到一点钱，从李卜成家里筹借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为了今后的生活，我们一边打听党组织的消息，一边了解是否有同乡好友在南京，以便求得经济上的帮助。过了几天，我们打听到有个名叫曹日晖的永兴同乡，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现在是国民党军队中团一级的军官，在南京有公馆。我和李卜成在衡阳读书时曾与曹同学，彼此关系不错。李卜成主张去找曹日晖，一方面想向曹了解些情况，另一方面想向曹求帮点钱。我表示赞同。

    一天晚上，我同李卜成到了南京城内曹日晖的公馆，李进到宅内，我留在外边观察动静，以便发生不测时好有个照应。李卜成进去没有几分钟，就出来了，匆忙拉着我离开曹宅，转回下关旅馆。进到房间以后，李卜成才告诉我去见曹日晖的情形。曹日晖一见到李卜成，十分惊愕，张口便说:“你真好胆大!竟敢到南京来!这里同乡人很多，正在到处通缉你们。前不久曹福昌逃到南京，当即被人告发枪毙了。幸好今天我这里没有别的同乡在，算你幸运，否则，真是太危险了!你赶快离开，不要在南京呆了。”李卜成见曹日晖这种神情，也不便向他打问什么情况，就干脆要求他接济点路费，好离开南京。曹日晖不肯在自己身上拔毛，就介绍李卜成去找另一个同乡刘乙光。说刘乙光现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工作，人靠得住，可以帮助我们。

    我们按照曹日晖介绍的地址，找到了刘乙光。刘乙光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原来是衡阳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我们与他早就相识，彼此关系不错，是我鼓动他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从黄埔军校毕业后，他到北伐军中作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时，他逃离原来的部队，来到武汉，我曾在汉口的马路上碰到过他。那时他说他是从江西逃来武汉，并说江西方面的形势很紧张，难以存身。我告诉他武汉的形势也不妙，革命左派人士已纷纷离武汉去江西，我劝他还是回江西去。刘说身上已无盘缠，无法上路了。我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了他，他答应立即回江西。此后便再无联系，不知他怎么到的中央军校做事。这次我们同刘乙光一见面，刘也感到愕然。我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一是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二是请他帮助解决去上海的路费。刘先对我们谈了他所了解的情况后，说我们不能在南京久留，如果碰到坏同乡，就会出危险。但刘也不愿意为我们出这笔路费，他说过几天他要到上海公干，可以把我们一起带到上海。我们考虑随刘乙光去上海，比较安全些，就答应了。

    两天以后的夜里，我们同刘乙光乘火车去上海。一路上既不用买车票，也没有受到盘查，很顺利地到达上海。刘乙光把我们送出车站，就与我们告别而去。临别前刘对我们说，在上海找下固定住所后，就给他写信，他每月给我们寄几块钱的生活费。

    上海是当时我们党中央所在地，我们相信在这里一定能够接上组织关系。但由于白色恐怖气氛很浓，党的活动是在极为秘密的状况下进行的，我们究竟何时才能找到党组织，心里没有把握。考虑到我们身边的钱很少，不敢住旅馆，就采取白天逛大街、晚上在小店里租一张床位过夜的办法，以节省开支。这样过了几天，没有遇见一个熟悉的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我们感到这样没有固定住所，到处游荡也不是个办法，就设法找了一间出租的房屋，价钱很便宜，房东是个家庭妇女，丈夫不在家，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但没住几天，房东的丈夫回家来，看到我们既无行李，又无家具，也不像考大学的学生，就起了疑心，不准我们在那里住了，我们只好另找地方栖身。这次我们在闸北一个茶馆的后楼上租下一间小房子，老板是个警察兼流氓，他不怕我们不交房租，我们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没有行李，我们就在街上买了一块苇席，铺在地板上睡觉;又买了几件简单的炊具，自己烧饭吃。

