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姐陈春生，已于2022年9月27日不幸去世，晴天霹雷，一下子就把我给击懵啦！眼泪禁不住地刷刷掉了下来……

图：我的大姐陈春生

    大姐春生，是我父亲陈正人和母亲彭儒下井冈山后在兴国生育的孩子。由于正好是春天，故取名叫春生。    

    我父母一生共生育了六个已活下来的孩子，除了我大哥永生，比我大姐还要大上一岁外，大哥永生，是我父母于1929年秋，他们战斗在井冈山永新大湾时，生育下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是在永新出生的，也是为了纪念这个红色的革命地方，父母便为这个孩子取名为：永生。虽然我父母十分疼爱这个孩子，但由于当时战争的环境，条件十分艰苦恶劣，也只好把这个刚出生还未满月的孩子，用地方同志每人凑了几角钱换成的两块“袁大头”，送给了当地的老表去抚养。所不幸的是，我的永生大哥，在他6岁那年又患了一场大病，因没钱医治，就夭折了。我可怜的大哥永生，他沒能看到我们的父母亲和他们的战友们，一起浴血奋战创建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而我的大姐春生，是我父母在1930年至1931初，跟随毛泽东、朱德采取“诱敌深入”战略方针，领导红一方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的战争时期，而怀孕下的第二个孩子。

图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站）主持召开会议陈正人右5

    1931年10月11日，苏区中央局决定成立中共江西临时省委，任弼时任书记，父亲陈正人任组织部部长。不久，任弼时调回中央工作，父亲陈正人代理省委书记。

    1931年11月上旬，中央苏区江西省笫一次代表大会在兴国召开，选举并产生了中央苏区江西省委员会，正式成立了中共苏区江西省委。李富春等13人为省委委员。李富春、父亲陈正人、曾山、刘球贤、谢佩兰、陈毅、刘启耀、张绩之、蔡畅为省委常会。李富春任省委书记，父亲陈正人任组织部部长。在李富春未到任之前，由父亲陈正人代理省委书记职务。

图：前排右1彭儒后排右1贺子珍左1康克清等女红军

    那时父亲陈正人，年方24岁，母亲彭儒年方19岁正身怀六甲地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大姐春生。

    母亲后来不止一次地经常回忆起她那段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所以，待革命事业成功后，我母亲说什么也要找寻到她的这个亲生大女儿。因为这个女儿是和她一起参加了在中央苏区期间的“一苏大会”和江西省“苏大”。母亲生前经常在她的卧室里，凝望着墙上那张她和贺子珍、康克清等六人的历史珍贵照片出神……她经常指着那张照片里前排右一“女红军”，对来家中看望她的年轻后辈们说，我就是怀着六甲的身子去参加了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隆重开幕式和阅兵大典的，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邓发、周以栗、叶剑英、张鼎丞、曾山、还有我的丈夫陈正人等领导人和红军将领，在检阅台上向受阅部队挥手致意。我也在受阅的部队里，而我肚子里，又正怀着我的大女儿春生，我们是母女俩一起参加受阅部队的人啊！

    在新中国成立前，也就是1949年的3月，我父亲被毛泽东看中并立即派往江西担任新中国首任省委书记和江西省军区政委。毛泽东说:“派陈正人去江西，主持家乡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时年我父亲年方42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在他接命不久后，就风尘仆仆地率领吉林省委的领导班子南下江西来主政江西党政军的工作。而母亲彭儒也随父亲到了南昌，她担任了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副主席。

图：陈正人 彭儒携子女与毛泽民之女毛远志（左1）在延安

    刚一解放后的江西，我父母的工作是超奇的忙碌。但父母仍沒有忘记去寻觅他们19年未再见面的大女儿春生。

    父亲陈正人不但是在寻觅自己的儿女，他还寻觅了许许多多革命者的后代，这其中就包括了毛泽东与贺子珍留在中央苏区的儿子“毛毛”，还有曾山的长子曾庆红等。因为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和红军长征之时，因形势紧迫，不允许也不可能带着孩子行军打仗，沿途不断地有红军后代遗留在各地。同时，还有不少烈士的遗孤流散在民间。父亲陈正人一踏上故乡的土地，笫一个就想到了让烈士子弟有所关照、安置，也让红军的后代尽快能与失散多年的父母亲团聚，这也是一个真正有情有义的革命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除此，父亲陈正人还完成了毛泽东在北京香山交给他的另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活捉遂川县有名的土匪头子肖家壁。土匪头子肖家壁，还有土匪罗普权不但是残害我奶奶张龙秀的刽子手，他也是差一点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十恶不赦的土匪头子，毛泽东永远记着他！在父亲陈正人赴任江西工作前，毛泽东在香山又特别地叮嘱我父亲:“一定要活捉他！”

