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90周年。近年来学界从大历史观着眼更为关注遵义会议的意义、地位以及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等中观或宏观领域，对一些专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遵义会议的内涵界定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遵义会议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广义遵义会议的基本内涵，就是以狭义遵义会议为中心，涵盖之前和之后若干会议的系列会议的统称。但具体包含哪些会议，学界又形成了1＋4、1＋5、1＋6、1＋7等四种不同的观点。其中“1”就是指一个中心，也就是狭义的遵义会议。

    “1＋4系列会议”说的主流观点认为，以1935年1月会议为标志，加上之前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之后的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一起构成大遵义会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广义的遵义会议应该包括1934年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会议、12月18日召开的黎平会议、1935年1月1日召开的猴场会议、1月15日召开的遵义会议和2月5日召开的扎西会议”。

    “1＋5系列会议”说的主流观点认为，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瓦窑堡会议是“遵义会议的最后完成”。另一种意见认为，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酝酿准备之会议”，遵义会议是“转折之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是“完善贯彻执行之会议”。

    “1＋6系列会议”说的主流观点认为，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的系列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是“对巩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发挥重要作用的系列会议”。也有学者认为，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可视为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

    “1＋7系列会议”说的主流观点认为，广义遵义会议、大遵义会议就应该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鸡鸣三省”常委会、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以及1943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的3次会议是“发展过程中的会议”，之后的4次会议是“完善过程的会议”。也有学者认为，构成广义遵义会议系列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应该是泸定会议。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形成

    学界对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有颇多分歧，形成了“确立说”“重新确立说”“实际上确立说”“没有确立说”等几种观点。不同观点的背后，其实是研究方法和评判标准的差异。

    一些学者认为，分析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关键在于究竟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还是从实质上看问题。如果仅从形式上来看，遵义会议只是增补了毛泽东为五个常委之一，并且五个常委的职责还没有明确分工，因此谈不上确立了毛泽东领导地位，但从实质上看，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得到了肯定，也就意味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事实上得到了认可。因此，遵义会议时期虽然毛泽东不是党中央的“一把手”，但实际上却成了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学者指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一个历史常识，毋庸置疑，质疑这一观点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

    一些学者提出，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这一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如在确立时间上，形成了遵义会议说、苟坝会议说、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说、红军长征胜利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说、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说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以上几种观点的论据都不充分，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确立过程的起点，最终确立的标志是党的“七大”。也有学者认为，自遵义会议起包括会后不长的一段时间，经过五次职务调整，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算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还有学者认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权，不只是因为他成为党、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成员，更主要的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正确路线和方针“重新为党中央所接受，成为指引红军转危为安的行动指南”。

    重要人物的历史贡献

    与遵义会议相关的历史人物研究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话题。

    学者们普遍认为，遵义会议能在实际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作为当时掌管中央和红军最高权力的“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绕道贵州去湘西的策略，“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队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主持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放弃湘西去黔北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正确主张，并不惜为此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周恩来是遵义会议的具体组织者，在会上主动承担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相应责任，对毛泽东的发言予以支持。正是因为他举重若轻的高超智慧、虚怀若谷的认错态度和开诚布公的宝贵建议，使各项议题得以顺利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起了决定性作用。

    张闻天是把毛泽东重新推上核心决策层的两个关键人物之一，在促成核心领导层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功不可没。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湘江战役失败后，有力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遵义会议上，第一个站出来做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为正确路线得到与会同志的肯定和支持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遵义会议后，他履职尽责，及时起草并传达《遵义会议决议》，为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和全党全军战略转变作出了积极贡献。

    王稼祥在红军长征途中与毛泽东、张闻天关系密切，共同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他与张闻天“橘林密谈”，共商毛泽东出山计划，并主动寻求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杨尚昆等的支持。他是遵义会议的策划者和倡导者，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因此，学者们认为：“正是由于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也正是由于他在遵义会议上投出了关键一票，才使遵义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陈云是参加遵义会议的4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学者们认为陈云对于遵义会议的贡献主要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对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的积极作用；二是对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以及向共产国际的汇报；三是对一些历史“谜团”的澄清；四是对遵义会议的亲笔回忆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朱德、邓小平、刘少奇、博古等与遵义会议召开的关系亦有学者论及。

    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胡绳是较早提出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的学者。他指出，遵义会议使中国共产党“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走自己的路”，从而“真正弄清楚了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一些学者认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征程的重要历史节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翻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基本品质。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是遵义会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论域的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遵义会议为毛泽东思想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遵义会议精神历史地呈现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历程。还有学者认为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不到四年的时间，正是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毛泽东思想趋向成熟。所以，遵义会议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与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是学界讨论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的立足点。有学者认为，遵义会议既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史转折点。还有学者提出，遵义会议之所以是转折点，因为从此以后，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改变了、党的发展局面改变了。

    关于遵义会议作为历史转折点的具体表现：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遵义会议直接解决的是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但也有论者持不同观点，认为王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具有惯性的延续作用，靠三天的遵义会议很难清除。关于遵义会议与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遵义会议并未解决当时的政治路线问题。但也有少数学者提出，遵义会议实际上结束了“左”倾政治路线对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因此，遵义会议也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实质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