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的发生发展都要符合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性，否则，就必然会走向它的反面。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也不例外，由于党内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者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认识不到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因而将革命引入了歧途。九十年前，我们党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就是党成立后经过了十四年的艰辛探索，在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深刻认识到了左、右顷机会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而给党和红军带来的严重危害之后，才终于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找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适合党和红军实际及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真理的结果。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教条主义者在军事、组织上的错误，终止了左倾错误路线，改换了中央领导，毛泽东入围了中央政治局，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有毛泽东参与领导党和红军的最高决策领导层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人真正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遵义会议无疑是党成立以来的一次生死攸关且极为重要的会议。没有遵义会议，让脱离了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路线错误继续发展而得不到纠正，仍将能结合红军实际且有与敌人丰富斗争经验的毛泽东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中国革命有可能就此止步，党的历史就可能被改写，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此时的党中央和只有三万人马的中央红军不仅已筋疲力尽，还被敌人的近四十万大军，像铁桶一般被压缩包围在了只有几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带，随时都面临着被消灭的危险。

    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一支被敌人困住了手脚行动受限又束手无策的军队，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敌人消灭。面对及其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逃生，无疑成了党和红军最迫切的任务。

    左倾教条主义者刚愎自用排斥毛泽东铸下的大错，不仅使全军上下士气低落，希望渺茫，沉浸在弥漫着消极悲观的情绪之中，也让毛泽东等人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忧心忡忡。还在红军通道转兵的行军途中，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就在担架上提出要纠正错误指挥的问题，他们是最早提出召开遵义会议的人。

    随着党内大多数同志的不断觉醒，并逐渐看清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面目后，对其瞎指挥的容忍度也已达到了即将爆发的临界点，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曾怒斥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痛”，红军总司令朱德掷地有声的“再这样下去，我们就不能跟着走了”的呼声，更是说出了全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党内大多数同志要求改变错误领导，广大红军指战员强烈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和领导红军的呼声更是不断地高涨，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左倾教条主义者也感觉到他们的领导即将走到了尽头，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顺应党心军意，同意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的下一步行动。

    会议集中批判了左倾错误军事指挥给红军造成的危害，在统一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思想之后，经过党内的民主选举，推举了张闻天(洛甫)代替博古成为党的总负责人，解除了洋顾问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取消了三人团，将红军的指挥权重新交给了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并指定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能够入围政治局成为常委，进入了最高决策层，使得他第一次在党内、军内拥有了发言权，并且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对红军的指挥了，这与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力挺是分不开的。作为总负责人的张闻天，对党忠诚，作风民主，不争权争利，他以自己在共产国际和党内的影响力，发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以“谁有真理就跟谁走”的信念，全力促成毛泽东入围政治局，甘愿为毛泽东施展他的领导指挥才能撑起了一片蓝天。周恩来虽然也是老三人团的成员，他对博古、李德排斥毛泽东的作法非常不满，但为了党和红军，周恩来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大多数人的一面，同意召开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教训。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周恩来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那样：没有周恩来的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遵义会议之后的党中央，形成了事实上的以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三人组成的一个新的领导集体格局。党内迈出的这一小步，实乃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一大步。这一步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未来。

    遵义会议的意义和看点是毛泽东入围政治局成为了常委，如果没有这关键的一步，遵义会议再怎么开都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意义，即便是在人事上作了相应的调整，那也不过是留苏派之间的击鼓传花而已。被赶下台的及一些不服气的人由于他们唯共产国际的马首是瞻，不相信没有吃过样面包的人手里有马列主义，所以他们把眼睛盯上了毛泽东，他们要看一看中央会对毛泽东做一个怎样的安排，会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尽管这些人极力排斥毛泽东，但他们深知毛泽东的领导指挥才能，如果中央让毛泽东作了红军的统帅，必能带领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那不就更加证明了他们既无能又没有面子，更让他们无地自容了吗。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面子，而不是党和红军的命运，他们打心眼里不希望中央将红军的指挥权交给毛泽东。

    长征以来，李德、博古独断专行包办一切的恶劣作风，不仅造成了红军的极大损失，也破坏了红军的指挥系统，干扰了下级指挥员主观能动性作用的发挥，为了防止和避免重犯此类错误，不使指挥权过于集中或个人权利过大，消除三人团的影响，中央决定对红军的作战指挥交由集体讨论来决定，同时，鉴于少数人的思想一时仍转不过弯的情况，尤其是那些吃过样面包的人仍然不服气，甚至还扬言要走着瞧，这就使得党中央对常委的分工不得不慎重考虑，要给失去权利的人一个在思想上逐步认识接受的过程，如果弯子转的太急，反而欲速则不达。为了稳定党内的情绪，使权利交接能够顺利过渡，会上就没有给毛泽东以明确的分工，但由于当务之急是军事，所以会后中央常委在分工时，才明确了“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协助周恩来领导指挥红军。