    “我的大女儿春生，你现在哪里啊？”解放回到江西南昌后的我母亲，脑海里时常闪现出她把刚刚出生、还未满月的大女儿春生托付给一位“红军大嫂”时的情景……她经常念叨起她的大女儿春生，她说，大部队就要出发了，她又不能因为幼小的女儿而脱离开大部队。她心急如焚！马上就在江西兴国县找到了一位靠得住的一位红军家属，因为这位红军家属的丈夫就在我们红军队伍上当事务长。她说她对这位红军家属几乎是在哀求:“大嫂，部队上不让带孩子行军，你就帮帮我的忙，这个孩子交给你，我也放心。待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会报答你的。如果打仗我牺牲了，这个孩子就当你的女儿也行，当你的儿媳妇也行。”母亲的迫不及待和无奈，及“红军大嫂”的怜悯，我大姐春生还未满月、正在“嗷嗷”待哺时就离开了母亲的怀抱，被那位红军家属抱去抚养了。

    还好，大姐春生遇到的这位红军家属还是靠实的。但不久后，她的丈夫随红军大部队北上长征，从此就再也没回来，这时候的中央苏区也成了白色的恐怖地区。后来这位“红军大嫂”又听人讲，她的红军事务长丈夫，在一次战斗中早已光荣牺牲了。就这样，家中就剩下我大姐春生和这位红军家属了。由于生活上的所迫，“红军大嫂”就四处背着还是婴儿的大姐春生沿街乞讨来度日。当乞讨到泰和县时，“红军大嫂”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就嫁给了当地一位姓黄的男人。大姐春生后来回忆说，在她已经三岁的时候，“红军大嫂”就与这位姓黄的男人生下了一个小妹妹，在这个小妹妹一岁时，大姐春生已经是四岁了，这个时候，大姐春生就已经有了点儿朦朦胧胧的记忆了。本来这也是个很贫穷的家庭，又添了一个小妹妹，一家四口人，不能说是水深火热，吃了上顿沒下顿的，生活上也已经是到了极度的贫困和潦倒之中了。

图 1949年父亲陈正人母亲彭儒在南昌

    大姐春生后来在回忆起这段苦难的童年时说，为了让我有碗饭吃，也是为了他们一家子能有条活路活下去，他们家就将我这个红军留下来的后代，卖到了赣州市一位姓蔡的大娘家去当养女。那时候，我还不到五岁。这位蔡大娘是一户小生意人，在赣州市一家戏院內设有一个小门面，生活上也算是过得去，他们也待我如同亲生女儿般。在蔡大娘的家里，我感到了有一丝儿的温暖。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把蔡大娘就当成了我的亲娘。虽然后来因为她儿子和儿媳妇儿的嫉妒，她的儿子和儿媳容不下他妈对我的好。所以，我又被迫离开了蔡大娘家。虽然我离开了蔡大娘家，但我时常去想念她。长大后，我才终于知道，我是被蔡大娘用几块大洋又卖给了赣州市一户游姓盐商家去做了人家大小姐的陪嫁丫头。商人的习性，也使我大姐春生在重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后，才真正地明白了，她是如同奴役般地被卖来卖去的商品，根本就沒有什么人身自由的权利。所谓的“温暖与亲情”，那也是假惺惺地在表面上给装出来的，那有自己的亲生父母那般的温暖和幸福啊！

    当我大姐春生被卖给了这户盐商游家后，很快就陪游家的大小姐出嫁到了当地有名气的郭家去生活。因为郭家在赣州市是小有名气的老字号糕点铺，经营几十种糕点，店里还有几十位师傅和徒弟。每逢中秋佳节，郭家的月饼是供不应求，生意上十分红火。但好景不长，由于游家嫁过来的儿媳妇儿，性情暴躁，搞得郭家是鸡犬不宁，家庭又上下不和。无奈，郭家公公一怒之下就又提出了分家，让儿子儿媳子另起炉灶，互不往来。最后，公公婆婆又和儿子儿媳也成了冤家死对头。大姐春生因是游家大小姐的陪家丫头，自然地、也只能是与几位师傅和徒弟被分配在游家大小姐这边来了。

