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瑞，安徽金寨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军事指挥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四次转战陕南，为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被毛泽东誉为红军的“陕南王”。将军足迹所到之处，包括商洛、安康、汉中在内的陕南全境。

    一进陕南：独立领导游击战

    1934年12月8日，陈先瑞随北上长征的红25军，经豫陕边界的铁锁关抵达洛南县。这也是陈先瑞第一次进入陕南。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决定，选择鄂豫陕边作为立足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一）勇挑重担，创建根据地

    当时，陈先瑞任红25军233团政治处主任，兼任该团第3营政治委员。1934年12月下旬，陈先瑞正率部队在镇安县九甲湾（今属山阳县）一带发动群众，突然接到命令，让他立即到军部报到，红25军政委吴焕先要与他谈话。原来，红25军决定把陈先瑞留下，带领该团3营7连的六七十号人，于鄂陕边果的勋西、山阳、镇安等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探地。第7连对外改称“鄂陕游击师”，由陈先瑞任师长。组织上考虑到当时陈先瑞腿伤尚未痊愈，专门给他配了一个大个子警卫员，以碰到危急情况，好背起他就走。从此，陈先瑞就离开主力部队，独力撑起一方工作。陈先瑞按照吴焕先的指示精神，积极建立游击武装，逐步站稳了脚跟，初步打开了局面。 

    1935年2月，鄂豫陕省委决定建立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由陈先瑞任游击总司令，下辖五路游击师和总部战斗营（由7连扩编而成），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余人。4月，陈先瑞当选为鄂豫皖省委委员。

    7月13日，红25军主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随后，继续开展长征。当时，省委曾两次写信给时任鄂陕特委书记的郑位三和陈先瑞，就红25军的行动以及坚持陕南斗争的方针任务，作了具体部署和指示，但因种种原因，这两封指示信均未能送到，因而，郑位三、陈先瑞当时并不知道红25军的行动去向。

    红25军主力走后,国民党军仍以20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实行“划区清剿”，斗争形势极为严峻。鄂陕、豫陕两地惨遭敌人破环，第九路游击师叛变投敌，其他各路损失也都很严重，好不容易创建的根据地危在旦夕。

    （二）着眼大局  力挺郑位三

    不久，留在根据地的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从报纸上获悉红25军已转战到陇南陇东的消息。两个特委便于1935年9月9日在商南县梁家坟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同意将两个特委组成中共鄂豫陕特委(又称陕南特委)，以统一领导和坚持斗争。会议在讨论特委书记人选时，发生了激烈争论。时任豫陕特委书记的李隆贵，自告奋勇要当鄂豫陕特委书记。由于他抢先发言，加上郑位三也不好反对，一些人便开始支持李隆贵。陈先瑞对此非常着急，他深知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和一个好的书记，一支小部队是很难坚持独立斗争的，而郑位三同志理论水平和威望都很高、组织能力强、经验丰富、沉着冷静、善于从实际出发，同志们都亲切地称他为“位老”。从坚持鄂豫陕边斗争的大局出发，推选郑位三为特委书记是合适的。于是，陈先瑞抢着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力挺郑位三担任特委书记。在陈先瑞等坚持下，会议经过一番讨论，最后一致推选郑位三为特委书记，陈先瑞等当选为委员。以后看，选举郑位三担任特委书记非常正确。鄂豫陕边区之所以能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胜利，与郑位三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他很好地发挥了“主心骨”的作用。而自告奋勇的李隆贵，则在抗战开始后，携款潜逃，不知所终。

    （三）灵活机动  连破“两围剿”

    根据新组成的特委决定，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以及第六、七路游击师和山阳西区游击大队,与豫陕游击师的四个游击大队，共同组成红74师。10月6日，红74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城立，陈先瑞任师长，全师编成两个营、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连，共700余人。红74师组成后，独力坚持了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展了这块来之不易的根据地。

    红74师刚刚成立，各路敌军便蜂拥而来。鉴于敌强我弱的实际，陈先瑞决定避实击虚，专打敌保安团队，同时加大向群众宣传力度，让群众认识到红军没有走，从而稳定了军心民心。