    这时已是1928年的10月下旬了。我们两人都是第一次来大上海，人生地疏，每天除了上街东碰西撞想遇见熟识的同志外，就是钻书店看书。起初我们进书店，店员以为我们是来买书的顾客，热情地招呼我们。后来见我们光翻书不买书，就怀疑我们是偷书的扒手，店员的两只眼睛紧紧盯着我们，进行严密地监视。以后我们去的次数多了，他明白了我们是来揩油白看书的，便不大管我们了，由我们自己随便翻阅。

    就这样，我们在上海住了两个月时间，还没有找到组织关系，生活越来越拮据，心里更加焦急。开始，刘乙光还给我们寄来几块钱的生活费，后来他也失业了，又另外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在上海的永兴同乡厉良圭，是个黄埔军校学生，在复旦大学任军训教官。我们到复旦找厉良圭求助，他给了我们三块钱后，就再不理会我们了。别的关系又找不到，房东又天天催逼房租，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这期间，我们尝尽了厚着脸皮求人告助的难堪滋味，但依然是走投无路。

    我们决定先去找个职业以谋生，再慢慢寻找组织关系。但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佣工行，所得到的答复都是:女工尚可考虑，男工一概不招。人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真是连稻草也要抓。偶然听说湖南衡阳人聂云台，是上海一家纱厂的资本家，我们就以湖南大同乡的名义给聂云台写信，说我们是来上海考大学的学生，费用花尽，生活无着，请他收留我们在他的纱厂里做工。可是信发出去之后，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永兴著名的留学生黄璧的名字。黄璧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现在上海兵工厂炮弹部任主任。我以黄楚珍的化名给他写了一封信，冒称我是程潜所部的下级军官，在江西被缴械后漂流上海，因找不到职业，想到南洋去谋生，请他给予帮助。几天之后，接到黄璧的回信，约我到厂里同他面谈。真是喜出望外，我立即赶到上海兵工厂，找到黄璧的办公室，同他见了面。刚坐下没谈上几句，就有人进来找黄璧。黄璧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对我说，他有要事，不能继续同我谈话，委托他的一个亲戚、同事同我谈。说完他就走了。不大功夫，黄璧委托同我谈话的那个人就来了。这个人一进屋，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此人叫邓丰立，是湖南桂阳县北鸦山村有名的大恶霸。我有个姑夫是北鸦山村人，我这个姑夫去世时我曾去北鸦山吊丧，见到过邓丰立。我在史先生处读私塾时，邓丰立因与史先生有亲戚关系曾来过私塾，我也见到过他。湘南暴动失败后，这个邓丰立在北鸦山杀了很多参加暴动的农民和共产党员。幸而我这几年变化较大，邓丰立已认不出我了。他与我寒暄过后，首先问我过去的情况，如何当的兵。我竭力保持镇静，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与他胡扯了一气。他突然问我:“下青村黄清正的侄子黄时瑄(我读私塾时用过的名字)你认识吗?”我沉住气淡淡地回答道:“过去在家时认识的。”邓又问道:“黄时瑄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我说:“我离家出来当兵很久了，从没有与他联系过，不知他后来怎么样了。”邓恶狠狠地说道:“黄时瑄是个杀人放火的共产党。”我佯作惊讶道:“啊?他那样的人还会当共产党，真出人意料。”邓接着说:“他领头在我们那一带搞暴动，当局正在通缉他。我要是找见他，决不能轻饶了他!”我又感叹道:“他那样的人也会搞暴动，可真看不出来。”接着我把话题一转，问了问邓一家人的情况。最后我问邓，黄璧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邓说今天不一定能回来了。我就势说道:“黄璧先生今天不回来，那么我改日再来拜访，今天我就告辞了。”说完我站起身就往外走，邓丰立一直把我送到工厂大门口才回去。我手心里一直捏了一把汗，离了兵工厂，才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此后我再也不敢去找黄璧了。