    自此后，大姐春生的苦难日子又到了水深火之中。她受尽了游家大小姐和她丈夫的欺凌、漫骂和欧打。大姐春生说，我从6岁开始就侍候他们夫妻俩，我不知道我的父母亲是谁？也没人来告诉我。6岁，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正是在父母亲的怀抱里撒娇卖萌的年龄，而我，一个刚刚才6岁的孩子，可我还要天天的去洗衣服、洗大被褥子，小手都被水泡搓得红彤彤的，难受死了。除此外，我还要打扫家里的卫生，忙活着做各种家里沒完沒了的活儿。夏天一到，这对凶神恶煞的夫妻，还要我站在床边上去给他们搧扇子乘凉儿。有时，我困了，就打起了盹儿，游大小姐一觉醒来，便一脚把我给踹到，嘴里还不住骂我“死丫头、死丫头”地。每天晚上侍候这对夫妻睡下后，已是十一二点了，然后，我才能去自己的屋里睡觉。笫二天凌晨四五点我又要起床来帮他们提尿盆干家务杂活儿，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啊！有一次，也不知因为什么事儿，我已记不清楚了，游大小姐的丈夫，就一巴掌把我打得鼻孔串血地流淌不止。后来，还是被他岳母把我接她回家去歇息。我在炕上一躺就是好几天，才止住了流淌的鼻血。1943年，日本鬼子侵占了赣州市，为了躲灾，我和游大小姐一家人都逃到她丈夫的农村老家里去了。那一年我已是11岁了。到了农村，我这个免费的小长工，干的活就更多了，挑水、砍柴、洗衣、做饭、种菜，整天是干个不停。记得，我们刚去的第一年冬天，那是个超奇冰冷的冬天，风雪交加不说，还有大风昼夜不停地刮着。那时我身上穿的衣裤是又单又薄，脚上也沒穿鞋子，一双小赤脚被冻得是不能走路。但游大小姐仍逼着我去冰天雪地里干活。邻居的一位大娘见我实在是太可怜了，就把她家中的一双旧棉鞋拿来给我穿上了。这下可给惹怒了游大小姐这只凶神恶煞的“母老虎”，她便不问青红皂白地操起一根一米多长的棍子，劈头盖脸地就直往我头上乱打，打得我头上满是血肿大包，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不知道什么是反抗，捂住脑袋任凭她胡乱打一气。

    “母老虎”直把我打得是两眼冒金星，我无处可躲藏，几乎是被打得要昏死过去了。

    大姐春生满眼泪水的给我讲述着她过去这段最苦难的日子...... 大姐说，在这只凶残暴戾的“母老虎”的家里，我稍有不顺她意，就是棍棒上身。只要是一见到这只凶神恶煞的“母老虎”，我就心惊胆颤，就如同老鼠见了猫似的。我吃的是残羹剩饭，穿的是衣不遮身的破衣服。在躲“灾”的乡下两年里，我是一年四季里赤着一双小脚穿插在乡间的小路上去干活……黑夜里我盖着是一条长满了虱子又四处通风的破棉絮，冻得我是萎缩在一角终夜难眠……我欲哭无泪！守着这漫长的黑夜，我常常自问:我有没有亲生的父母啊？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爸爸妈妈，你们又在哪里呀？为什么不来接我啊？……我又有多少次想逃出去，逃出这禁锢的人间地狱里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可转念又一想，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我又该往哪里去逃？如果再被这恶婆子给抓回来，我不被她打死也要是被她打得非脱下两层皮不可。无奈，我只有艰难地忍受和煎熬着。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了，这个喜讯对于我而言并不是件好事儿，而是苦难深重的日子又更加地加重了。

    这时，我和恶婆子一家人从乡下又返回了赣州城里来住。只见恶婆子原先的店铺已被日本鬼子烧成了废墟一片。但很快，恶婆子又和她丈夫一起雇佣了一些人给盖了起来。店铺虽已给盖起来了，但他们又担心我逃跑，因为这时我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所以，他们不让我出门，甚至就连店堂里也不让进，他们把我囚禁在了店铺的后院子里，我就像一个农奴似地完全沒有了自由的权利。我天天是以泪洗面，日日夜夜想着又该怎么去逃出这个人间恶魔的地狱。可是，期盼的目标又是那么遥远、那么迷茫……1949年6月江西解放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赣州也解放了。但外面所发生的这一切，我被禁锢在店铺院里是一无所知。墙外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我在墙内的店铺院里仍过着暗无天日的牛马生活。

    突然有一天，恶婆子把我叫到她的房间里来，她用半试探和半威逼的口吻对我说:“你一辈子都不要离开我的家，你就是要跟我们生活一辈子的人，你给我们家当小妾吧，怎么样？”她见我已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十八九岁的年龄，在过去农村和小城里已经是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恶婆子她明知道新中国的婚姻法是一夫一妻制，所以，又不敢強迫我，就前来威逼利诱，逼迫我这是自己就范去违背婚姻法的，真是耍小聪明耍过了头，我坚决顶住！并回绝了恶婆子:“我就是出去要饭，也决不会和你们去生活一辈子的！”恶婆子见我心意是坚决已定，于是，就在1951初，她妄图把我卖给一位30多岁的小商人去做续弦，她不管我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就擅自作主地给我定了下来这门亲事。我忍气吞声，又无可奈何，19岁的我，命运，就这样任由恶婆子去宰割着。

