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发起并领导了一场自然科学运动。这场运动推动了边区工业的发展，为新中国培养了一批“又红又专”的自然科学人才，也塑造了中国共产党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体系。

　　向科学要方法

　　1938年前后，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延安。抵达延安的知识分子中，有较为年幼的中学生，也有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和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毛泽东及时指出：“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如何实现“科学”与“革命”的结合，留住这批宝贵的知识青年，充分发挥他们的科学能力，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难题。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抗战期间最为艰苦的一段时期。面对经济层面的诸多困难，中共中央一方面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各机关、学校和军队开荒种地，发起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则决心向科学要方法，依靠科技发展来解决生产难题。由此，掌握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施政的重要目标。毛泽东号召：“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长期领导教育工作的徐特立也说：“在今天，我党不仅要领导政治，也要领导技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然科学运动在边区蓬勃开展起来。作为科学研究基础工程的科学教育，也在边区急速推进。1939年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成立，在随后召开的自然科学讨论会上，与会专家提议：“把自然科学研究院改为自然科学院，以现有的科技人员为师资，以科学院为基地，既从事科研实验，又大力培养新的科技生力军。”这一提议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支持和赞助。1940年，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改名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同时成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中共中央的坚定支持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稳定建制，为科学与革命的有效互动打开了广阔空间。

　　有组织地发展科学事业

　　延安自然科学院创建前，对是否要开展科学教育这一问题，党内争议很大。边区的科技人员本就数量有限，要抽调一部分科技工作者离开生产岗位，开展科学教育，无疑会增加生产难度。一些干部便主张，这一阶段不应该办科学教育。也有人提出，科学教育可以开展，但应该“只搞短期技术教育，不必搞系统教学”。

　　为凝聚共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发表多篇文章，详细阐述了办科学教育的必要性。徐特立指出，一是要开办科学教育，为未来储备科技人才，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仅要看到当下的困难，还要看到未来的需要，“先进的政党，每一步骤都不会忽略过去的历史，同时每一步骤，都照顾着将来”。二是在中国要想发展科学技术，必须依靠政党的组织。由于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对科技人才的组织性差，导致“人才既少，用之又不得当，因此科学教育委之于书商，而军事秘密谋之于外国顾问”。因此，唯有依靠政党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科学事业，才有摆脱落后局面的可能，“当着战争的破坏和封锁的严重时期，更不容有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在政治方面如此，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如此”。三是科学教育不能一直停留于短期技术培训，必须培养系统掌握科学理论的人才。徐特立还深刻指出，空想主义和实利主义对科学建设同样是有害的。科学研究如果停止在书本上（即原则上）与停止在解决目前的生活问题上，同样是非实际的。

　　尊重优待科技专家

　　党内通过思想教育和多次召开讨论会的方式，使开展科学教育的主张得到了主要负责干部和大部分科技工作者的支持。中共中央做出决策，要求党员积极参加技术工作和科学教育工作，支持科学事业的发展，边区还建立了各类科学研究会，形成了支持科学教育的系列团体。

　　1941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党员要直接参与到经济和技术的具体工作中，而不仅仅是承担领导工作。中共中央要求：“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对不愿学习和不愿承担具体技术工作的党员，中共中央严肃指出：“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此外，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优待科学人才和发展科学教育的多项规定。

　　党对科技工作者十分尊重，从政治上和待遇上都给予科技专家以优待。自然科学院对从敌后及国民党统治区来的教员，生活上给予优待，伙食上吃中灶，衣服、津贴比一般工作人员好；政治上不准歧视知识分子，强调共产党员要尊重党外学者，及时吸收科技人员和青年学生入党；鼓励知识分子说真话、敢于发表各种意见。这些举措使得在自然科学院工作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心情舒畅，能充分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