    我有个朋友叫曹勤余，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曾和我同在北伐军一个团里当营指导员。听说他家住在上海法租界，我就设法找到他家。当时曹勤余已不在家，我见到曹的哥哥，要到曹勤余的通信处，并说好利用曹家作为我在上海的通信地址。我与曹勤余通过信之后，才了解到他于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又参加了第三党，现在福建漳州的一个部队里工作。他知道我目前处境困难，就劝我到漳州他所在的部队做事，条件是我必须改变信仰。我回信告诉他，我的信仰决不会改变。打这以后他就不给我写信了。到了阴历年前，我去了他家一趟，想看看有无我的信件，恰巧他探亲回家，我同他见了面。我劝他继续干革命，回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沉默了一阵子，才向我表示他不愿再干共产党了，但保证不会出卖我，他的家可继续做我的通信地址使用。但我已不再想与他联系了，从此就断绝了来往。

    我久困上海，受着找不到组织和经济来源断绝的煎熬，整天神经极度紧张，饥寒交迫，人眼看着就变老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我苦于无路可走之时，偶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凌兆尧的名字。凌兆尧是我在北伐军唐生智部当团指导员时的团长，彼此间的关系相当不错。现在凌兆尧在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三师第一五八旅当旅长，驻防唐山。所部归桂系白崇禧指挥。见到这个消息使我兴奋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关系可能给我经济上的资助。于是，我立即给凌兆尧写了一封信，介绍了我在上海的困境。凌兆尧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并寄来二十块钱。这对我说来，不仅是雪中送炭，而且是绝处逢生，使我得以渡过最困难的关头。

    天下事贵在坚持，最困难的时候也往往是出现转机的时候。1929年1月间，曾希圣由南京来到上海，找到我和李卜成，告诉我们说他已在上海接上组织关系了。我们一听，高兴得几乎要蹦起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曾希圣的哥哥曾钟圣已由莫斯科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军委工作。曾希圣找见他哥哥后，就与党中央联系上了。曾希圣还告诉我们说，袁策夷(即袁仲贤)和徐德二人也在上海。我一听更加高兴!袁策夷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北伐时曾任前敌政治部宣传队总队长，他当时就认识我，彼此都知道是共产党员。徐德与我更熟，都是广州政治讲习班的学员，后来同在唐生智部做政治工作，曾在一起参加过多次党的会议。

    我和李卜成当即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请求接组织关系，并请袁策夷、徐德两人作我们的证明人。报告由曾希圣通过他哥哥转交党中央。党中央很快承认了我们的组织关系，并派人来看望我们，还给我们每个人三十块钱，接济生活。我们终于又找到了党，回到了组织里面，身心都有了归宿了。时值隆冬天气，我和李卜成身上还只穿两件单衣。我们这才上街买了棉衣，并付清了房租。

    过了阴历年，我们在法租界租了一间亭子间，集中精力阅读党中央派人送来的党的六大会议文件。当时徐德在中央军委工作，也住在法租界，我们常常在一起交谈互相所了解的各方面情况。我从党的六大文件中，才第一次见到“大革命失败”的提法。组织上还不断给我们送来大批学习资料，其中包括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各种革命刊物等。有许多是我过去没有接触到的，如列宁的《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左派幼稚病》以及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等。我如饥似渴地读着，从中懂得了许多新的道理。这时我才知道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懂得了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什么是“左”倾盲动主义。也了解到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中国党内对过去问题的检讨和解决等等。这使我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认识上提高了一大步。

    这期间，我除了与徐德、曾希圣来往以外，还与熊受暄、柯乃康(柯庆施)等人有过来往。湖南省委遭彻底破坏后，逃到上海的同志又组织了新省委，正准备回湖南去，他们也曾来和我们联系过几次，向我们了解湖南的情况。

    不久，中央军委派人同我谈话，告诉我的组织关系属军委系统，李卜成属地方系统。并告诉我们说，党的经济来源很困难，只能保障少数职业革命家最低限度的开支，不可能把所有党员的生活都包下来。因此，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自找社会职业，实行职业化，解决生活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借职业作掩护，联系各方面的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根据党的这个指示，我又写信给凌兆尧，说我在上海几个月没有找到职业，请他考虑能否在他那里帮助我谋个差事做。凌兆尧回信说，可以先来唐山，工作问题来后再想办法。我将这个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请示是否可去唐山，当即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要我做好去唐山的准备。