    1951年8月，就在我大姐春生经历了19年人生苦难的漫漫长夜后，她终于听到了我们父母亲寻觅她的脚步声音啦！大姐春生说，那是个炎热而又晴朗的中午，恶婆子正在她娘家，突然她看到了第二家转卖我的蔡大娘，正领着一帮人到恶婆子的娘家来，恶婆子便慌慌张张地爬在门缝边上张望……当恶婆子偷听到是我的父母派人来寻找我大姐时，并立即还要带我大姐回南昌去，恶婆子慌了，忙派她妹妹跑回家来对我大姐说:“我姐姐让你赶紧换件衣服，是你家里来人要接你回南昌去。”“换什么衣服，我也沒有什么衣服可换的。”我大姐春生没好气地气愤回应，可心中虽惊喜万分，但又半信半疑的，难道真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亲派人来接我了吗？正在纳闷时，突然大姐春生看到了蔡大娘正领着一帮人走进了店门，虽然与蔡大娘已分别了有13年，但大姐春生一眼便认出了她。因为，在大姐春生幼小的心田里，她一直就认为“蔡大娘”就是她的亲娘。因此，在见到蔡大娘时，大姐春生悲喜交加，泪水“噗噗”地流淌出了双眼。蔡大娘也含着泪水对大姐春生说:“孩子，我对不起你啊！让你受苦了，我不知道你是红军的孩子，要知道的话，即使我儿子儿媳再闹，我也要把你给拉扯大啊！孩子，我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的红军父母亲啊！”

    其实，我父母在找寻大姐春生回家的路上，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就是因为这个“小插曲”却让大姐春生又受尽了近两年的苦难煎熬，最后还差一点儿被逼转卖给一个小商人去做续弦。

    事件的全部过程，这还要从邵式平同志到我家里经常来玩儿说起。因为邵式平同志的孩子不在身边，他一个人在江西南昌工作，空闲下来时又特别寂寞，而他本人又特别地喜欢孩子，当他看到我们这一大家子的孩子，在南昌陆陆续续地相聚在一起时，就特别喜欢来逗孩子们玩儿。他喜欢孩子的方式也很特别，就是老爱用胡子去扎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邵式平发现“假春生”长得并不像我们陈家人，而且“假春生”的脾气暴躁，时常在与我大哥和二哥玩闹的时候，老爱咬人。而且，邵式平同志还特别注意到，我们陈家女儿，长得都像母亲彭儒，眉毛稀而淡，就像沒眉毛一样儿。另外，陈家女儿也都像父亲，大拇指不会弯曲。而唯独假春生却不一样。因此，邵式平就直接和我父母亲去讲了他的感觉。其实，在“假春生”刚进我们家门的一个月里，我父亲就已对“假春生”经过了多方面的观察，他心中早已产生了疑团。几乎与此同时，我父母亲又收到了一些群众的来信，群众揭发了“假春生”的冒名顶替事件。因此，这才引起了我父母亲的高度重视。

    这是怎么回事？当我父母亲一回想起，他们第一次派出警卫连龙指导员到兴国去接春生时，因那位“红军大嫂”害怕，就已欺骗了龙指导员说：“春生出门看望亲戚去了，一时间也回不来，你就另找时间再来吧。”

    大概过了一个星期，父亲又亲派他的汽车司机温奇珍同志经兴国到泰和县去接春生，可是这位“红军大嫂”出于某种难言之隐，便把自己的亲生女儿冒充我的大姐春生就交给了温奇珍同志。

    当父母亲了解这些事情的真想后，马上就给那位“红军大嫂”写信，大意是:“大嫂，听说我们的女孩你已卖掉了，请相信，我们不会怪罪你们的。那是旧社区给造成的，是生活困难所逼的。你把我们的女儿卖到哪里，请告诉我们，只要把这孩子找回来就好了。你的女儿，我们还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好好的培养。”

    “红军大嫂”在收到信后，十分感动。便回信道歉，并表示愿意协助政府去把真春生给找回来。

    于是，我父母亲迅速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寻女方式。一路，他们先是通过省妇联，并在赣州市妇联的协助下再去寻找自己的亲生大女儿春生。二路，父亲又让自己汽车司机温奇振同志再四处暗访寻觅。因为大姐春生是先后被转卖了两户人家，后又经历了两地不幸的过程。

    功夫不负父母的心！终于，在赣州市和同志们的多方努力下，我大姐春生终于寻觅到啦！

    我记得特别的清晰，在针对“真春生”和”假春生”的事件上，我父亲还专门召集了家里的孩子们开了一次会议，父亲严肃认真地对我们兄弟姊妹们说：“你们的大姐，真春生就要回来了。你们要好好欢迎她，她是吃了很多苦的。至于‘假春生’你们也还是要像亲姐姐一样对待她，这种情况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既不能追究谁的责任，更不能对‘假春生’有任何歧视，孩子是无辜的。”

