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建立“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指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最好成绩方法，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同时亦指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共产党政治上组织上完全独立和内部的团结一致性，是使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主共和国得到彻底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 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580——581页。）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9月20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8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9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17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10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6年10月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争取与刘湘（时任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四川‘剿总’总司令）建立关系，并力求迅速。刘湘代表如在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刘少奇年谱》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60页。）

    10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建议他们发一通知给各部队，“对一切白军相遇接近时，先由我方试派人员携带要求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而态度诚恳的信件，如彼方先派人来或因同意我方要求派人来接洽，不论其动机仅是怕打或真有合作抗日诚意，我方一律以诚恳面貌招待他们，以期沟通双方，扩大西北统一战线范围。”（《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641页。）

    10月5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致信张学良，提出：为迅速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只要国民党军队不阻拦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还击；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毛泽东年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