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宝航，中国杰出的战略情报专家，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立下过不朽的功勋。1918年夏，阎宝航从奉天两级师范学堂毕业，受聘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任学生部干事。1946年6月23日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成员，赴南京呼吁和平。同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人民政府（今吉林双辽）主席。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是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阎家老店”

    抗战爆发后，我们一家从南京逃难到了重庆。大哥、二哥、大姐、二姐先后去了延安，我和弟弟明复留在爸爸妈妈身边，所以也和他们的感情特别亲近。

    抗战时期，很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其中不少人衣食无着、没有住处，我们在重庆村17号的家，就成了一个临时收容所。

    我记得家里经常住得满满的，一楼、三楼都住满了人，吃饭都是两三桌。特别是1939年5月，重庆经历了几次大轰炸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也就更多。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

    1942年为了支撑这个家不断增加的开销，父亲开始到公司做兼职，但即便如此，也经常捉襟见肘。钱不够用，有时妈妈还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一类的，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有时星期天我们也陪妈妈去摆摊。妈妈是东北妇女，即便在炎热的重庆，她也坚持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自己磨豆腐来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就吃什么。那段时期日子过得紧张，但妈妈从来没有怨言。

    早在南京的时候，周恩来就开始把阎家尊称为“阎家老店”，褒奖阎家的仗义疏财。父亲的一位老友曾这样评论：“那时男男女女诸色人等，各路英雄好汉，没饭吃的落魄豪杰、流浪街头的志士，全到阎家吃一碗饭，喝一口水。老阎是万家生佛。”于是也有人称父亲“阎老佛”，“阎家老店”的名声也越来越响。

    有一天傍晚，有人敲门。弟弟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东北青年，穿着一身破烂的打补丁的军服，明复赶紧把妈妈喊过来。来的青年告诉妈妈，他叫周茂林，跟日本人打仗时因为日军施放毒气，他几乎失明。逃到重庆后，饥寒交迫，后来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位“阎善人”，他就找上门来。说着说着，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妈妈赶紧把他扶起来，让他洗澡换衣服住下来。周茂林原来是吉林农村的孩子，除了种地什么都不会，眼睛又不好，妈妈留下他让他做厨师。开始他煮的饭都是生的，菜也烧不熟，后来才慢慢学会，妈妈还帮着他找了位四川的媳妇。抗战胜利后，周茂林回了东北，父亲后来还去看望过他。

    类似的故事在“阎家老店”有很多很多。几十年后，父亲当年手下一位普通员工的女儿告诉我，她7个月时得了急性肠胃炎，她父母走投无路，最终找到我们家。妈妈把她手上唯一的一枚金戒指摘下，让他们当掉，换了3针珍贵的盘尼西林，救了她一命。

    “阎家老店”能支撑下来，与我母亲的关系非常大。母亲和父亲是青梅竹马，她是同村高家的二姑娘，年轻时唱山歌很有名。父亲与她结婚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她到河边，把她的裹脚布给丢掉，所以母亲是“解放脚”。

    母亲因为家里贫穷，没念过书。父亲每天早上总是去厨房教母亲识字，还给她起了名字，叫高素桐，后来又改为高素。父亲到了青年会工作以后，母亲对城市很生疏自己又不识字，本不愿意进城。父亲于是让我舅舅动员她，舅舅说：“你再不去，你的位置就让别人占了！”她这才勉强到了沈阳。母亲对父亲有一种近乎崇拜的情结，凡是父亲做的事情，她都鼎力支持。父亲那时每个月都要把一半的工资拿去办“贫儿学校”。进城后，母亲把我的爷爷、奶奶和姑姑都接了过来，一大家子的生活非常不容易，但母亲从不抱怨一句。

    母亲很要强，她一直努力提高自己。在沈阳时，她每天晚上去平民识字班学习。大姐回忆，妈妈上课时，由她带着我大哥和二姐。夜校设在一个大庙里，乌鸦到处飞。奶奶对姐姐说：“你妈妈不容易，非常坚强，你要多帮帮你妈妈。”靠着这股劲，妈妈从一个字不识，到了后来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父亲到国外留学后，妈妈在国内自学英语，她在家用器具上都贴上英文名字。

    随着父亲职位的变迁，母亲经常跟着他去参加一些活动，她落落大方，举止非常得体。有一次，南京各界人士谒拜中山陵，与宋美龄一起去南京中山陵祭拜，她的一只高跟鞋鞋跟突然断了。母亲镇定地弯身把鞋跟拾起来，照常走路，竟然没被发现。事后，父母常引为笑谈。

    那段时间父亲仍活跃在国民党政府高层里。在重庆期间，父亲除了任国民军委会政治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外，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重庆市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等职。1941年6月5日，日军对重庆进行夜间空袭，造成数千人在防空隧道里窒息而死的大惨案。时值盛夏，臭气逼人。负责善后的父亲在现场指挥运尸，一连几昼夜不曾合眼，最后竟昏倒在泥水中。

    但很少人知道，父亲此时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他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早年的基督教青年会也是各种思潮交汇碰撞之地，这里也是共产党在东北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父亲也得以结识不少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中共最早在东北建党的书记就是在基督教青年会活动的，他当时就住在青年会里，在总干事的大保护伞下活动。那时他们从广东运来很多介绍共产主义以及列宁、苏共的书籍，就放在青年会里，父亲有时听他们讲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论，对此有了朦朦胧胧的认识。1927年，他曾向他的好朋友、中共地下党员苏子元提出入党要求，结果因为苏子元去了苏联学习而不了了之。

    父亲一生的政治选择，与周恩来的关系很大。1937年元旦，父亲在西安与一些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商讨如何营救少帅的问题时，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的谈吐和修养给了他深刻印象，父亲还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始合作，父亲与周恩来在南京的接触越来越多。1937年9月，父亲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十年后，刘澜波叔叔告诉我们，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延安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共产国际方面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认为父亲社会关系复杂，不可靠。周恩来则回答：“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

   入党后，父亲对母亲和孩子们都保守秘密。他的真正身份，只有中共南方局的领导核心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与李克农知道。不过，父亲也公开地与左翼人士来往密切。陶行之、范长江、李公朴夫人、杜重远夫人等，都曾住在我们家，所以国民党内部对他身份的猜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一天，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曾很意外地邀请父亲到他的司令部见面，父亲身后还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刘峙单刀直入问父亲：“我是个军人，说话比较直接，你膝下6个孩子，4个都到延安去了，你是不是共产党？”父亲反问一句：“你看我像不像共产党？”父亲接着又说，“孩子长大了，去不去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也不能够拿脚镣、手铐把他们拷上，不让他们自由行动，再说他们也是去参加抗日的。”

    我们后来在重庆档案馆里发现了很多国民党时期的文件，其中一份赫然写着“阎宝航”的名字，上面有军统特务写的父亲活动记录。这证明军统已经注意到了父亲，但他们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证明父亲是中共地下党员，最终也没敢对他动手。张学良曾经跟我和弟弟说：“你爸爸和我的命都是蒋夫人保的，有人检举你爸爸，蒋夫人说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