    1935年12月6日，陈先瑞指挥红74 师首战青铜关关旗开胜，歼敌庞炳勋部一个营，毙伤敌营长以下100余人，缴获长短枪70余枝、轻机枪5挺。

    12月27日，红74师一举切攻占宁陕县城，全歼保安队400人，并缴获一个武器库，一下解决了部队装备问题。随后，陈先瑞指挥部队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于1936年春节前后，先后两次奇袭占领佛坪县城，在宁陕、佛坪之间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至此，打破了敌人的第一次围攻。

    1936年2月，敌人又调集十几个团的兵力，以严密封锁结合跟踪的战术，对红74师发动第二次围攻。敌除以一部分兵力分驻各县城、集镇和交通要道外，其余全力对宁陕、佛坪地区进行“围剿”，企图将红军消灭在该地区。

    陈先瑞发觉敌人企图后，决定避开强敌进攻，西去位于陕甘边区的双石铺（今凤县县城），尔后再行东返，以迷惑和调动敌军。2月中旬，红74师由佛坪西去，一路横扫敌民团和保安部队。在双石铺，陈先瑞指挥部队首先歼灭敌保安团300余人，缴枪200余支，接着又在百余里的公路线上，挖路基、割电线，并缴获敌人5辆军用汽车，得到大批面粉和弹药，使敌人交通中断半个月之久。

    红74师远程奔袭双石铺，凤县、宝鸡等地接连告急，设在西安的西北“剿匪”总部，也惊得连日派飞机进行侦察。这一连续的作战行动，与红一方面军此时发动的东征战役，恰好形成东西两线的战略配合。

    1936年2月 28日，当敌第49师跟踪追击而来时，红74师又调头东返，进入秦岭山区，攀陡壁、坐“雪滑梯”，连续4天4 夜在秦岭上下翻越几次，并攀上海拔3700多米的太白山。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征战，克服重重困难，终天突破了敌军四、五个团的围追堵截，于3月中下旬胜利返回到宁佛地区的东江口作短暂休整。至此，敌第二次“围剿”也被打破，全师部队又经受了一次严竣考验。

    （四）主动出击  巧演“闹华山”

    一天晚上，原红25军手枪团战土程福才，从陕北经关中到达东江口，送来《八一宣言》和《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等重要文件。至此，和上级“失联”已久的陈先瑞，终于与中央和上级取得了联系。 这次看到中央文件，使陈先瑞在后来的斗争中有了行动依据，斗争策略和领导水平有了新的提高。1936年3月24日，郑位三、陈先瑞以化名，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红74师成立经过及有关情况的报告，交由程福才带往陕北。

    1936年5月，红74师缴获敌人一份电报，得知敌人又调令约20个团的兵力，计划开展第三次“围剿”。针对本次敌人围剿部署，陈先瑞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变被动为主动，牵着敌人走，相机消灭敌人。随后，红七十四师兵分三路，于6、7、8月份，深入敌后，四处打击敌人，破坏敌人交通，打乱敌人围攻部署。在鄂陕边界的梁家坟地区，陈先瑞指挥部队利用雨夜袭击赵川民团，击毙作恶多端的民团头子赵平甫，群众高兴地唱起赞歌：“一阵雨，一阵风，云消雾散太阳红；家家户户迎红军，红军来了救百姓”。

    1936年9月中旬，驻扎陕南境内的几支敌军，大都西调，根据这种迹象，陈先瑞估计到陕甘边战事告急。当然，此时的他并不知道，长征北上的红二方面军，时已相继占领两当等县，正在围攻凤县。陈先瑞趁机于9月底在宁陕县猴子坪将部队集中休整。同时，为了掌握情况和配合行动，派手枪团一个分队尾随敌人西去，一面跟踪侦察，一面袭扰敌人。至此，敌人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红军的计划又破产了。

    为了策应陕甘战事，陈先瑞率红74师主动出击，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继而东出鄂陕边界展开攻势。11月下旬，商县驻军长官公秉藩亲率装备精良、战力较强的别动队及保安团1000余人，向红74师扑来，双方于富水关打了一个遭遇战。狭路相逢勇者胜。陈先瑞指挥红74 师奋勇冲杀，集中火力向敌发起攻击。激战近一小时，终于将敌击溃。此战，毙伤敌近百，俘敌中校军官一名，缴获20响驳壳枪50支、机枪7挺。这一胜利充分显示了红74师的过人战斗力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斗争情绪。