    一天，曾希圣到我的住处来看我，我将凌兆尧要我去唐山和中央军委已同意我去唐山的情况告诉了他。曾希圣说中央军委已同意他去烟台工作，给他发了路费，他日内就出发，这次是来向我告辞的。我们互相勉励了一番，就此分手。

    不久，中央军委派一位负责同志与我谈话，交代给我到凌部后怎样开展工作，怎样同中央军委保持联系。嘱咐我到唐山站住脚后，就给军委写信，军委将派人去找我联系，自己不要跟地方党发生关系等等。谈话后，军委派人给我送来路费，并交给我一份与中央军委通信联络的地址。地址是上海的一所学校，收信人的名字现在已经忘记了。

    李卜成因属于地方组织系统，暂留在上海工作。我和李卜成自湖南永兴家乡出来找党，奔波数千里，历时近半年，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这时不得不恋恋不舍地分别了。在我临离开上海的时候，徐德曾来与我话别。我们互相勉励一番，约定今后经常保持私人通信联系。

    这次我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后，以后再无间断过。

    1929年春，我自上海乘海轮抵塘沽。由于我不谙旧社会那套走码头、闯江湖的规矩，一路上受了不少的窝囊气。本来在上海买的是卧铺船票，不料，上船后还得另外花钱打关节才能给铺位。我不肯花这个冤枉钱，只好自认倒霉，在船底仓坐了三天三夜。到塘沽上岸后，我仍不懂得给港口检查站送钱，惹恼了检查站的兵丁，除把我全身上下搜查个遍外，还用锋利的铁钎子把我仅有的一点东西戳个稀烂。

    我在塘沽转乘火车到了唐山，就直奔凌兆尧的旅部。凌旅驻扎在唐山附近的乡村。凌兆尧见到我后，谈了一会儿话，就派一位副官把我领到军需处和军医处合住的一所大院内住下。北方农村睡的土炕，我是头一次见到，平生头一次知道天下还有土炕这种东西，觉得很新鲜。

    我在凌部住下后，凌兆尧给我做了点衣服，发了些零用钱。凌兆尧有空就找我聊天谈话，从国民党谈到共产党，从唐生智谈到蒋桂冯阎各派，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后来我才察觉，凌兆尧找我谈话是在摸我的底，想了解我目前的政治态度究竟如何。

    这期间，我给上海中央军委写了信，报告我已安全到达凌兆尧的旅部，暂时尚未安排工作。同时我也给徐德写了封信，告诉了他我的情况。

    在凌部通过过去的熟人还了解到吴永钦现在天津中山中学当教员。吴永钦是北伐时凌兆尧团的书记官，我到该团当指导员后介绍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得知他的下落，我给他写了封信，告诉他我已来到凌兆尧处，彼此沟通了联系。

    凌兆尧的部队里，有许多我过去认识的中下级军官，特别是当年我在教导队教过的学生，现在都是连排长。听说我回来了，他们纷纷来看我，显得很亲热。我还到当年我工作过的第四团，会见了现任团长张嗣基和该团的营连长，彼此谈了别后的情形。

    平时我接触最多的是住在同院的军需处长和军医处长及这两处过去的熟人。军需处的军需官凌旭，是我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大革命时他曾在湖南酃县搞过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他逃到堂兄凌兆尧处，当了军需官。大革命失败后，他受的刺激很深，情绪低落。我来后常跟他在一起交谈，想争取他继续为革命工作，但他始终未表明态度。