    在我大姐春生还没回到父母亲的身边时，我父母亲就亲自找“假春生”谈话，我母亲对她说:“你姐姐春生回来了。这一切都不怪你，也不怪你妈妈，只能怪旧社会。你仍然是我们的女儿。对于你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安排有三个办法：第一、你仍然留在我们家做我们的女儿，仍然同弟弟妹妹们一起去念书；第二、换个学校，到南昌烈士子弟学校念书；第三、回到你父母亲的家里去，有什么困难，我们会帮助你的。”而“假春生”最终是选择到南昌烈士子弟学校读书。在完成了学业后，她嫁给了一位南下干部，再之后她又随这位南下干部去了萍乡，最后她又随丈夫去了东北。在2007年纪念我父亲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时，我们兄弟姐妹们又与“假春生”在南昌会面了。见面时，大家都感到十分的亲切和兴奋，并且，我们大家又一起与我母亲合影留念。现在，“假春生”也已去世有几年了。

    我大姐春生，在等到这份迟来的、与亲生父母亲和弟弟妹妹团聚的时刻，这种幸福回家的感觉，对大姐春生来说，是多么的不易啊！她在一生中里都在感叹:“我有爸爸妈妈了，是我自己亲生的爸爸妈妈，我再也不孤苦伶仃啦，我特别地幸福和知足！”

图：年轻时期的大姐春生

    大姐春生后来在回忆她第一次迈进自己亲生父母在南昌的家时说:“家里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还有一个不到一岁半的小弟弟洪生。那时候，我的父母亲正在庐山上开会，其他弟弟妹妹们也都在四野的学校里读书。哈！我的这个小弟弟特别可爱，他见我躺在地铺的凉席上睡觉，就把一只小脚丫子伸过来，在我的脑瓜子上和脸上来回抚摸和挑逗，我一把抓住他的小脚丫子，小弟弟＇呵呵＇地笑着。工作人员赶忙上前来给小弟弟说，这是你的亲大姐春生，她回家来了，小弟弟高兴地跳到我的怀里说:‘姐姐，抱抱！＇我高兴的抱起了我的小弟弟洪生。”

    因为父母亲在庐山急着要见到他们的亲生大女儿春生，沒过几天，父亲陈正人就安排了工作人员带着大姐春生一行4人上了庐山。

    在经过弯曲盘山的小路台阶后，很快便到达了父母亲住的一栋老式别墅前，父亲母亲带着他们的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在门口外面站着迎接大姐春生的到来！

    大姐春生终于见到了自己日思夜想的亲生父母亲，大姐春生哭啦！父母亲也双眼含泪地看着他们19年来也未曾见过一面的大女儿春生！

    母亲激动得上前一下就拥抱起了她的大女儿春生，她的脑海里立刻又想起了那个还在襁褓里的幼小的春生，再看看现在已长成大姑娘的春生女儿，泪水一下子便涌出了双眼，她一边用手抹着泪珠儿，一边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好女儿呀，妈妈可想死你啦！你可回来了，妈妈的心，终于可落地了。”父亲在一旁也拉起了大姐春生的手，他半天也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也正适逢在庐山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念书的我们兄弟姐妹们放暑假，父母亲又在这里开会，星期日，父母就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和大姐春生一起在庐山上游玩儿，我看见父母总是拉着大姐春生的手，不断地在问长问短着，父母亲开心，大姐春生也开心，我们一个大家庭的人欢聚一堂，都在兴高采烈的开心着……

    父亲是个思维缜密又感情丰富的人，他见大姐走起路来有点儿垫脚，一天晚上，父亲悄悄地走进了大姐住的房间，他一边和蔼可亲地问大姐:“读过书沒有？”大姐春生茫然地望着父亲，默默无语。父亲见状马上也明白了。这时，父亲又伸出双手去抚摸看大姐春生的双脚，他是在解一个“谜团”:为什么我女儿春生走起路来又有点儿垫脚呢？当父亲一下用手触摸到了大姐春生的双脚时，他震惊啦！只见大姐春生的双脚上已裂开了几道深深的口子，并且在双脚丫儿的下面还落有脚鸡眼时，父亲的那颗心顿时微微地颤抖起来，他怜爱又心疼地含着泪对大姐春生说:“孩子呀，让你受苦了，都是爸爸的不好啊！”