    随后，红74师又乘胜北上，一路打到华山脚下，演出了著名的”闹华山”好戏。陈先瑞先是指挥部队在华山脚下转了三个大圈，又派出少数部队 上华山，张贴标语，大造声势。一时之间，搅得敌人四处告急。毛主席后来对陈先瑞说：“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很好啊！”

    （五）三原改编   踏上新征程

    西安事变爆发后，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红74师改编为南路抗日军（对内仍称74师），由陈先瑞任军长，全军共1700余人。随后，奉命赴潼关、灵宝之间展开行动,以配合东北军、两北军阻止国民党“讨逆军”对西安的进攻。

    1937年1月22日，红74师奉命到达商县地区,与南下配合友军作战的红15军团胜利会师。红15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等，对红74师独立坚持陕南游击战争，给予了很高评价。

    与此同时，在与国民党关于红军驻防区域的谈判中，蒋介石提出必须让徐海东、陈先瑞部放弃陕南开至渭河以北。而毛泽东在同意徐海东部撤离陕南时，以陈先瑞部“是陕南土著部队，不愿开渭北，无法勉强”为由，“坚持该部留在陕南”。后经与顾祝同交涉，终于达成此项协议。这一驻防区域的划定，意在防止内战再起时，以便陕南陕北红军相互策应。

    1937年2月初，红74师进驻镇安、柞水等地，后移长安县大略口驻防整训。这时，全师三个团共2100余人。1937年8月，陈先瑞奉命率部开赴三原，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后方留守处，后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警备第1旅第2团。从此，这支独立坚持鄂豫陕边游击战争的队伍，投入了抗日救亡、保卫陕甘宁根据的战斗。

    有趣的是，国民党一直把陈先瑞的名字讹传为“陈光瑞”，且1936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的《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上的46名红军将领署名中，也把陈先瑞写成了陈光瑞。对此，毛泽东在接见陈先瑞时风趣地说:“不管是先还是光，你在国民党那里挂了号的。你的名字，我早就从报纸上知道了，人家还要活捉你，赏一万元大洋，你知道吗？一万元大洋可不少啊!”

    二进陕南：整合疲师抗强敌

    1946年2月，陈先瑞所部改编为中原军区第15旅，下辖第43、44、45团，王海山任旅长，陈先瑞任政委。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中原军区部队实行分路突围。当时，旅长王海山率第45团随同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机关行动，于7月中旬突围到陕南商南县境；政委陈先瑞率第43、44团，随南路王树声第一纵队行动，越平汉路西渡襄河，于7月下旬进入鄂西北武当山地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陈先瑞率部在房县、竹山、勋县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消灭敌人，就地开辟以武当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

    （一）临危受命  二次进陕南

    这时，陈先瑞忽又奉命率部再入陕南，就任豫鄂陕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建国后，李先念才告诉陈先瑞这次调动的原因，因为陈先瑞曾经在陕南坚持过近三年的游击战争，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又有着丰富的独立领导游击战争的经验，便于领导和开展斗争。所以，才有了这次调动。

    根据中原局电令，陈先瑞率部于1946年9月初由房县出发向西挺进，由冷水滩渡过汉水。之后，就沿着他当年入陕时所走过的一条道路，经勋西边界的崇山峻岭北上，沿途打退敌人的重重堵截，穿过地势险峻的一、二、三天门，再次进入陕南地区。

    中原突围，各路部队损失都很惨重。陈先瑞所率领的两个团，总共只剩下1000余人，而先期突围到达商洛的第四十五团，所遭受的损失更重。

    （二）针锋相对  坚持豫鄂陕

    面对疲师弱旅的严竣局面，结合当时的斗争情况，根据过去在陕南的斗争经验，陈先瑞提出了坚持豫鄂陕斗争的想法：一是加强各级领导；二是稳定部队的思想情绪；三是避开敌人主力，进行灵活的游击战；四是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大力加强地方政权建设。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随后，陈先瑞配合豫鄂陕军区司令员文建武、政委汪锋，指挥军区部队采取分散斗争的方式，发动和组织群众，巩固扩大根据地，积极反“扫荡”反“清剿”。

