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引下，在各抗日根据地逐渐开启了一种全新样式的民主政治探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便是创立最早、形态最完备、最具典型性的民主制度。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1941年11月6日至21日、1944年12月4日至19日、1946年4月2日至27日，陕甘宁边区先后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第一次、第二届第二次、第三届参议会共4次大会，为边区各社会阶层、党派团体以及少数民族进行合法政治参与，反映各自利益诉求和表达各种政见提供了重要渠道，还成为其他根据地政权建设学习和效法的样板。

    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体制的基本框架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探索形成了兼具民意表达与权力运行的民主政治模式，不仅为边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更开辟了一条立足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在组织架构、政权建设、议程设置上搭建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组织架构方面形成了以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制度为核心的完整民意机关体系。1939年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明确要建立完善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其职权包括立法、选举政府成员、审议财政预决算等。1941年11月修正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边区各级之人民代表机关”。1946年4月，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首次在法理上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形成乡级直选产生基层政权、县级整合区域利益、边区级统筹立法决策，构成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的民主闭环。

    明确政权建设“三三制”原则。1940年3月，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政治和团结抗战，党中央和毛泽东因时因势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在实行这一政策后，第二届参议会的党派成分发生很大变化。1941年11月，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到会议员219人，共产党员123人，国民党员24人，救国会派1人，居住边区的东方民族（日、韩、印度、荷印）及蒙、回、藏民族代表10人，其他非党人士61人。“三三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极大地利于反映边区各阶层人民的诉求，提高政权的民意凝聚力。

    议程设置上，参议会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涵盖政府工作报告审议、法规制定、提案讨论、选举等环节。例如1941年第二届参议会收到提案380余件，为历届之最，包括军事提案、政法提案、财政提案、文教提案、经济建设提案、特种提案等。提案数量多、质量高、涉及面广，反映了边区人民群众的切实需求。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对提案办理工作也认真负责，毛泽东等领导人还亲临参议会发表重要讲话，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风气。

    边区治理成效的充分彰显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战时领导的重要民主政权组织形式，其历史作用不仅体现在推动边区建设与抗战胜利中，还在于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实践路径和制度雏形。

    首先，团结凝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边区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边区参议会通过吸纳开明士绅李鼎铭、安文钦、贺连城、霍子乐等，还有少数民族人士马生福阿訇（回族）、鲜维俊（回族）、那素滴勒盖（蒙古族）等，使得边区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这些开明士绅及少数民族的加入不仅提高了边区政权的号召力，还有效整合社会各阶层的抗日力量，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强大合力。正如边区群众所言：“只有共产党给咱民主”“边区到底好，啥事都由百姓作主”。边区参议会的实践表明，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