    我除了接触凌部的中下级军官外，还抽空到开平、唐山一带的煤矿去过几次，接触一些煤矿工人，了解矿区的情况，为今后开展党的工作作些调查和准备。

    随着蒋、桂矛盾的发展，唐生智旧部官兵开始秘密串联，酝酿驱白迎唐。凌兆尧还发动全旅官兵到处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的标语，并把反桂迎唐的标语贴到来往于北平、天津的火车车厢上。一时间，军中反桂迎唐的声势很大，迫使白崇禧在军中不能立足，只好在廖磊的保护下，化装由塘沽搭日轮逃走。蒋介石为了利用唐生智倒桂，任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刘兴亦回部就任第五十三师师长，廖磊被迫离职下野。唐、刘回到军中，受到全体官兵热烈欢迎。当即整饬所部，宣布讨伐桂系。

    蒋桂之战，以桂系失败而告终。

    不久，蒋介石又委任唐生智为讨逆军第五路总司令职，配合蒋介石嫡系部队沿陇海路西进，讨伐冯玉祥。我随凌兆尧旅自兖州徒步向河南开进。行军途中，凌兆尧要我起草-个进军河南的白话文布告。我按照凌的授意，很快将布告起草好，送凌审阅后，即用石印印出，沿途张贴。凌对我起草的布告很满意，高兴地对我说，部队到了河南后，就要成立政治部，暗示要委任我政治部主任职。

    不久，冯玉祥通电下野，所部由河南撤至潼关。唐生智部官兵则在河南一线就地驻防，我随凌兆尧旅驻扎在商丘城附近的乡村。在商丘驻防期间，凌兆尧照旧经常与我谈话聊天，但对于安排我的工作问题却只字不提，好像根本就没有这回事一般。我暗暗责怪凌兆尧食言。过了一段时间，我看凌兆尧仍无安排我工作之意，就当面正式向他提出要求分配工作。凌兆尧则以工作不要急，慢慢想办法相推诿。我再三向他提出要求，凌却总是询问我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回避谈工作问题。后来我才弄清楚，是我自己做了蠢事。原来我以为凌兆尧的堂弟凌旭靠得住，在与之交谈中，为了争取他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将自己参加湘南暴动，上井冈山等情况都告诉了他。同时，还根据我学习到的党的六大文件精神，对他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鼓励他坚定革命信心。不想，凌旭将我同他谈的话，和盘告诉了凌兆尧，引起了凌兆尧对我的戒心。凌兆尧一方面顾虑收留一个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工作，被上面发现追查起来承担不了责任;另一方面，他知道我与他部下的军官士兵关系很好，害怕我在部队中开展工作会挖他的墙脚。于是，就再也不提给我安排工作的事情了。

    事已至此，我自知在凌部工作已无可能，继续留下来毫无必要，便写信给天津的吴永钦，告诉他凌兆尧不想给我分配工作，我决意离开凌部。吴永钦回信要我到他那里去，设法当个教员作掩护，开展工作。接到吴永钦的信后，我就向凌兆尧提出要走。凌开始予以挽留，说我留在他这里生活上不成问题。我心里说，我又不是来混饭吃的，怎么能在他那里当食客?我表示决心要走，凌兆尧也就不再挽留，当下给我开了一张护照，送了我一些路费。过去曾在教导队学习过的一批学员，听说我要离开，都来为我送行，大家还为我凑了一笔钱，以备今后生活之用。我离开商丘的时候，正是1929年的盛夏，天气热得很。我先乘火车到徐州，转乘津浦路火车去天津。

    我来到天津，直奔中山中学找到吴永钦。见面一谈，才知道中山中学因为闹学潮已停课，校长逃走了，学生散了，吴永钦也失业了。由于该校的学潮是吴永钦鼓动起来的，他在这里已安身不住，正在设法另谋出路。我来后，与吴永钦交流情况，并讨论今后的去向。