    陈先瑞率部进入陕南时，敌人第一次“清剿”正在进行。陈先瑞配合军区司令员、政委一方面积极解决粮食和冬衣等困难，一方面积极开展反“清剿”斗争，各部队都打了一些大大小小的胜仗，到10月底，取得第一次反“清剿”胜利，豫鄂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

    从1946年11月下旬起，国民党军调集9个正规旅和17个保安团，对豫鄂陕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清剿”。此次，敌人采取分区“清剿”和反复“扫荡”的战术，同时加强经济封锁，妄图将根据地一块一块地吃掉。根据分工，陈先瑞到第一、第五分区指导和帮助反“清剿”斗争。他带领一个连队，由洛南出发，经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一直到佛坪，转战几百里，期间打了好几仗。这是一次极为艰难、险象环生的远程跋涉！由于兵力弱小，较之当初由武当山进入商洛，更是困难重重。沿途所经过的集镇及交通要道，全都被敌人封锁得严严实实，随时随地都会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陈先瑞仅带着一个连队，凭着熟悉的地形道路和机智勇敢，穿插迁回，昼伏夜行，经过半个多月的奔走战斗，终于抵达宁陕地区。据陈先瑞回忆，一次宿营时，岗哨因过于疲劳而睡着，敌人都快摸到门口了，陈先瑞恰好起来小便而发现敌人，立即组织撤退，差点被敌人活捉。

    1946年11月底，陈先瑞在柞水县丰家河召开第一、第五军分区干部会议，研究具体的反“清剿”措施，号召同志们团结一致，战胜敌人更大规模的全面“清剿”。

    鉴于敌人反复“清剿”，根据地日益缩小，分散兵力进行斗争已难以歼灭分散之敌，1947年1月上旬，豫鄂陕边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将几个军分区主力部队，集中组建第一野战纵队，东进豫西，到外线作战，以减轻内线压力。1947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及行政公署北渡黄河，开往山西晋城休整。

    （三）整合部队  组建二纵队

    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及行政公署北上后，陈先瑞根据边区党委和军区的决定，负责留在根据地，收扰整编各军分区所属部队。在伤残病弱较多，缺衣少食，武器弹药严重不足，整个部队作战能力较弱的严竣局面下，面对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陈先瑞指挥部队采取机动灵活、兜大圈子、避强击弱等战术，毫不动摇地同敌人进行斗争，在给敌以狠狠打击的同时，有效保存了自己。

    1947年2月，陈先瑞将各分区剩余的部队2700余人集中起来，组成军区第二纵队，陈先瑞任司令员。新组成的第二纵队，一路冲破敌人的围堵，于3月20日从渑池北渡黄河,于22日抵达晋城，与先期到达的军区主力部队(即第一纵队)会合。

    部队休整期间，李先念、郑位三等先后从延安来到晋城，主持召开了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总结中原突围的经验教训。陈先瑞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豫鄂陕军区第一、二纵队统一编成一个纵队，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7月下旬，豫鄂陕边区党委、军区及行政公署撤销。至此，陈先端也调离他原来的老部队。

    三进陕南：艰苦开辟根据地

    （一）奉调新部  横扫豫西

    1947年7月，陈先瑞奉中央军委电令，调任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副军长。38军原为西北军杨虎城旧部，下辖17师、55师及1个教导团，后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该军军长孔从洲原为旧军人，对我军作战、作风等还不熟悉，陈先瑞名为副军长，实际负责军长的工作。  当时，正值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阶段，38军在陈（赓）谢（富治）兵团编成内，随陈谢大军行动。

    1947年8月22日夜，陈先瑞等指挥第38军由平陆县茅津渡成功渡过黄河，随陈谢大军纵横豫西。我军抢抓敌陕东兵团尚未完成集中的有利时机，积极歼灭分散守备之敌，仅半个多月时间，便歼敌3万多人。38军在战斗中也得到很大锻炼。

    （二）三进陕南   协同作战

    9月23日，中央军委电示陈谢:“以三十八军一部开文底、逼近潼关佯动，迷感敌人；以刘（金轩）旅附三十八军一部，立即西进，相机攻占洛南、商县、商南、山阳诸县，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据此，陈先瑞率38军第17师及教导团，于9月24日从潼关万仓地区进入陕南。9月28日，17师、陈谢四纵12旅（即刘金轩旅）在陕南重镇龙驹寨（今丹凤县城）胜利会师。这是陈先瑞第三次进入陕南。