    于是，父亲马上做出决定:待会议一结束，马上就回南昌，一刻也不能耽误！他决定让女儿春生马上住院去检查身体。而大姐春生却看着弟弟妹妹们高高兴兴的在学校里读书时，她就对父亲说:“爸爸，我还是先去读书吧！”

    父亲听罢，摆摆手，他安慰大姐春生说:“你不要先着急和弟弟妹妹那样去读书，你把身体上的病给我治好了，读书的时间有的是。”父亲还鼓励大姐春生说:“我女儿这么聪明能干，一定会赶上弟弟妹妹的。”大姐春生听到父亲的话，也高兴地笑了。父亲的关爱，让大姐春生一生都难以忘怀，每每回忆起来，大姐春生总是说:“爸爸，对我可好喽！”

    就这样，大姐春生在父亲的安排下住进了医院。她的关节炎、贫血、脚鸡眼等疾病都相应地做了治疗和手术。还沒等脚鸡眼手术彻底好转，大姐春生就火急火燎地要求出了院。这时，父母亲已经给她联系了江西军区干部子弟小学同小学生们一起同班先念了两个月的书。很快大姐春生在1952年春节过后，又到了庐山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读书。校长王长德是谭政夫人，也是一位长征干部。她见大姐春生是个苦难深重的孩子，不仅生出了几分怜悯之情，同时又对大姐春生格外关爱。王长德校长特别叮嘱各科老师们对大姐春生多多帮助。在分年级的班次时，主管分班次的储守信老师又特别来征求大姐春生的意见，大姐春生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就对储老师说:“我就从四年级的下学期开始学习吧！”

图：大姐与母亲幸福在一起

    说实话，这对于一个刚刚才扫盲两个月的大姐春生来说，那是谈何容易的事啊，这无疑就是一个挑战。大姐春生不仅要学语文，还要学算术、地理、历史、自然课，但，大姐春生不服输的性格和迎头赶上去的决心，已经占据了她整个的身心和大脑。她并沒有被学习上的困难所吓倒。她分秒必争，别人在玩耍时，她一个人就躲在屋子里埋头看书。大姐春生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也说道:“在校期间，我从沒有和小同学们娱乐玩耍过一次，一门心思地都扑在学习上了。”就连她趁从武汉转学到北京学校读书之际，父母亲又特地给她安排了在武汉住院去治疗一下脚鸡眼的顽疾时，大姐也顾不上了，她匆匆住院，还没等彻底治疗好脚鸡眼顽疾就急着匆匆出院，又去读书了。因此，这个脚鸡眼的顽疾，一直折磨伴随了她的一生，直到她去世时也没有完全治疗好。就这样，我的大姐春生，是带着这个苦难了她一辈子的伤痛，而去了天堂。愿上苍保佑我的大姐春生：在天堂里，她再也没有脚鸡眼顽疾的折磨啦！

    由于大姐春生天资聪颖，性格又沉稳，很快，大姐春生的各门功课成绩是逐渐上升起来了。1953年春，中南军区干部子弟学校从庐山搬迁到武昌东湖新建的校舍，大姐春生在新校舍读书的半年里，在政治上又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1953年夏天，因父亲陈正人已于1952年底又被毛泽东钦点调到北京担任国家建筑工程部任部长，大姐春生因此就转学到了北京宣武门内的培英小学读书，这是一所专门接受革命后代的大龄子女学校。就这样，大姐春生在培英小学校里，终于完成了她的小学学业。这时的大姐春生已经是21岁人了，也正面临着人生的第一次选择，况且学校里也正在号召，青年团员和大龄同学可以响应党的号召，去报考北京国棉二厂当工人，大姐春生听后，立刻也踊跃去报了名。并且她又在周六回家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听罢只好耐心地开导大姐春生说:“你上学晚了，沒有学到什么东西，这是实际情况。孩子呀，沒有文化知识，你将来又怎么好为人民服务啊！”大姐春生觉得母亲说的有道理，马上就回学校去告诉了班主任老师。班主任老师，也同意我母亲的说法。就这样，大姐春生在父母亲的指导和帮助下，又报考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工农速成中学，这是一所学制为四年制的学校，后来，这所学校又和北京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合并了。苦尽甘来的大姐春生的运气真不错，在这所“合并”的学校里，也就是在1956年12月大姐春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在校的学生党员，这都是大姐春生靠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父母亲知道后特别高兴，并鼓励她说:“春生，好好干，你行！”终于，在1958年的夏天，大姐春生又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学习。这是大姐春生一生里的重要里程碑，我们的父母亲和全家的兄弟姐妹们，都为大姐春生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而自豪！

