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4月初，刘少奇写了一篇《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文章，

    发表在河北省委内部刊物《火线》上。文章说：今天的形势，“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3页。）

    刘少奇通过公开的工作和秘密地关系，在国民党第29军上层军官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促使军长宋哲元态度的转变。刘少奇还整顿和恢复了北方各省中共党的领导组织，转变干部作风，肃清空谈主义，具体地领导和发动群众运动。

    早在1931年2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天津成立了中共顺直省季(北方局的前身)。新省委在天津开会，遭到了大破坏，省委书记和一般党员共五、六十人被捕。有些未被捕的人 搬到北平(北京)又成立了新省委。不久，又有三、四百人被捕。其中60余人被国民党视为顽固分子，加上天津被捕的50余人，共120余人，被押送到张学良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这些人员在被捕前，许多人担任省委、市委、特委的书记，秘书长，部长，科长，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团市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是党的工作骨干。

    1931年七、八月间，张学良领导的军法处在北京草岚子胡同专门成立了一所监狱--草岚子监狱，不久改名为“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国民党请天主教牧师说教，以期被捕人员归顺，收效甚微。同年年底，南京国民党军委委派政训处长刘健群来北平，宣传搞反省：6个月为一期，一期不行搞两期，三期不反省者加重处分，实行枪决。薄一波等人已在反省院”住了三、四年 ，他们坚持党的原则，与敌人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秘密建立了狱中党支部，并与狱外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们拒不在国民党拟好的“反共启事”上捺手印，提出“红旗出狱”。有的团员和群众，因不捺手印，在狱中被发展为党员(或由团员转为党员)。为了反对狱中的虐待和迫害，他们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其中1934年底的一次绝食斗争坚持了7天7夜。到1936年的时候，还有60多人被关押着。其中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殷鉴、周仲英、周启敦、刘亚雄、胡锡奎、刘锡五、张友清等。（见《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26页。）

    在日寇侵占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北方局极其缺乏开展工作的干部。而且，日本侵略者近期进攻华北已经不可避免，如果这批干部落入日寇之手，将很难生还。

    1936年4月的一天，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到刘少奇的住处汇报工作，讲道：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同志，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他请示刘少奇：“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让这些同志出狱？”提出了要关押在"北平反省分院"的一批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的建议。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刘少奇问柯庆施：“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回答：“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出狱。”刘少奇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共中央。张闻天接到刘少奇的报告后十分重视，同在陕北的其他中央领导人商量，批准了这个要求。

    1936年6月，刘少奇接到中共中央的批复，立刻把这件事交由柯庆施去执行。柯庆施派以在大学任教为掩护的地下共产党员徐冰让曾在“反省院 ”担任过中共支部书记的孔祥祯把中央的这个决定传至狱中。孔祥祯于931年被捕，入草岚子监狱，1932年因病保外就医，以家庭教师身份做掩护，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孔祥祯设法给当时在监狱任支部负责人的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目前外面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争取早日出狱。受到信后，当时在狱中任支部书记的薄一波召集狱中党支部干事会会议（干事有殷鉴、刘澜涛），认为可疑，决定不做讨论，没有执行。（《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