    9月29日，17师、12旅召开联席会议，商定：以12旅负责丹江以南地区，向山阳、镇安和鄂西北行动，创建陕南根据地；第17师则于牡丹江以北牵制敌人，掩护和策应第12旅向南展开，同时指挥陕南独立团（由第38军教导团改编）就地开展斗争。

    17师、12旅两支部队进入陕南，直接威胁到胡宗南集团在关中地区的安全，配合了西北、中原我军的斗争，犹如在敌心脏上插上一把尖刀。因此，国民党军立即调集重兵，进行疯狂围剿，企图乘我军立足未稳，一举予以歼灭。

    面对严重敌情，陈先瑞要求同志们认清形势，树立信心，增强斗志，准备熬过一个极端困苦的冬天，实现党中央赋予的开辟豫陕鄂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他结合陕南的实际情况，根据自己在陕南长期斗争的切身体会，提出一套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作战原则，实行“兜圈子、绕弯子、钻空子、插档子”的灵活战术，巧妙地与强敌进行周旋，拖住敌人、消耗敌人，寻机歼灭敌人。

    期间，陈先瑞指挥部队历经艰险，多次从敌人重兵之中穿来插去、杀进杀出，使敌人“围剿”的计划彻底泡汤。1947年9月下旬到年底，短短几个月时间，17师和12旅即攻占十几座县城，解放大块地区。由此，两支部队不但在陕南站稳了脚跟，并消灭了大量敌正规军和地方团队，打掉了敌人的地方政权，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1948年1月，陈先瑞调任豫西军区副司令员，负责在豫西地区执行剿匪任务。他正确执行剿匪政策，广泛开展群众的剿匪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基本严肃清了豫西地区的土匪武装，使豫西、陕南两地连成一片。

    （三）新式整军  提升战力

    剿匪工作结束后，陈先瑞立即赶回陕南，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经过此次整军，部队面貌焕然一新。随后，他指挥17师参加了宛西战役，具体执行围歼西峡口守敌的战斗任务。虽然西峡口防御工事非常坚固，但由于新式整军大大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调动了部队作战积极性，因而攻城之势锐不可挡，很快便占领西峡口，俘守敌700余人。宛西战役后，陈先瑞又挥师西进，于5月17日收复商南县城，5月21日再次攻占龙驹寨。到1948年5月，民主政权已发展到14个县，根据地跨越鄂豫陕三省边界，面积达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主力部队12旅和17师由1.2万余人发展到2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近万人。

    至此，自陈先瑞率17师进入陕南以来，经过8个月的艰苦转战，熬过了一个多雪困苦的冬天，最终实现了立足陕南“作为夺取大西北之一翼”的伟大战略任务。

    四进陕南：解放全境迎黎明

    （一）不计名利  不当正职当副职

    1948年5月，陈先瑞所率领的17师根据中原局电令，与第12旅共同组成陕南军区。陈先瑞第四次进入陕南。

    陕南军区成立前，陈赓司令员专门找陈先瑞谈话，传达陕南军区组建方案，让他任军区政治委员。陈先瑞考虑到自己一直做军事工作，更适合指挥作战，因此，他从更好地开展工作的角度，主动提出不愿意做政治工作，宁可当军事助手。对他这种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一心为革命事业的优秀品质，陈赓司令员非常赞赏，给予了高度评价。于是，陈先瑞担任了陕南军区副司令员。

    陕南军区组建后，司令员刘金轩即率12旅等部前往参加襄樊战役，后又派出部队参加淮海战役。期间，陈先瑞组织军区其余部队实施了均县战斗、黄龙滩战斗和房竹战役，前后三战三捷，共歼敌3000余人，收复和解放了均县、房县及竹山县城。同时，积极配合地方党委和政府开展根据地建设，以小部武装清剿匪特，既当战斗队，又当工作队。到1949年4月底，根据地土匪基本剿灭，社会秩序日益安定，新生政权得到巩固，根据地逐步巩固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