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纪念“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九十周年”活动在巴中隆重举行。回首这段令人心惊动魂的往事,有助于我们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确知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我的父亲李新耀,1903年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新场乡清江村一户贫苦农民家中。1932年12月25日红军解放了通江县城,我父亲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1933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母亲刘照林1912年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民胜区大兴乡一户贫苦农民家中。1932年12月29日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我母亲逃离婆家,在通江县参加了红军。1933年9月由王泽南(工兵连指导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不是将军元帅,即没有赫赫战功,也没有丰功伟绩。只是普普通通的、平平凡凡的、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之一。
依父母亲生前口述,整理,简要介绍他们当年参加红军战斗的情况。献给所有的中国工农红军父亲、母亲们,以表感恩之情!
1933年春,我的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并被任命为通江县保卫局侦察科长。负责监察土豪、劣绅、恶霸、地主不轨行为并坚决给予打击和镇压。
1934年秋,在平溪坝执行侦察任务时,与当地土匪相遇,为掩护同志们转移,父亲身中数弹,他忍着剧烈的伤痛,在战友们协助下才返回了驻地。经王坪红军总医院抡救和三个月的治疗,总算活了下来,保住了生命,却永远失去了右手三个手指。右手不能打枪,成为终身残废。父亲的勇敢、机智、不怕牺牲、勇于掩护同志的大无畏精神,受到当时川陕省总保卫局余洪远局长的表彰和赏识,伤好后,被调到总保卫局,成为川陕省总保卫局余洪远局长手下的一名红军战士。
由于张国焘左的路线,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2月退出川陕根据地,3月西渡嘉陵江向川康一带进军,北上抗日,开始了长征。历经爬雪山、过草地、过腊子口向甘肃会宁挺进。
1936年10月到达会宁,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标志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胜利结束,预示着一个革命发展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父亲继续跟随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延安,被调到延安市公安局工作,任总务科长。红军一下来了几万人,要吃饭、要穿衣、要住房......,工作十分繁杂,方方面面都要靠自已找门路,找钱解决吃、穿、住的问题,每天都在东奔西跑。
1937年4月25日上午10时,父亲接到命令,周恩来副主席在甘泉县崂山,遭到土匪袭击,公安局骑兵队马上出发支援解救。父亲率骑兵队快速奔向出事地点。
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崂山事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张云逸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西安与国民党代表,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举行会谈。出发前,周恩来的副官与延安保卫部门进行了周密部署和安排,原计划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分乘三辆卡车,由一个排的战士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因有些未尽事宜,周恩来想请示毛泽东主席后再赴西安,经毛泽东同意,最终决定由警卫一排排长,带二个班的战士,护送代表团其它成员,乘二辆卡车先走,留下副排长陈国桥,率一个班战士保卫周恩来及随行成员。4月25日早饭后,周恩来与送行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卡车驶离延安,沿蜿蜓曲折的山间公路驶向西安。当卡车行驶到甘泉县崂山湫口山隘附近,突然遭到一股土匪伏击。因情况不明,形势很危急,车上的警卫战士迅速还击,但对方火力太猛烈,周付主席的汽车司机何炳文,左腿膝盖被机枪射中,警卫班长等战士中弹牺牲,周付主席的副官,当时的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也不幸牺牲。周付主席、张云逸在警卫战士奋勇掩护下,冲出伏击圈,到达三十里铺保卫局而脱险。这是周恩来付主席一生中,遇到的最惊险的一段经历。
父亲率领骑兵队赶到崂山时,土匪己经逃入深山,现场一片悲惨的景象,卡车被炸毁横在路上,牺牲的战士躺在地上,衣裤都被土匪扒光,鲜血染红了黄土地,惨不忍睹。父亲和公安局的战士,含着热泪将红军战友掩埋。土匪势力如此嚣张,事发不久,彭德怀老总把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一团团长贺晋年,从前线召回,一举将这股土匪全部歼灭。
我的母亲因家境贫寒,为了生存,6岁就被卖给草池乡一户人家当童养媳。起早摸黑干活,吃不饱、穿不暖,稍不留意就挨打受骂,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
1932年底,红军每到一地,就打土豪、分田地,使千百万受苦受难的穷人,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红军是好人的消息,不胫而远走,传向四面八方。
红军制定了一系列解放妇女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提出”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上与男子平等”,规定了妇女在集会、结社与获得土地等方面的权利,并明确昭示:妇女有结婚、离婚的自由,反对买卖婚姻,反对一夫多妻,反对童养媳等制度。各级宣传部门,还利用报刊、歌曲、戏剧等形式,揭露旧社会对妇女的逼害。
我母亲听到这些消息,因无法忍受婆家欺侮,在一个夜晚,跑出婆家,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奔行,天亮时,到达通江县城,找到了参加红军的报名处。报名处的红军说:”我们现在只收男兵,不收女兵”。动员我母亲回家去。母亲回答说:”我是童养媳,刚从婆家偷跑出来,要参加红军的。我已经没有家了,再回去我是活不成了!”在母亲的再三恳求下,红军领导同意,留下了我的母亲。