    说实话，我是由衷地敬佩我的大姐春生。我知道，她保送北大在校学习期间时，又正赶上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下乡劳动和“反右”斗争的扫尾工作。虽然大姐在学业上耽误了许多，但大姐认为，她的世界观却得到了锤炼。大姐跟我说，到了1959年下半年，为期三年的国家经济困难开始了，这时，北大才強调学生们应以“学习”为主，这才让他们这些出去锻炼的学生回学校来进行系统的学习。因此，大姐春生恶补的学习劲头儿又上来了。1962年8月，大姐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北大图书馆系的大学毕业证书。那时大姐已经结婚了，学校为了考虑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因为大姐的同学多数都是分配在北京工作。所以，学校就我把大姐春生，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京字128部队的天津电源研究所（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情报科工作，由此，我大姐春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员。精神上无比快乐的大姐春生，每次见到我们兄弟姐妹时，总是喜笑颜开的。父母亲也高兴地与从天津回家探亲的女儿，是有说有笑的。我已经看出来了，我父母亲特喜欢我大姐春生，因为是大姐春生的不争不抢、不张扬、低调、埋头苦干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才受到了父母亲的特别偏爱。大姐亲口告诉过我，有一次父亲为了考验她和大弟，就故意把他俩叫到身边来。父亲先把吃药剩下的两个空盒子摆在桌子上，示意让他俩去选择其中的一个。大姐春生静静等待大弟把其中的一个、表面看起来要好一点儿的药盒子先拿走了，然后才上前去拿剩下一个空药盒子。父亲看着大姐春生的一举一动，他满意的冲着大姐点头会意地笑了。时至今日，大姐春生仍完整无损地保存着那个有特殊意义的空药盒子。大姐春生说，一看到这个空药盒子，我就想起了我的爸爸，我把这个空药盒子，特地用来去装针线盒子来做纪念。

图1958年秋陈正人与毛泽东同车去十三陵水库劳动；

图1958年秋陈正人与周恩来在一起劳动

    大姐春生对父亲的真挚情感，又不得不提一下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所遭受到的陈伯达及“四人帮”爪牙的迫害和非人的摧残，大姐身在天津也受到了牵连。当造反派前来做她工作，让她也学她大弟那样去揭发自己的父亲时，大姐气愤地回应:“我不知道！”因为，大姐深信自己的父亲在政治上是维护毛泽东的。她也知道，就是在批斗父亲最激烈时，父亲和一家人在一个傍晚，正围坐在斗大的标语下面吃晚饭，父亲边吃边指着一张大字报调侃起造反派来:“这个字写错了，说明文化不高嘛。沒有文化，文化革命也搞不好。主席当年骑马行军还手不释卷。总理、朱老总也都是留过学的。”

    大姐春生在政治上的成熟，这也与父母亲的教诲和影响有直接关系。所以，大姐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也激怒了那些失去人性的造反派，在连续整治大姐好几天后，他们见审不出任何结果来，无奈就把大姐给赶到了养猪场去劳动改造。大姐在养猪场里一蹲就是好几年，家里的一切活全都丟给了大姐夫和外甥、外甥女。

图 前排中大姐春生在国外考察学习

    大姐对自己在天津所遭遇的“文革”批斗，她很少回京在父母亲以及我们兄弟姐妹面前去说起。那时，大姐在天津的生活状况也陷入了极端的困难之中。一家四口人是挤在一间破旧的房屋里，并且还挨着一个公共厕所，夏天炎热，一打开房门，苍蝇、蚊子和厕所里的臭味儿，就一齐飞进他们四人居住的那间破屋子里。并且厨房，也是和几家人一起共用的厨房。

    父亲是个很心细的人，每次见到大姐回京后，虽大姐嘴上不说什么，但从她穿的衣服上和不善言谈的话语里，父亲就知道了一切。因此，父亲经常背着我们全家人，就悄悄地拿钱给大姐花，大姐推辞不要，但父亲仍坚持:“你在天津，离家又远，身体底子本来就薄，你就补补家用吧！”大姐也知道父亲的工资并不高，还要顾及全家人的生活费用，但爸爸的坚持，她又拗不过。每每回忆起父亲的这些往事时，大姐便情不自禁地哽咽起来……

图：左2大姐春生与左3母亲彭儒右1李敏等人在北戴河

图：大姐春生是优秀共产党员

    大姐经常对身边亲近的人说:“我父亲去世时才65岁，英年早逝啊！他是因给主席写一份＇检查＇，心脏病突发，经全力抢救无效后而去世的。其实，主席让他写份＇检查＇交给他，不过也就是履行个＇程序＇而已，简略写一点即可。但我父亲办事特别认真，又一丝不苟地逐条写，在写到笫三点时，父亲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顿觉胸闷、心绞痛发作……虽经家人和阜外医院的尽力抢救，终于在1972年4月6日凌晨不幸逝世了。主席为什么要我父亲去写这份＇检查＇？因为主席是要重用我父亲了。唉！我父亲的几次重要工作上的安排，都是主席钦点的。主席是最了解我父亲的工作能力和思想品德的人，主席是我父亲的导师、战友和兄长，他们又是一起在井冈山时期浴血奋战走过来的坚 实同志和战友啊！”

