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互通情报、加强抗日教育、双方派代表赴苏联等达成了口头协议。会谈时,张学良拿出私人积蓄2万银元资助抗日红军,后又赠法币20万元。对中共派到东北军开展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等人予以热情接待。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张学良于1936年6月创办了《西京民报》,向广大官兵宣传抗日的思想,同月又开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训练高级军官转变思想,准备抗日;9月,成立“学兵队”,以培养中下级军政骨干,建立了东北军自己的核心“抗日同志会”,组织了“东北民主救亡会”。还分别派出代表团去广西、新疆、晋绥等地,联合各地方实力派准备联合抗日。
红军东征胜利回师,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各党派、各团体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通电没有再提“讨蒋”、“反蒋”的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且将旧称“蒋贼”改为“蒋氏”,这一字之改在全国社会各界产生巨大反响。
1936年6月20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提出:“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你们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4页、46页)这封信7月10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后,产生了积极的反响。蒋介石的报告中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这比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显然又进了一步。接着,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同日本驻华大使谈判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在九一八事变以来还不曾有过。
1936年5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军事报告讨论的结论时,再次强调:“东北军工作要加紧做”,“东北军工作首先是政治上团结。”毛泽东找东征中俘获的阎锡山部团长郭登瀛谈话,要他带信给阎锡山,表示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接着,又派彭雪枫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山西太原同阎锡山联络。
毛泽东还分别写信给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等,争取和他们实行合作抗日。
毛泽东倾注了更大精力的是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工作。
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中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绝路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我们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分裂,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超出这个范围的一切言论与行动,均在排除之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0至31页)根据这个原则,1936年7月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们与东北军关系现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七八两月须注大力于该军、师、团三级的工作,派较得力的人分途去见军、师、团长,根据他们的思想程度与接受可能,向他们解释合作抗日的道理。他特别指出,“这个中层乃是枢纽,目前最为重要”。7月5日到7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在安塞召开会议,听取刘鼎关于东北军情况汇报。会议要刘鼎大胆地工作,争取张学良。强调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或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7月6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刘鼎来,布置了那边的工作,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中央机关及红校在保安,军委后方各部在吴起镇,洛甫、恩来、我暂在安塞,若干天后去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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