1933年1月,在通江县红场成立了妇女独立营,营长陶万荣,政委曾广澜。
领导安排母亲到新组建的被服厂工作。起初只有母亲和张茶清、何福祥三个人,没几天功夫,先后调来林月琴、赵正富、刘百兴等几十人,编成一个连,林月琴任连长,王泽南任指导员,下面分三个排,每个排又分三个班,母亲当一班长,人员壮大很快,后来编到18个班,每个班20多人,母亲从一班长当到18班班长,后来还当了排长。开始,母亲她们住在老百姓家,拆下门板当桌子,学做衣服,做帽子。母亲当童养媳,只会做笨重粗活,不会做针线活,张茶清、林月琴等手把手的教,大家团结互助亲如一家,很快一天能做三件衣服,一般一天做一套,慢的做一件。做衣服、裤子,质量要求很严,不合格的要求拆了重做,完成任务好的有奖,母亲经常得奖,大伙干劲很大,为了能早点把衣服送到部队,常加班、加点不休息。1933年9月,由王泽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庄严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在工兵营被服厂的内容另有文章 编者注)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成立了妇女工兵营,营长林月琴,付营长刘百兴,政委王泽南。其任务不仅是打仗、筹款、运送伤病员,还要做群众工作,为红军征集公粮。
1934年3月,川陕省委根据第三次党代表会的决议,在长赤以原妇女工兵营为基础,成立了妇女独立团,分三个营,近千人。曾广澜任团长,张琴秋任政委。
1935年2月,红军强渡嘉陵江前夕,随着成百上千的妇女干部奉命到旺苍集中时,又成立了妇女独立二团,随红四方面军北上。母亲在妇女独立二团一营一连当连长,并代理指导员,后来配了指导员叫潘家珍,巴中人。她们一直在连里工作,天天抬担架,运送伤病员,运送粮食、弹药、战利品等,还要抬上自已的生活用品和武器。一天早上,上级通知连里排以上干部和共产党员,赶到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参加会议。这是一次部署转移伤病员任务的会议,由总部的一位姓陈的首长(陈昌浩)主持,会上,首长首先说明这次部队撒退是主动和暂时的,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谈到转移伤病员问题时,他说:”光是部队转移是很容易的,背上背包扛起枪杆就走了。困难的是总医院有1000多名伤病员,其中需要用担架转运的达五、六百人。这些同志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负了伤,流了血,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充许丢掉一个。”最后,首长勉励我们在执行任务中,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去克服困难。(转运伤病员的内容另有文章 编者注)
我母亲在妇女独立团的经历:
1933年1月 参加红军到被服女工厂 刘照林(四川) 张茶清(湖北) 何福祥(湖北) 林月琴(安徽) 刘百兴(湖北) 赵正富(四川) 1933年3月 妇女独立营 营长:陶万荣(湖北) 教导员:曾广澜(江西) 1933年10月 妇女工兵营(以被服女工厂为基础) 营长:林月琴 付营长:刘百兴 政委:王泽南(河南) 1934年3月 妇女独立团(在长赤以工兵营为基础) 团长:曾广澜 政委:张琴秋(浙江) 1935年2月 妇女独立二团(在旺苍县) 团长:刘百兴 副团长:名不详(男) 妇女独立二团一营一连 连长:刘照林 指导员:潘家珍(四川) 红军撤离川陕苏区,开始长征。 1935年6月 妇女独立团到北川就编散了。
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记绿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告结束......”。
长征中,红军有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坚韧不拔的奉献精神,成为长征精神和民族精神中光彩夺目的亮点。
参加红军的战士,大多是底层受尽磨难的或在官僚、地主压迫下的受害者,他们冲破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投入到自由解放的革命阵营中,新鲜的革命思想,使他们形成一股巨大的解放力量,他们认定一个目标-----紧跟共产党和红军。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仍然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已,永不叛党。
长征精神就是:
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矢志不渝的忠诚精神;不怕牺牲,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顾全大局,协同作战的团结合作精神;依靠群众,忠诚为人民的奉献精神。
新中国成立了!
在父、母亲的严格要求之下,我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健康的成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我和大弟李开建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是党中央2021年首次颁发的纪念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鲜红闪耀的纪念章,不仅是党龄的见证,更是对共产党员的肯定和赞扬。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入党时庄严宣誓,历历在目,铮铮誓言,铿锵有力,用时间和行动证明了我们对党的忠诚和拥护。此时,我想起父亲和母亲,想起他们日常的谆谆教导,不忘百年奋斗路,红色薪火代代传。一枚小小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承载的是光荣责任和梦想,记录的是老党员的光辉历程,寄托着党和人民的无限敬意。
1991年,父亲和母亲在四川省达县军分区先后病逝。按照二位老人的遗愿,我们子女做了三件事:
1、将父、母亲的忠魂安放在故乡那片红色的土地上,刻碑入《川陕苏区将帅碑林》。
2、将父、母亲的军功章、勋章、纪念章及证书捐赠给四川省通江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纪念馆》。
3、捐献一万元人民币,建立”教育基金”重点扶持通江县涪阳中学贫困学生,使之能完成学业,长大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完成父母亲的遗愿,我们子女先后不定期地捐赠了人民币和500册<新华字典>,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
201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我们给通江县涪阳中学捐赠一万元人民币,涪阳中学制做了一块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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