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就是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宣言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族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宣言”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见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77、87、89页）。

    1936年8月13日，在同杨虎城第17路军建立联系后，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的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

    同一天，毛泽东又写信给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继续推动杨虎城下决心联共抗日：“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杨虎城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十分感动，表示诚恳地接受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写信给王世英（时任中共华北联络局负责人）并转刘少奇。信中说：张金吾（负责人即张经武，时任中共派往华北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韩复榘（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时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35军军长）、阎锡山（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张自忠（时任国民党天津市市长、国民党军第29军第38师师长）、刘汝明（时任国民党察哈尔政府主席、国民党第29军第143师师长）、商震（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32军军长）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刘少奇年谱》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58页。）

    1936年9月15日、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3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大革命时，我们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那次联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毛泽东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毛泽东还说：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而我们的警戒是不能放松的。毛泽东还批评了过去在中央苏区在组织问题上的宗派主义错误，指出对“罗明路线”、对萧劲光等人的处理是错误的，不让瞿秋白随军长征也是部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