    周恩来最了解毛泽东，对毛泽东早年创建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人民军队政治建军原则，都非常赞同和认可，尤其是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取得了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而周恩来又以毛泽东前三次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更让他坚信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因而在之后的工作中，周恩来便有意识地把自己放在了尊重和服从的位置，全力支持和促成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形成，对毛泽东领导才能的发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教条主义者则不同，博古曾对张闻天讲：中国的事情还得靠我们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人。毛泽东之所以长期被拒之中央领导层之外，就是因为他没有留过洋，不仅常被吃过样面包的人嗤笑和看不起，还处处受到排挤打压的结果，这也就是我们的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根本所在。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些吃过样面包的人能豁达大度，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实事求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让毛泽东入围中央领导层来领导指挥红军，那敌人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就会被打破，就不会有之后红军的长征，中国革命就必是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我们不能假设。

    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只有用这支箭去射中国这个靶，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中的确走了不少的弯路。除了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危害之外，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更是近乎葬送了中国革命。自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就开始了在全党的统治，他们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吓唬人，不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生搬硬套苏联革命的作法，以为复制了苏联的经验，中国革命就能成功。为此，他们让吃过“洋面包”的人掌握了党中央及各根据地的领导权，以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排斥打击毛泽东等没有留过洋的人，从而拉开了导致党和红军失败的序幕。左倾路线在党内四年的统治，使革命力量几乎损失殆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失败，在党和红军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召开的一次特殊会议，是敢于破除迷信打破精神枷锁的一次自我革命，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没有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就变更了主要领导人的会议，由于它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使党和红军获得了新生，尤其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才终于使中国革命走出了低谷。

    遵义会议能够让毛泽东从台后走到了台前，实乃中国革命之大幸和必然，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日臻成熟，能够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开始。中国革命能够成功还走到今天，应该归功于遵义会议，如果我们把遵义会议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来看时，就会清晰地看到毛泽东开始执掌党和红军无疑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必将被定格在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史册之中。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便轻装上阵，机动灵活，开始了跳出敌人包围圈的军事行动。19日，红军分三路从桐梓、松坎、遵义地区向川南开进。蒋介石判断红军可能要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刘湘集中兵力在赤水、叙永、古蔺地区堵击，又令薛岳和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28日，红军在青杠坡发起了对敌人的攻击，由于情报有误，战斗失利，部队随之撤出战斗，根据掌握的情况，中革军委便决定迅速渡过赤水河西进，从此便拉开了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的大幕。29日凌晨，红军除一小部分阻击川军外，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区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寻机北渡长江。蒋介石随之下令追剿红军。2月3日晚，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当前之敌，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5日，当中央随军行进到了云贵川交界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时，中央政治局在此开会，讨论落实遵义会议的有关事项，及红军下一步的行动问题。由于张闻天要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此时博古才将装有中央文件的皮包交给了张闻天(洛甫)。关于红军的行动问题，根据当前的敌情，中革军委认为，如果渡江不可能，则留在川、滇边界进行战斗与创建新苏区。2月18至21日，中央红军有古蔺县的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国民党驻川、黔各部慌忙调兵阻击，并企图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之后几天，中央红军经过五日的连续激战，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敌军三千人，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28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过娄山关时，写下了《忆秦娥 • 娄山关》词。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尽管这一命令给了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最后决断权，但由于每次作战都要大民主来集体讨论，由于战事变化，战机稍纵即逝，这一命令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

    关于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1942年11月21、23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说：十年内战时期，有马列主义对非马列主义的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是比较正确的，但党内还有很大的缺点，党内产生了一种自由主义坏倾向。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关系问题上，主要偏向是过火斗争，遵义会议以后，党内的主要偏向是自由主义，而不是过火的斗争。

    红军取得了胜利之后，一些人的头脑便开始发热。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给军委发电，要求红军攻打打鼓新场。为此，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决定通过开会进行讨论，于是，中央政治局便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会议在要不要攻打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20多位与会者一边倒认为应该打，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前敌司令员朱德和政委毛泽东也发生了严重分歧。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毛泽东以去掉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据理力争，随之退出了会场，他的退出仍然没有能够阻止这一作战计划的通过。在遵义会议上曾激烈反对毛泽东的凯丰，此时视乎来了底气，他冲着毛泽东离去的背影说：“不要总以为你老毛正确。你这是什么态度，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会议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了攻打计划，并做出了取消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的一幕又一次重现了。为了党和红军，为了对中国革命负责，毛泽东不计较个人的荣辱，由于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人，他的决定一言九鼎，当夜毛泽东便提着马灯到周恩来的住处说明不应打的理由，建议他不发或缓发作战命令。果然在当夜，情报部门就陆续送来了敌人正在向打鼓新场调动的情报，打鼓新场就是一个敌人给红军预设好的陷阱，正在张网以待等着红军进入。周恩来果断决定，11日晨再次召开中央及各军团负责人会议，说明敌情，让毛泽东在会上给与会者讲清不打打鼓新场的道理，与会者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了原有的攻打计划。随后，中革军委即向红一、红三军团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