    我和吴永钦在一起分析，估计唐生智的部队在河南不可能久留。唐部官兵都是湖南人，家乡观念十分强烈，而唐生智与蒋介石是貌合神离，附蒋是迫于一时的权宜之计，蒋唐迟早会火并。因此，唐生智所部肯定要向两湖发展。我们考虑在唐军中关系较多，将来开展工作比较便利。我们于是商定先去武汉，在那里等待唐军到后，再相机打入唐军工作。恰在这时，接到李卜成的来信，说他已回到武汉，接上了组织关系，要我和吴永钦都去武汉。这样，我们就决定立即动身南下武汉。动身前，我给上海中央军委写了信，报告了情况。

    我与吴永钦二人离开天津后，先乘津浦路火车到浦口、过江后在南京下关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夏天的南京，闷热得令人难受，旅馆里的臭虫之多，更是令人望而生畏。晚上一躺下，人从头到脚底整个被臭虫包围住;抬头一看，天花板上密密麻麻聚满了一层臭虫，似乎在向住宿的客人示威。我们是路过南京，很快即搭船奔赴武汉。

    到了武汉，我们见到李卜成，彼此畅叙了别后情形。李卜成仍以李天赞的化名，在武汉考入清查丈量土地的清丈人员训练班，正在汉口的一所学校里受训。李卜成告诉我说，刘乙光也在武汉，现在陆军第二师第二旅某团任少校训练官。我当即写信与刘乙光联系，说明我在上海没有找到职业，又回到武汉，请他帮助设法谋个职业。刘乙光当时已随部队驻在孝感，他接到我的信后，即派人接我去孝感。吴永钦因为与唐生智部队的历史关系较久，熟人亦多，就给在河南的唐部熟人写信，希望重回部队工作。河南方面很快来了回信，要吴永钦马上去河南。这样，吴永钦即与我分手，单独去了河南。

    我来到孝感，见到刘乙光，相互谈了别后的情形。这时我才知道，刘乙光所在的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陆军第二师第二旅，师长顾祝同，旅长郑洞国。我考虑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里开展工作有困难，又担心一旦唐生智部南下武汉后，我在蒋的嫡系部队里不容易出来，便没有急于要刘乙光介绍工作，暂在刘乙光处闲住。

    过了一段时间，刘乙光对我说，你这么闲着也不是个办法，还是找个工作先干着，有了薪水，慢慢积蓄点钱，将来做什么都方便。我看唐生智部迟迟没有南下的消息，也感到长期闲住不是个办法，便同意由刘乙光给我介绍工作。刘乙光给我造了一份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几年小学教员的履历，并取了个黄仕诚的化名，介绍我到陆军第二师政治训练处训育科当少尉科员，具体工作就是管理图书。

    不久，陆二师第二旅由孝感回到武汉。我随部队到了武汉后，立即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去找他。一进到学校，就见学员们正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自习课。我进教室找了个遍，没有发现李卜成在里边。我就问那些学员:李天赞哪里去了?我连问了几遍，那些学员自顾埋头看书写字，谁也不理睬我。我又一再问李天赞哪里去了?这时有一个学员偷偷地朝我摇摇手，示意我快离开。我立时意识到李卜成可能出了问题，便扭头跑回我的住处。恰巧刘乙光来找我，我就告诉刘乙光说，李卜成多半是出了问题，我到学校去没有找到他，别人也不敢说明情况。为防万一，我向刘乙光表示要离武汉去上海，请刘给我筹措些路费。刘乙光听了我谈的情况后说:“你先不要急着马上就走，待我去打听一下情况再决定去留。”我同意了刘乙光意见，就催他快去打听李卜成的消息。

