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又腥又臭的故事。
梁简文帝要占他叔公梁武帝的皇帝宝座,就勾结侯景(侯瘸子)这个比他年气还大的军阀,不惜把自己心爱的幺女溧阳公主给侯瘸子蹂躏;最终帝位也被侯瘸子抢去。这是君主制的一例丑恶史,侯景之乱。李贺《画江潭苑·四首》讽刺了梁武帝衍(参见拙著《李贺歌诗愚解稿》234页)。《梁书》:“溧阳公主,简文帝女也。年十四,有美色,侯景纳而嬖之。大宝元年三月,请简文禊饮于乐游苑。上还宫,景与公主共据御床南面坐。”李商隐上述两句诗句画的就是这句《梁书》。诗句“清明过后”就是《梁书》“三月”;诗句“同墙看”就是《梁书》“共据御床南面坐”。这中间有“墙”、“床”之差,大概李商隐告诉读者“床”北面是“墙”,[2]暗与李善算账,说李善的附会(《洛神赋》是《感甄赋》)说是曹操、曹丕、曹植共嬖甄后,那就把曹植钉到与侯景的同一个展强上了,混淆了圣洁与污秽。大概李商隐是骂编制“附会说”的下流文人是苍蝇,是追腥逐臭的苍蝇。很大的原因是由于下流文人“附会说”的搅和,使《洛神赋》蒙垢千年!!!
洛神赋
(摘絮)并序
曹子建
黄出三年,余朝京师,还济洛川。《魏书》记载,曹子建朝京师为黄初四年,这里为什么说是三年?概为三年入京,“还济洛川”是四年是省笔,把四年省略了。但这一年的经历曹子建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那是略不掉的!或是亖字之讹?这个问题不大,可以不求甚解!
“感宋王,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
开宗明义,明白宣示,这是有感而发。读者应深察,不可浅尝而过。这是重大问题,必考此时,曹植怀念老友,杨修早年曹植曾给杨修书,那是一篇雄文,是明暸这篇《洛神赋》是有“感”而发的重大证据:
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动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採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其言之不怍,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书不尽怀。
“辞赋小道”,“状夫不为”,说明曹植洞明“辞赋”的缺失。说明他同李贺、李商隐是同志,都讨厌这种“御用文学”。说清这个问题是一言难尽的。请研究者参阅耿仲琳著《李贺歌诗愚解稿》的21页《恼公·试注》和此页的《读〈绿章封事〉絮语》,那里有较详细的论述。
既然如此,为什么曹植还要作赋呢?
那是因为他要“成一家之言”,“辩时俗之得失”!而且决心之大,终生不渝:“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写作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这又是李贺、李商隐的同志。
李贺、李商隐看来,“咸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是曹植明白宣告《洛神赋》是不赞成,宋王赋的思想观点,反对它对着干,独树一帜,而撰写的一篇雄文!
“余从京城,言归东藩。背伊阙,越轩辕。经通俗,陵景山。日既夕倾,……”
在李商隐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尤其是“伊阙”,乃扼阻黄巾的要隘,而剿黄巾又是曹操崭露头角的大业。李商隐句“背阙归藩路分”的“背阙”含两义,既是背“京城”,又是背“伊阙”,实是背曹魏,而(“路欲分”)分道扬镳了。”这个举措惊天动地,把曹操嚇断了鬼混(“西陵魂断夜来人”李商隐《东阿王》)。“日既夕倾”在李商隐看来同“水边风日半西曛”。曹植已认识到丑恶的“君主制”已现出它来日的征兆了。所以说曹植根本未做梦,“感甄”更属荒唐无稽。“荆王枕上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这个“枉”字应解为“冤枉”;在李商隐看来把《洛神赋》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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