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1909—1970年），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人。他只身前往我国西北部采访，在《大公报》连载并结集出版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被认为“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他发起创办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担任过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职务，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同时，范长江也是知名的新闻学者，他提出了“新闻”的定义，并出版了《通讯与论文》等新闻学著作。

    直面时代现实

    “一个记者，要有抱负，这抱负就是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范长江曾写下这句话勉励年轻记者，这也是他求知、治学的真实写照。

    1928年，范长江希望“从读书中找出路”，“弄清楚中国革命的出路问题”，于是考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乡村行政系。但学校的情况，使他渐渐失望。他开始搜集时事资料、研究现实问题，并自我勉励说：“不怕没有学问和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有向上的情绪，有了它则一切困难都容易解决了。”他列出了七个研究问题：一、国内农业现状之调查及其改造；二、国内经济问题；三、国际经济问题之现状及其研究；四、西北问题；五、东北问题；六、西南问题；七、民族革命运动。他广泛收集这七个问题的相关材料，使自己“思想系统化”。他认为：“我们是新中国的主人，对于国家里面的事情，如果还是不清楚，便没有资格去讲对外问题。所以我决定从现在起，做‘知己’的工夫，特别是对于我们人民不太注意的东北、西北问题、西陲问题等，加以研究。”这是后来他去西南、西北考察，写下著名通讯的思想萌芽。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范长江又陷入迷茫：“中国出路何在？又在我思想中成为问题了。”为抗议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他离校去北平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想“利用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北平图书馆，研究中国的出路问题”。在北大期间，他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并时刻关注抗日形势的发展。他经常思考：如何用正确的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一次上课时，他向教授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得到的回答是：这不是哲学的事，哲学主要是为了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这位教授的回答无法让范长江信服，他决定走出书斋，投入到现实的抗战中去，先后参与了热河战役慰问活动、前线视察团、绥远社会考察、张家口群众抗日集会。

    1935年，随着华北危机不断升级，范长江认为：“抗战的大后方一定在中国的西部（西北和西南），而这是中国最落后的地方，应该有些人去考察，发表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促进这些地方的改革。”他还强调，国内民族问题、统一之国家途径问题、社会各阶级利益之调整问题，“是我认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最基本最起码要解决的项目”。

    注重调查研究

    注重实地考察、将调查研究与做学问相结合是范长江的治学门径。记者采访就是调查研究活动，他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在调查研究中秉持求真实、寻真理的治学作风。

    1935年7月，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正式开始了西北考察的壮举。这次旅行采访，历时10个月，历经无数艰险坎坷，先后抵达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西南和西北地区，走遍大半个中国。他每天最少要走40里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乘羊皮筏子、过雪山冰滩，时常是在“马不能行”、尽是悬崖峭壁的路上艰难前行。他坚持与工友店员、商人小贩广泛交往，促膝交谈，真正掌握全面、真实、生动的西北第一手材料。他随身携带《读史方舆纪要》以时时查阅史地常识。范长江说，“这是带有史料性的，我们的态度要注重严肃，要慎重下笔，要严守是非曲直的标准”。

    为了获取事实真相，范长江从不惧怕危险。在当时紧张的社会氛围下，他在西北采访的笔触中却真实、客观记载和分析了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等红军将领的军政才能和红军的情况。西安事变爆发后，当时正在绥远前线采访的他预感到中国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为弄清西安事变的真相，他毅然涉险前往采访。随后延安之行，他还采访了朱德、廖承志等人，并与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这使他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等诸多问题，思想产生了巨大变化。他了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并认为这就是真正的救国良策，便于《动荡中之西北大局》《陕北之行》中昭示全国读者。

    坚持终身学习

    范长江说，穷毕生精力研究的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各种问题。这是他潜心新闻理论研究给出的答案。

    1939年，范长江入党后，广泛阅读了《实践论》《论持久战》《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对新闻事业的研究进入理论化阶段。1946年，他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发表讲话《论人民的报纸》，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阐述了党报与人民报纸的统一、言论自由、报纸的内容、新的文风、报纸大众化问题等九大基本问题，主张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同时，他还提出，有利于人民的，才是新闻；不利于人民的，不是新闻。人民的报纸要绝对真实，不能说假话。

    “新闻”是新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性概念。1961年，他在论文《记者工作随想》中从新闻本源角度明确提出“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的事实”。这一定义将“群众”作为判断新闻的标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研究者的治学品质。他主张记者要学习和研究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他认为，群众是源泉，“基础在群众，前途也在群众”，记者不仅要坚持学习，“应该学习和研究群众中提出来的各种重要问题，也就是报道什么学什么”；而且记者应该在工作中学习，要坚持终身学习，“学问没有边，要不断地学，也只能不断地学，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实际工作和实际需要出发，慢慢积累，知识自然多起来了，也专了，也博了。因为学习是长期的事，因此要持之以恒，要抓得紧，不然一下子就晃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