    刘乙光先到李卜成受训的学校了解到，李卜成被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便衣队抓走了，什么原因说不清楚。刘乙光又赶到武汉警备司令部找到熟人，证实了李卜成确系关押在警备司令部内。刘乙光通过朋友的帮助，到监所会见了李卜成。李卜成告诉刘乙光，中共武汉特别支部遭到破坏，特支书记刘家驹被捕后叛变，带领便衣特务将李卜成抓捕。刘乙光问李卜成，黄克诚现在有无危险?李卜成说，黄克诚与特支没有发生过关系，他也没向特支介绍过黄的情况，刘家驹根本不知道黄的情况，估计黄暂时不会有危险。刘乙光回来后，把他探听到的这些情况告诉了我，劝我暂时不要走。刘还说他问过警备司令部的熟人，说李卜成不会有生命危险。我请刘乙光设法保释李卜成，刘说保释暂时不可能，需等等再看。我经过考虑，觉得李卜成分析得有道理，我暂时还不至于有危险。我决定暂时不离开武汉，先写信报告中央军委武汉发生的情况，请示我的去向，然后再筹集点钱，安顿李卜成在狱中的生活，同时还要为李卜成出狱后的生活准备点钱和其他用品。

    我在陆二师政训处图书室上班工作后，每天除应付借阅图书的差事以外，我还将图书室所有的书籍进行了一次清查整理登记，并抽空剪贴报纸，到街上各书店购书等。工作之余，我一方面阅读书报杂志，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另一方面我对政训处的工作人员进行接触，摸清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相机开展工作。

    在这个政训处里工作的人员，情况相当复杂。既有死心塌地效忠于蒋介石的反革命骨干分子，如政训处主任康泽之类;也有像刘乙光那样的左派军人;还有坐牢刚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他们之中，有些是政局变幻中的失意者，也有共产党队伍中的脱党分子。大家对各人过去的历史大都相互了解，但都不认真对待，对彼此的遭遇相互很同情。上尉科员申孔国，湖北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对现实很不满，经常发牢骚，具有一定的革命倾向。还有一个勤务兵，已忘记姓名，是江苏徐州一带的人，家里很贫穷，为了糊口才出来当兵，不满现状，有反抗情绪。

    我当时把申孔国和那个勤务兵作为主要工作对象，经常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但还没有敢向他们暴露我的真实身份。因为我清楚地懂得，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犹如身在狼窝里，随时都会有危险发生，不得不小心谨慎从事。尤其是政训处主任康泽，虽然他那时尚未搞特务工作，但已是个很反动的角色。

    到了1929年的10月，冯玉祥又鼓动西北军将领反蒋。蒋介石乘机纠集各路杂牌军，以蒋之嫡系军队为骨干，围攻西北军。蒋、冯再度开战后，陆二师奉命向河南开拔。我随陆二师政训处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乘火车，开抵河南许昌车站下车，稍事停留，即徒步向豫西开进。未等陆二师上到前线，就听说西北军已被打败，我就随部队沿原路线开回武汉。在河南徒步行军中，我曾借宿营的机会，到附近找当地农民谈话，了解一些情况。农民对新军阀互相争战深恶痛绝，尤其是豫西一带的农民，由于连年的灾荒和战乱，使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

    重新回到武汉不久的一天，我同刘乙光二人上街闲逛，在闹市区突然与刘雄迎面相遇。刘雄是湖南永兴县一个大地主的儿子，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和我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同过学。湘南暴动时，刘家曾被暴动农民抄没，刘雄有个兄弟也被杀掉。湘南暴动失败后，刘家便对参加过暴动的农民进行屠杀报复，刘雄更是像一条鹰犬，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干尽了坏事。后来李卜成就是死在刘雄之手。我的情况刘雄完全清楚，也是他日夜搜捕的目标之一。这次我和他迎面相遇，已来不及躲避。乘刘雄还没反应过来，我就来了个先发制人，上前一把拉住他的手，装作很亲热的样子说道:“啊!老朋友，多年不见了，一向可好!”我一边说着话，一边紧紧地攥住他的手。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使他出其不意，弄得他瞠目结舌，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想抽开手，我更加用力地攥住，使他不得不就地站住听我讲话。说完，未等他开口，我便一松手快步钻进大街上的人群中去。这时，刘乙光又拉住他的手，继续缠住他讲话，问长问短，使他一时难以脱身。这样，我才得以跑脱。打这以后，我就不再轻易上街了，有空也呆在屋子里看别人下围棋。我后来爱好下围棋，就是这个时期看棋学得的一点基础知识。