    我大姐是一个很善良和务实的人，她与人为善，从来不计较自己的得与失，总是体谅和为别人着想，在单位里的同事，总是亲切地称呼她“陈大姐”，而左右邻里的邻居们又亲切叫她“陈大妈”。

    大姐的默默无闻和脚踏实地的品德，除了遗传了父母亲的基因外，更多的是父母亲对她谆谆教诲的结果。1973年大姐从部队上转业调到了天津市图书馆工作，并任天津市图书馆科技部主任，1980年又调到馆长室工作，1984年正式被任命为天津市图书馆副馆长。在这期间她凭借着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和强烈的责任心，为天津市图书馆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她高度重视各类文献研究和信息知识的收集工作，带领科技部为天津市众多科学技术研究单位提供了丰富的国内外最先进、最有价值的情报信息。她注重自我提升，为更好地提高工作水平，年近50岁的她，又参加电大的学习，风雨无阻完成了二年的学业并取得良好的成绩。

    1988年我大姐春生退休后经单位返聘又继续工作两年。她退而不休，初心不改，发挥老同志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通过言传身教、点拨指导年轻同事提高业务本领，做好了传、帮、带的工作，继续为天津市图书馆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大姐春生，真正从天津市图书馆退下了后，晚年在家里除了写写字练习书法外，就是读读书报，再就是喜欢读一些有关父母亲的传记文章，她是沿着父母亲的革命战斗生涯历程，去填补她儿时那个梦牵魂绕的亲生父母在哪里的“空白”而读书的:爸爸妈妈，您在哪里？……儿时的她，是不至一次地在梦里、在心底深处呼唤！

图大姐春生与丈夫在海南

    大姐春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她不会舞文弄墨，更不会刻意地去打着父母亲的旗号来为自己获取已利，世间的事，她看得很清楚，心里什么都明白。她是一个很内秀的人，思维敏捷，悟性很高，阅历广博，坦荡豁达，谦冲自牧，童心未泯。她自有一套人生的哲学，始终坚持着“身教笃行”、“言必信，行必果”、“忍辱负重”、“宁愿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人间自有真情在”等古老的信条。啊，我的大姐春生，您有大海一样的宽广胸怀！

    大姐生前经常与一位写“毛泽东与陈正人”的年轻作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大姐是从深层次上去提出她的思考。大姐说，我父亲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前后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应该载入党的历史史册子里去。大姐是先从她二弟迪生与毛泽东抢桃子的这件事说开的。大姐给这位年轻朋友说，我的二弟在延安时期，非常天真可爱，他的那些嘎糗事儿，常常令我捧腹大笑。二弟那个嘎小子，居然还去抢毛泽东的桃子吃。

    大姐说，发生“胖子”二弟在“抢桃子”吃的这件事，也正是在“西北局高干会议”结束后。那时毛泽东去看我父亲和欧阳毅这两位“老井冈”，当时我父亲是因为在筹备和开“西北局高干会议”时给累倒下的，而欧阳毅则是从外地返回延安时作暂时性的休养，又恰巧他们这两位老战友被安排在一个离延安机场不远的一个小四合院子里居住。毛泽东那次去小四合院探访，主要还是为了“西北局高干会议”后的一些人事工作而来，再顺路也看看欧阳毅这位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大家都知道延安时期的“西北局”，是中共中央派出的机构，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所以，我父亲在西北局工作时承担了大量的艰巨工作，如边区的民主改革，各类学习座谈会，大量的干部选拔调配、考核任免、整风、生产等。历史资料显示，为了开好“西北局高干会议”，毛泽东曾三次致信我父亲。我父亲也给任弼时写信中说道：“对于工作中某些困难，我从来不大提，我认定只要于党的利益有必要，一个党员的任何困难是应该忍受与努力克服的。这种精神，我过去有，现在还是一样，越困难的工作，越是能锻炼自己。”

    “西北局高干会议”是从1942年10月19日开始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历时80多天。我父亲是整个全身心地投入了其中。“西北局高干会议”的工作日程进展又是那么的繁重，像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为代表的等七十多位陕甘宁边区干部“纠左”平反工作，也都是在这次“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才得到彻底纠正的。而下一步要具体要落实和执行工作，也得等“西北局高干会议”后方才具体地去落实和实施的。因此，那时期我父亲，他身上的工作担子是很繁重的。所以，毛泽东那次亲自前来探访两位“老井冈”，主要还是与我父亲面商和安排下一步“纠左”的具体落实工作事宜，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