    蒋介石打败了西北军之后，进一步加紧了剪除异己、消灭各路杂牌军的步骤。陆二师又奉命开赴南京，参加讨伐石友三之役。我即随部队由武汉乘轮船到了南京。

    这期间，我思想上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看到从大革命的失败，到目前白区党组织到处遭受敌人的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血流成河的现实，认识到我们在军队中只抓政治工作，而不注重抓军权，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我深深地感到，革命必须依靠武装斗争。没有革命武装作后盾，迟早会成为敌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于是，我逐渐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到游击区去，重回红军搞军事斗争。所以，我到南京一下船，就找了个借口请假，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立即找到徐德。详细地向徐德作了汇报。我请徐德将我的情况和请求，设法立即转报中央军委，希望迅速得到答复。

    当天晚上，徐德告诉我说，已将我的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军委的同志说以前我写的信都收到了，情况都已了解，同意我去游击区参加军事斗争的请求，要我速作准备。徐德还告诉我说，军委已决定派他到赣东北方志敏处工作，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一道前往。我说现在我还不能马上随他走，我得先回南京办理请假或辞职手续，免得不告而辞会使介绍人刘乙光受到牵累。同时我还必须回一趟武汉，去看看正在狱中的李卜成，待把李卜成的事情安排一下之后，才能再回上海听候军委的工作分配。徐德说我下次来上海时，他可能已经离开了。他嘱咐我再回上海时，如果他不在了，要我去他家看看他的夫人。并要我在离上海去苏区之前，设法给他夫人留下点钱，以接济今后的生活。

    我从上海回到南京，正是1930年元旦前夕。我赶着打请长假报告，以便名正言顺地离开陆二师。还未等我的报告送上去，陆二师政训处已奉命宣布解散，工作人员领一个月的薪饷，作为遣散费，自寻出路。这样一来，我假也不用请了，就着手打点行装准备去武汉。遣散时，政训处主任康泽对每个工作人员逐个谈话，询问各人的去向。当问到我打算去何处时，我回答说:我过去当过小学教员，这次打算回家乡去，仍设法觅个小学教员的差事干。康泽听了后点头说:那很好嘛。

    我与刘乙光这位同乡可算是有点患难交情了。通过这一段的相处，我感到他是一个热情助人又能同情革命的人。因此，在临分别时，我对自己的去向没有向他隐瞒，据实以告。刘乙光听了后对我说，他也有去当红军的想法，等将家属安顿好后，再考虑去苏区参加红军。但他以后并没有去苏区，我也没有再同他联系。可能他以后又向右转，完全投到反革命一边去了。

    元旦过后，我即离开南京去武汉，总算脱离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是非之地。我来到武汉，先在一位湖南永兴同乡刘参的家里落下脚。刘参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同情革命，与我私交很好。刘参在武汉的职业是搞水利工程建设。我找到刘参家里时，刘参已去鄂西荆沙堤防工地，不在武汉。我只见到刘参的夫人徐冰华。在刘参家里，我还见到了李卜成的弟弟李翔，他是听说李卜成被捕的消息后赶来武汉的，就住在刘参家中。我将自己的行李和剩下的钱都放在刘参家，留待李卜成出狱后使用。然后我到监狱里去探视李卜成。李卜成已被判了有期徒刑，具体判了几年记不清了。我告诉李卜成我已决定去苏区，这次来武汉的目的，就是来探视他，并为他出狱后准备了行李、衣物和一部分钱，放在刘参家里，让他出狱后就到刘参家里去取。我嘱咐他刑满出狱后，就立即离开武汉，最好也去苏区参加红军，否则就到上海找党中央，要求分配到其他地区工作，如果能争取到北平去读书也好。千万不要留在武汉，也不要回湖南。我认为李卜成和我的情况差不多，在湖南和武汉都很难站住脚，多半会被坏同乡和叛徒特务捉去请功，白白地牺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